班彪《北征赋》的空间维度论析
邢培顺摘要：?班彪的《北征赋》以空间为线索，以流亡途中的所见所感为媒介，尽情抒发了自己国破家亡、流离转徙的痛苦和漂泊无依的感伤，深刻地反映了人生命运的不由自主和变幻无常。在抒情过程中，作者的空间意识对作品的抒情方式、情感色彩及文本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班彪;《北征赋》;空间意识;空间维度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5-0064-06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1]其中的“述行”是古代辞赋的一个大类，它反映的是古代文人的旅途经历和情感状态。这类辞赋始于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班昭继作，此后作者继踵，渐成辞赋的一大体类。班彪的《北征赋》是述行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以空间为线索，以征行途中的所见所感为媒介，抒发了自己国破家亡、流离转徙的痛苦和漂泊无依的感伤之情，使人深刻地感悟到人生命运的不由自主和变幻无常。在抒情过程中，作者的空间意识对作品的抒情方式、情感色彩及文本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空间维度解读《北征赋》，可为该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弥补传统研究只注重历史事件的不足。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一个跟随强烈激情波动的读者可能会惊讶于宇宙空间性所造成的这一中断。他只用线性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沿着人间事件的线索阅读。在他看来，事件不需要图画。然而，线性的阅读从我们身上剥夺了多少梦想。”[2]207若我们只注重历史事件本身对作者的影响，而忽视了事件的空间维度和作者的空间意识在抒发情感和文本结构方面的作用，就很难对作品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研究。
一、存在空间：长都（旧室）
《文选》卷九《北征赋》下李善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3]425他认为该赋创作于安定。考察作品的内容，其说可从。《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4]班彪为扶风人，扶风为“三辅”之一，“三辅大乱”是促使班彪“北征”的直接原因，也是他创作该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三辅大乱”从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到成为促使主人公北征的直接原因，再到构成作品的关键要素，其形态和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原生事件，为人们所认识并被赋予丰富的社会意义，进而被写入作品，成为作者抒发主观情感的媒介。从叙事学的角度说，“所谓原生事件，就是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原原本本发生的事件。但事实上，原生事件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事件一经发生，必须被感知到，才能进入人的意识，从而为人所认识、记忆和叙述。没有进入人的意识的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而进入了人的意识并被人所记忆和叙述的事件，就已经不是原生事件了”[5]34。的确，任何事件一旦被人们认识和反映，就具有了选择性和价值取向，就不再是原生事件，而是意识事件了。
“所谓意识事件，是指在叙事行为即将开始之际出现在叙述者意识中的事件。从接触渠道来说，意识事件可以来自叙述者在当下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可以来自朋友或同事之间的闲聊。”[5]34亲身经历、他人转述和想象虚构等意识事件的来源不同，其基本性质和主观色彩也有很大不同。
“三辅大乱”也是如此：这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一旦被载入历史典籍，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它不仅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此后一系列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起因，更是直接影响了作者命运的转变。
班彪亲身经历了长安（长都）的战乱，这场战乱不仅使大汉王朝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昔日繁华的帝都残破混乱，作者的家园也被毁灭了，使他无法存身，不得不避难他乡。班彪在文中说：“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3]426此时事件已经从原生事件变成了文本事件，“也就是被作家们书写出来，而进入到了叙事文本中的事件”[5]34。由于事件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它不仅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包孕着感情生发的无限可能性。
在作者的心里，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影像，即“旧室”，也就是作者的家园，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亲人聚居、本根所系的地方。龙迪勇说：“ ‘存在空间是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它具有认知的功能;而且，‘存在空间是我们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空间。‘故乡（尤其是家）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空间，它往往承载着我们最初的重要记忆，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们总是以这一‘存在空间作为参照系去体验世间的万事万物。”[5]345对于班彪来说，长安就是他的“存在空间”，是班氏几代人曾经很荣耀地生活的地方。
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试想我们能够来到世界上一个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命名的地方，我们第一次看到它，并且在这个无名的、未知的地方，我们能够长大、來回走动，直至我们知道它的名字，怀着爱念叨它，把它叫做家园，在那里扎下根，在那里收藏爱，乃至每一次说起它的时候，都是以情人絮语的方式，用寄托着乡愁的歌，用充满着欲望的诗。”[2]72长安不仅曾经是作者温暖的家，而且承载着班氏家族物质和精神的世代积累，以及政治地位上的无上荣耀。班氏本为西北楼烦一带的豪富之家，至班彪祖父班况“举孝廉为郎”，“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资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一方面贵为外戚，一方面才德出众，班彪之父兄弟三人都受到汉成帝的宠信，大伯父班伯被“拜为中常侍”，因年轻有为，德行高尚，得到成帝的亲近和信重，屡受褒赏。二伯父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其父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可见班氏在成帝时期家世十分煊赫，当时的谷永曾说：“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尚矣。”[6]4198-4205班氏本是豪富之家，又有皇帝所赐的“秘书之副”，班彪之姑母为汉成帝婕妤，班氏属于拥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外戚，“家园”在班彪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出它作为 “生存空间” 的意义，变成了某种价值和信念，所以当他被迫离开故园长安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极为复杂的感情：“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3]426
《后汉书》说班彪“北征”，“年二十余”，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将其定为二十三岁，则班彪这次逃难很有可能带着家眷，他们离开长安，经过瓠谷，到达长安西北的云阳，这里接近“三辅”西北边境，再往前走就要进入凉州地界了，所以班彪不由得回过头来遥望故园，可惜“旧室”已经看不到了，只看到长安城内高高的通天台。此时长安在班彪心目中，不仅仅是“旧室”，也是曾经十分强大繁荣的大汉帝国的都城，所以他称之为“长都”。加斯东·巴什拉说：“既然家宅是一种活生生的价值，它就应该包容非现实性。所有的价值都应该震荡起来。不震荡的价值是死的价值。”[2]73-74长安既是班彪的“旧室”，又是大汉帝国的都城，所以班彪此时的感情应是家、国杂糅的感情，内心体验的是国破家亡的悲伤和痛苦，这必然会引起他痛苦的思考：一度强盛的帝国何以如此破败混乱？人的命运何以如此变幻莫测？这种由“旧室”“帝都”产生的空间意识决定了此后作者情感的产生、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正因为人类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家乡的某些地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家乡就储存着全部的往事、积淀着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的时间，因而家乡就是全部的世界，至于其他地方，那只是外在于自己的、‘陌生的东西;只有和‘家乡这一魂牵梦萦的空间联系起来，其他的地方才能被赋予意义，因而也才有存在的价值。”[5]346作者此后旅途中的感物与伤怀，都是基于这种家国情怀和命运感慨;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诸种感情的抒发，都是基于对“存在空间”的深切体验。
二、场所：疏散情绪的开放空间
班彪离开“三辅”后所经的第一个场所便是“郇邠之邑乡”，此处之所以用“场所”而不用“地方”之类的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更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而是一个历史与空间的结合体。“只有当某一个空间和具体的人物、事件以及时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场所，而此一场所则构成了一个‘叙事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看来，场所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场所也收集事件、经历、历史甚至语言和思维，事件存在于一个场所，就等于存在于一个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之中。当然，从本义来讲，场所就是各种事件发生于其中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空间）;但从引申义讲，场所则可指代容纳某类主题的话语或思想于其中的框架性的‘容器。场所往往凝聚着某一社群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它们在情感上总是起着统合和聚集的作用。”[5]60郇邠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华夏民族很早就在这里开拓、建设、奋斗、抗争，这里有十分丰厚的文化积累，班彪所看到的，可能也是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齐的田垄，规整洁净的房舍、街巷，庄严肃穆的社稷坛宇、先祖宗祠，勤劳忙碌的男男女女，含饴弄孙的老者，骑着竹马、唱着歌谣的孩童，等等。这些景观激发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彪的历史记忆。心理学研究认为，鲜明生动的具体形象更能刺激人们久远的记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直接诉诸视觉的空间性存在物具备形象、具体和鲜活的特点，其触发史学家叙事动机的效果往往来得比文献强烈，因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观看比阅读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历史”[5]363。立于“郇邠之邑乡”
，班彪的脑海中可能浮现出许多历史画面，但最能拨动他心弦、引发他感慨的当是公刘率领周部族在这里开拓、经营，创造安定、幸福生活的情景。《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7]在《诗经》中有专门颂扬公刘的诗篇《大雅·公刘》。公刘的仁政与周人的安定幸福生活，是当下最能触动作者心灵的因素，所以他在赋中说：“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3]426
“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生命可以终止，事件可以完结，时间可以流逝，但只要历史发生的场所还在，只要储藏记忆的空间还在，我们就能唤起对往昔的鲜活的感觉。”[5]384处在具体的“场所”中，在作者的审美观照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变成了鲜活的形象，形象超越了历史事实，具有了审美价值，作者以此为尺度衡量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周人是多么幸运，他们遇上了一个仁德的君主，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自己是多么不幸，遭遇这样的乱世，不得不背井离乡，忍受种种磨难。李善在“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下注释说：“故时会者，言此乃时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倾覆，非天命无常也。时，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时会之变化，岂天之命无常乎？”[3]426-427深得作者本意。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也显示了比较高超的历史见解以及基于这种见解所作的对于现实的观照。“通常情况下，事实不能解释价值。在诗歌想象力的作品中，价值具有这样一种新颖的特性，它使一切属于过去的东西相形之下都变得缺乏活力。一切记忆都是用来重新想象的。我们的记忆中有一些微缩胶片，它们只有接受了想象力的强烈光线才能被阅读。”[2]224一切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亦或是建筑遗存，只有通过人物主体的想象和体验才能鲜活起来，才能显示出它们的价值，而它们的价值正是人物主体在历史反思和生命体验中所获得的启示。
菲利普·埃辛顿认为：“‘场所以种种方式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它们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它们只能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以发现、阐释和思考。‘场所不是自由漂浮的能指。”[8]250场所“呈现过去的历史也呈现了人类活动的地方（场所topoi）。历史描述的并不是一种作为陈词滥调的‘穿越时间之变化，而是一种经由空间的变迁”[8]241。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事件的意义只有放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到全面的認识。每个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不断得到叠加;每一个地点，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不断地有新的事件发生，它恰似一个储存宝藏的洞窟，里面盛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因此，每当人物主体面对一个“场所”的时候，他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历史体验和人生感悟。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体验和感悟也是与他当下的生命境遇相适应的。
离开“郇邠之邑乡”，班彪依次经过了义渠、泥阳、彭阳、安定长城、朝那，作者通过对这六个不同“场所”的体验，抒发了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都与“国破家亡”、动荡流离的当下心境相契合。班彪所经“场所”见表1。
在这里，作者的思维类似于“意识流”。“‘意识固然是一种时间意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意识;而且，任何意识的流动都少不了某种空间性的物件作为其出发点，这种空间性的物件可以是一幢房子、一级台阶、一个茶杯，甚至可以缩小为墙上的一个斑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作为意识流动出发点的空间性物件，其实正是触动‘无意识记忆的按钮——让一些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事件不断地、‘共时地涌向意识。”[5]127作者经过六个“场所”的所见，正是作者叙事抒情的支点，班彪通过这些空间性物件抒发了不同的感情。关于空间（地方）与历史感情之间的关系，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曾经这样写道：“地方是有名有姓、可以考证、实实在在、准确无误、要求极高，因而可以信赖的集中一切感受的地点。地方同感情紧密相连，感情又同地方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上的地方总代表着一定的感情，而对历史的感情又总是和地方联系在一起。”[9]这些场所凝聚了历史，储存了丰厚的人类文化记忆，一旦有外界的刺激，这些沉睡的历史画面立即就会在人们的大脑中复活，正如米勒所说：“通过盘根错节的根系，历史被固定在土地和文化中，在‘神经原里仿佛被触觉连接到‘链和‘弧上，深深地进入人们的记忆。不过这需要脉动来产生刺激，形成联系并点燃火花。当一个人进入了童年时代的教堂，拿起一位已故朋友的礼物，或者聆听一首被遗忘了的曲子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发生。”[10]
这六个“场所”中刺激班彪记忆的因素各不相同，有的是文物古迹，有的是废墟，有的是古人用过的小物件，有的是风土民情，所忆事件的时代也各不相同，因而其含蕴和情感色彩也不相同。如他经过泥阳时，看到破败的班氏祖庙，想到了自己祖上的辉煌，不由悲叹自己的悲惨遭遇：“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樛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李善注：“《汉书》，北地郡有泥阳县。《汉书》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3]（427《汉书·叙传》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6]4197-4198班彪的祖上曾称雄于西北楼烦一带，虽无官职，但却有钱有势，威风八面，受到当地百姓的敬畏以至于景仰。反观自己，不仅未能将祖上的事业发扬光大，反而流离他乡，居无定所，这使班彪深感惭愧，不由得感伤。
在上述因素当中，文物古迹最能引发人们的历史记忆，因为有些文物古迹本身就有文字记载或指示性内容，正如麦里克·加苏邦所说：“古文物研究者只要看到古玩就会为之着迷，倒不是喜欢它基本的造型或材质（尽管古玩的这两方面常常是出类拔萃的），而是因这些古代幸存下来的证据在他们脑中形象地再现了久远的历史，往昔岁月仿佛这古玩般重现于眼前。”[11]废墟虽然残缺，但正因为这种残缺，才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遐想和感慨，“废墟是过去的痕迹、往昔的印记，所以往往容易引发思古之幽情，并激起历史叙事的冲动”[5]364。这是因为“废墟之类的东西对史学家叙事动机的触发，与其说是认知，不如说是感情——一种深邃的探究往昔的历史情感，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废墟所唤起的情感比起它包含的意义也许更能打动人心。是的，情感往往是一种比理智更为强大的力量，当史学家的历史情感被强烈的激发出来的时候，一般而言，那就非得通过书写一部史书才能得到尽情的抒发了”[5]366。作为史学家的班彪，经过这片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面对一个个历史丰厚的场所，适当其处于国破家亡、飘泊无依的情景下，怎能不感慨万千？于是，他用比史书更便于抒情的辞赋来表达了这种浓烈的情感。
一个场所，一个地名，积累了层层的文化记忆，许多历史事件容纳在地名里，丰富了它的内涵，人们温习历史，也不断地熟悉这个地名，事件与地名形成固定的联系，此后人们一旦提起这个地名，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于是，一个抽象的、脱离了具体空间的概念——地名，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唤起过去、积淀记忆、储藏历史的魔力：‘传说中和固定地点相连的地名——它们保证历史关系的结合力——在唤起记忆方面无论如何都有不容变更的意义。仅仅称呼一下这些名字，就可以唤起过去。”[5]391
三、时空拓扑：外在空间到心理空间
从长安到安定郡治高平，班彪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苦行程，这首先体现为一个时间过程，班彪企图通过这个过程平复汹涌澎湃的感情、消释难以言状的焦虑，然而他所体验的却是一个个空间，郇邠、义渠、泥阳、彭阳、安定、朝那，正像时间之流上的一个个洞窟，它们既是空间，又是时间的凝聚，班彪就在这时空的变幻交汇中印证了现实、认识了自己。加斯东·巴什拉说：“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出发寻找逝去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悬置时间的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作用。”[2]8班彪在这一个个“小洞”里，运用自己的想象，重构了历史事件，再现了远逝的形象，并且赋予它们恒久的价值，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是凭借时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2]9
不过，被班彪写入文本中的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早已不是原生事件，而是已经变为价值的载体，它们作为价值印证了现实，舒缓了作者的焦虑情绪，“我们自问道：以前存在的东西是否存在过？事实是否确曾有过记忆赋予它们的价值？久远的记忆只有通過赋予它们价值，赋予它们幸福的光晕，才能够被忆起。一旦抹去价值，事实也就不复存在”[2]72。事实上，作者对历史的回忆，也只是选择那些契合当前情景及作者经历感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就是作者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其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则较少进入作者的体验范围，因为相对于作者当下的心境和精神体验来说，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高平是安定郡的郡治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安已经很远，班彪历尽艰辛到达高平，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所以他到高平以后，才有心思登高望远，借景抒怀：
阝?齐?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3]429-430
眼前这片正处深秋之时的边远荒凉之地，也成了作者的伤心之域，这里的山谷、旷野、飘风、谷水、云雾、积雪、翔雁、鹍鸡等意象营造了一种萧肃之境，作者触景伤怀、悯时伤世、烦乱飘零之情由景而生。
加斯东·巴什拉说：“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2]序此时作者的内心中不仅仅是眼前的场景，而是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三辅”的大乱，逃难的过程，众多令他难以忘怀的场景。这里又出现了“家”和“故乡”的意象，“家宅形象的高度被折叠在固定的再现中。当诗人将它展开并延展时，它就从纯粹的现象学角度呈现出来。在一个通常‘休息着的形象中，意识‘提升了。形象不再是描述性的，而绝对是启示性的”[2]66。也就是说，此时在作者的脑海中形成了所谓的“时空拓扑”。作者“在体验景观时，随着‘步移景异，美感经验在‘持存中持续，由点成线与景观环境产生交流，得到景观的整体体验。这种整体的体验，是不同景观感受的综合，是人与不同空间形态结合的‘情境得以持续而产生的‘情境流。这种内在时间的体验获得的‘情境流体现在空间组合上，可称之为‘时空拓扑”[12]。离开故乡逃难的艰难过程，一个个让班彪感慨万端的空间场所，都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使他由困惑迷惘走向清醒，从激愤悲慨归于平静，他最终领悟到这是“时运之所为”，个人在这种情景之下只能顺遂时变，根本无力改变什么，“永伊郁其谁诉”。加斯东·巴什拉精辟地指出：“空间性通常被认为有可能化解不安情绪，并在一个无处容纳冲突的空间中使精神回到不动心的状态。”[2]283于是在作者内心里形成了一个平静明朗的空间，文中最后说：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3]430
这是作者经历曲折遭遇、痛苦的思考后达到的心灵境界，“没有这些‘对象以及其他一些被同样赋予价值的对象，我们的内心生活就会缺少内心空间的原型。它们是混合的对象，是客体-主体。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为了我们，它们也具有了内心空间”[2]99。作者经过多次烦郁沉痛的空间体验，外在空间终于凭借它强大的扩张力而进入作者的心灵，形成心理空间，至此，作者也完成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人生命运的体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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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1]其中的“述行”是古代辞赋的一个大类，它反映的是古代文人的旅途经历和情感状态。这类辞赋始于刘歆的《遂初赋》，班彪、班昭继作，此后作者继踵，渐成辞赋的一大体类。班彪的《北征赋》是述行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以空间为线索，以征行途中的所见所感为媒介，抒发了自己国破家亡、流离转徙的痛苦和漂泊无依的感伤之情，使人深刻地感悟到人生命运的不由自主和变幻无常。在抒情过程中，作者的空间意识对作品的抒情方式、情感色彩及文本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空间维度解读《北征赋》，可为该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弥补传统研究只注重历史事件的不足。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一个跟随强烈激情波动的读者可能会惊讶于宇宙空间性所造成的这一中断。他只用线性的方式来阅读书籍，沿着人间事件的线索阅读。在他看来，事件不需要图画。然而，线性的阅读从我们身上剥夺了多少梦想。”[2]207若我们只注重历史事件本身对作者的影响，而忽视了事件的空间维度和作者的空间意识在抒发情感和文本结构方面的作用，就很难对作品有更加深入和充分的研究。
一、存在空间：长都（旧室）
《文选》卷九《北征赋》下李善注：“《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也。”[3]425他认为该赋创作于安定。考察作品的内容，其说可从。《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4]班彪为扶风人，扶风为“三辅”之一，“三辅大乱”是促使班彪“北征”的直接原因，也是他创作该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理所当然地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三辅大乱”从一个纯粹的历史事件，到成为促使主人公北征的直接原因，再到构成作品的关键要素，其形态和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原生事件，为人们所认识并被赋予丰富的社会意义，进而被写入作品，成为作者抒发主观情感的媒介。从叙事学的角度说，“所谓原生事件，就是在生活中实实在在、原原本本发生的事件。但事实上，原生事件只在理论上存在，因为事件一经发生，必须被感知到，才能进入人的意识，从而为人所认识、记忆和叙述。没有进入人的意识的事件是毫无意义的，而进入了人的意识并被人所记忆和叙述的事件，就已经不是原生事件了”[5]34。的确，任何事件一旦被人们认识和反映，就具有了选择性和价值取向，就不再是原生事件，而是意识事件了。
“所谓意识事件，是指在叙事行为即将开始之际出现在叙述者意识中的事件。从接触渠道来说，意识事件可以来自叙述者在当下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可以来自朋友或同事之间的闲聊。”[5]34亲身经历、他人转述和想象虚构等意识事件的来源不同，其基本性质和主观色彩也有很大不同。
“三辅大乱”也是如此：这个纯粹的历史事件一旦被载入历史典籍，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事件，它不仅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此后一系列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起因，更是直接影响了作者命运的转变。
班彪亲身经历了长安（长都）的战乱，这场战乱不仅使大汉王朝经历了一场大劫难，昔日繁华的帝都残破混乱，作者的家园也被毁灭了，使他无法存身，不得不避难他乡。班彪在文中说：“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奋袂以北征兮，超绝迹而远游。”[3]426此时事件已经从原生事件变成了文本事件，“也就是被作家们书写出来，而进入到了叙事文本中的事件”[5]34。由于事件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它不仅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感情色彩，而且包孕着感情生发的无限可能性。
在作者的心里，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心理影像，即“旧室”，也就是作者的家园，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亲人聚居、本根所系的地方。龙迪勇说：“ ‘存在空间是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它具有认知的功能;而且，‘存在空间是我们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空间。‘故乡（尤其是家）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空间，它往往承载着我们最初的重要记忆，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们总是以这一‘存在空间作为参照系去体验世间的万事万物。”[5]345对于班彪来说，长安就是他的“存在空间”，是班氏几代人曾经很荣耀地生活的地方。
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试想我们能够来到世界上一个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如何命名的地方，我们第一次看到它，并且在这个无名的、未知的地方，我们能够长大、來回走动，直至我们知道它的名字，怀着爱念叨它，把它叫做家园，在那里扎下根，在那里收藏爱，乃至每一次说起它的时候，都是以情人絮语的方式，用寄托着乡愁的歌，用充满着欲望的诗。”[2]72长安不仅曾经是作者温暖的家，而且承载着班氏家族物质和精神的世代积累，以及政治地位上的无上荣耀。班氏本为西北楼烦一带的豪富之家，至班彪祖父班况“举孝廉为郎”，“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资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一方面贵为外戚，一方面才德出众，班彪之父兄弟三人都受到汉成帝的宠信，大伯父班伯被“拜为中常侍”，因年轻有为，德行高尚，得到成帝的亲近和信重，屡受褒赏。二伯父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其父班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可见班氏在成帝时期家世十分煊赫，当时的谷永曾说：“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尚矣。”[6]4198-4205班氏本是豪富之家，又有皇帝所赐的“秘书之副”，班彪之姑母为汉成帝婕妤，班氏属于拥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的外戚，“家园”在班彪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出它作为 “生存空间” 的意义，变成了某种价值和信念，所以当他被迫离开故园长安的时候，他的内心充满了极为复杂的感情：“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之崇崇。”[3]426
《后汉书》说班彪“北征”，“年二十余”，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将其定为二十三岁，则班彪这次逃难很有可能带着家眷，他们离开长安，经过瓠谷，到达长安西北的云阳，这里接近“三辅”西北边境，再往前走就要进入凉州地界了，所以班彪不由得回过头来遥望故园，可惜“旧室”已经看不到了，只看到长安城内高高的通天台。此时长安在班彪心目中，不仅仅是“旧室”，也是曾经十分强大繁荣的大汉帝国的都城，所以他称之为“长都”。加斯东·巴什拉说：“既然家宅是一种活生生的价值，它就应该包容非现实性。所有的价值都应该震荡起来。不震荡的价值是死的价值。”[2]73-74长安既是班彪的“旧室”，又是大汉帝国的都城，所以班彪此时的感情应是家、国杂糅的感情，内心体验的是国破家亡的悲伤和痛苦，这必然会引起他痛苦的思考：一度强盛的帝国何以如此破败混乱？人的命运何以如此变幻莫测？这种由“旧室”“帝都”产生的空间意识决定了此后作者情感的产生、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正因为人类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家乡的某些地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家乡就储存着全部的往事、积淀着和自己有关的所有的时间，因而家乡就是全部的世界，至于其他地方，那只是外在于自己的、‘陌生的东西;只有和‘家乡这一魂牵梦萦的空间联系起来，其他的地方才能被赋予意义，因而也才有存在的价值。”[5]346作者此后旅途中的感物与伤怀，都是基于这种家国情怀和命运感慨;对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诸种感情的抒发，都是基于对“存在空间”的深切体验。
二、场所：疏散情绪的开放空间
班彪离开“三辅”后所经的第一个场所便是“郇邠之邑乡”，此处之所以用“场所”而不用“地方”之类的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更不是一个抽象的空间，而是一个历史与空间的结合体。“只有当某一个空间和具体的人物、事件以及时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场所，而此一场所则构成了一个‘叙事空间，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空间和时间元素、人的行为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空间变成了场所，体验的多样性是叙事空间的最为重要的特征。看来，场所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地方，作为一个特殊的空间，场所也收集事件、经历、历史甚至语言和思维，事件存在于一个场所，就等于存在于一个框架性的事物综合体之中。当然，从本义来讲，场所就是各种事件发生于其中的一种特殊的地方（空间）;但从引申义讲，场所则可指代容纳某类主题的话语或思想于其中的框架性的‘容器。场所往往凝聚着某一社群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它们在情感上总是起着统合和聚集的作用。”[5]60郇邠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华夏民族很早就在这里开拓、建设、奋斗、抗争，这里有十分丰厚的文化积累，班彪所看到的，可能也是丰富多彩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整齐的田垄，规整洁净的房舍、街巷，庄严肃穆的社稷坛宇、先祖宗祠，勤劳忙碌的男男女女，含饴弄孙的老者，骑着竹马、唱着歌谣的孩童，等等。这些景观激发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彪的历史记忆。心理学研究认为，鲜明生动的具体形象更能刺激人们久远的记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直接诉诸视觉的空间性存在物具备形象、具体和鲜活的特点，其触发史学家叙事动机的效果往往来得比文献强烈，因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观看比阅读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理解历史”[5]363。立于“郇邠之邑乡”
，班彪的脑海中可能浮现出许多历史画面，但最能拨动他心弦、引发他感慨的当是公刘率领周部族在这里开拓、经营，创造安定、幸福生活的情景。《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7]在《诗经》中有专门颂扬公刘的诗篇《大雅·公刘》。公刘的仁政与周人的安定幸福生活，是当下最能触动作者心灵的因素，所以他在赋中说：“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3]426
“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因此，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生命可以终止，事件可以完结，时间可以流逝，但只要历史发生的场所还在，只要储藏记忆的空间还在，我们就能唤起对往昔的鲜活的感觉。”[5]384处在具体的“场所”中，在作者的审美观照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变成了鲜活的形象，形象超越了历史事实，具有了审美价值，作者以此为尺度衡量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周人是多么幸运，他们遇上了一个仁德的君主，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自己是多么不幸，遭遇这样的乱世，不得不背井离乡，忍受种种磨难。李善在“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下注释说：“故时会者，言此乃时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倾覆，非天命无常也。时，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时会之变化，岂天之命无常乎？”[3]426-427深得作者本意。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也显示了比较高超的历史见解以及基于这种见解所作的对于现实的观照。“通常情况下，事实不能解释价值。在诗歌想象力的作品中，价值具有这样一种新颖的特性，它使一切属于过去的东西相形之下都变得缺乏活力。一切记忆都是用来重新想象的。我们的记忆中有一些微缩胶片，它们只有接受了想象力的强烈光线才能被阅读。”[2]224一切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亦或是建筑遗存，只有通过人物主体的想象和体验才能鲜活起来，才能显示出它们的价值，而它们的价值正是人物主体在历史反思和生命体验中所获得的启示。
菲利普·埃辛顿认为：“‘场所以种种方式触及实质性的问题，它们不仅是时间问题，也是空间问题，它们只能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以发现、阐释和思考。‘场所不是自由漂浮的能指。”[8]250场所“呈现过去的历史也呈现了人类活动的地方（场所topoi）。历史描述的并不是一种作为陈词滥调的‘穿越时间之变化，而是一种经由空间的变迁”[8]241。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事件的意义只有放在时空坐标中才能得到全面的認识。每个历史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不断得到叠加;每一个地点，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不断地有新的事件发生，它恰似一个储存宝藏的洞窟，里面盛满了琳琅满目的珠宝。因此，每当人物主体面对一个“场所”的时候，他就会有多种多样的历史体验和人生感悟。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体验和感悟也是与他当下的生命境遇相适应的。
离开“郇邠之邑乡”，班彪依次经过了义渠、泥阳、彭阳、安定长城、朝那，作者通过对这六个不同“场所”的体验，抒发了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都与“国破家亡”、动荡流离的当下心境相契合。班彪所经“场所”见表1。
在这里，作者的思维类似于“意识流”。“‘意识固然是一种时间意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意识;而且，任何意识的流动都少不了某种空间性的物件作为其出发点，这种空间性的物件可以是一幢房子、一级台阶、一个茶杯，甚至可以缩小为墙上的一个斑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作为意识流动出发点的空间性物件，其实正是触动‘无意识记忆的按钮——让一些沉睡在无意识深处的事件不断地、‘共时地涌向意识。”[5]127作者经过六个“场所”的所见，正是作者叙事抒情的支点，班彪通过这些空间性物件抒发了不同的感情。关于空间（地方）与历史感情之间的关系，美国作家尤多拉·韦尔蒂曾经这样写道：“地方是有名有姓、可以考证、实实在在、准确无误、要求极高，因而可以信赖的集中一切感受的地点。地方同感情紧密相连，感情又同地方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上的地方总代表着一定的感情，而对历史的感情又总是和地方联系在一起。”[9]这些场所凝聚了历史，储存了丰厚的人类文化记忆，一旦有外界的刺激，这些沉睡的历史画面立即就会在人们的大脑中复活，正如米勒所说：“通过盘根错节的根系，历史被固定在土地和文化中，在‘神经原里仿佛被触觉连接到‘链和‘弧上，深深地进入人们的记忆。不过这需要脉动来产生刺激，形成联系并点燃火花。当一个人进入了童年时代的教堂，拿起一位已故朋友的礼物，或者聆听一首被遗忘了的曲子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发生。”[10]
这六个“场所”中刺激班彪记忆的因素各不相同，有的是文物古迹，有的是废墟，有的是古人用过的小物件，有的是风土民情，所忆事件的时代也各不相同，因而其含蕴和情感色彩也不相同。如他经过泥阳时，看到破败的班氏祖庙，想到了自己祖上的辉煌，不由悲叹自己的悲惨遭遇：“遂舒节以远逝兮，指安定以为期。涉长路之绵绵兮，远纡回以樛流。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李善注：“《汉书》，北地郡有泥阳县。《汉书》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故泥阳有班氏之庙也。”[3]（427《汉书·叙传》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6]4197-4198班彪的祖上曾称雄于西北楼烦一带，虽无官职，但却有钱有势，威风八面，受到当地百姓的敬畏以至于景仰。反观自己，不仅未能将祖上的事业发扬光大，反而流离他乡，居无定所，这使班彪深感惭愧，不由得感伤。
在上述因素当中，文物古迹最能引发人们的历史记忆，因为有些文物古迹本身就有文字记载或指示性内容，正如麦里克·加苏邦所说：“古文物研究者只要看到古玩就会为之着迷，倒不是喜欢它基本的造型或材质（尽管古玩的这两方面常常是出类拔萃的），而是因这些古代幸存下来的证据在他们脑中形象地再现了久远的历史，往昔岁月仿佛这古玩般重现于眼前。”[11]废墟虽然残缺，但正因为这种残缺，才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遐想和感慨，“废墟是过去的痕迹、往昔的印记，所以往往容易引发思古之幽情，并激起历史叙事的冲动”[5]364。这是因为“废墟之类的东西对史学家叙事动机的触发，与其说是认知，不如说是感情——一种深邃的探究往昔的历史情感，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废墟所唤起的情感比起它包含的意义也许更能打动人心。是的，情感往往是一种比理智更为强大的力量，当史学家的历史情感被强烈的激发出来的时候，一般而言，那就非得通过书写一部史书才能得到尽情的抒发了”[5]366。作为史学家的班彪，经过这片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面对一个个历史丰厚的场所，适当其处于国破家亡、飘泊无依的情景下，怎能不感慨万千？于是，他用比史书更便于抒情的辞赋来表达了这种浓烈的情感。
一个场所，一个地名，积累了层层的文化记忆，许多历史事件容纳在地名里，丰富了它的内涵，人们温习历史，也不断地熟悉这个地名，事件与地名形成固定的联系，此后人们一旦提起这个地名，马上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于是，一个抽象的、脱离了具体空间的概念——地名，也就因此而获得了唤起过去、积淀记忆、储藏历史的魔力：‘传说中和固定地点相连的地名——它们保证历史关系的结合力——在唤起记忆方面无论如何都有不容变更的意义。仅仅称呼一下这些名字，就可以唤起过去。”[5]391
三、时空拓扑：外在空间到心理空间
从长安到安定郡治高平，班彪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艰苦行程，这首先体现为一个时间过程，班彪企图通过这个过程平复汹涌澎湃的感情、消释难以言状的焦虑，然而他所体验的却是一个个空间，郇邠、义渠、泥阳、彭阳、安定、朝那，正像时间之流上的一个个洞窟，它们既是空间，又是时间的凝聚，班彪就在这时空的变幻交汇中印证了现实、认识了自己。加斯东·巴什拉说：“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出发寻找逝去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悬置时间的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作用。”[2]8班彪在这一个个“小洞”里，运用自己的想象，重构了历史事件，再现了远逝的形象，并且赋予它们恒久的价值，正如加斯东·巴什拉所说：“是凭借时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2]9
不过，被班彪写入文本中的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形象，早已不是原生事件，而是已经变为价值的载体，它们作为价值印证了现实，舒缓了作者的焦虑情绪，“我们自问道：以前存在的东西是否存在过？事实是否确曾有过记忆赋予它们的价值？久远的记忆只有通過赋予它们价值，赋予它们幸福的光晕，才能够被忆起。一旦抹去价值，事实也就不复存在”[2]72。事实上，作者对历史的回忆，也只是选择那些契合当前情景及作者经历感受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就是作者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其他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则较少进入作者的体验范围，因为相对于作者当下的心境和精神体验来说，它们是没有价值的。
高平是安定郡的郡治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安已经很远，班彪历尽艰辛到达高平，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所以他到高平以后，才有心思登高望远，借景抒怀：
阝?齐?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于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诉？[3]429-430
眼前这片正处深秋之时的边远荒凉之地，也成了作者的伤心之域，这里的山谷、旷野、飘风、谷水、云雾、积雪、翔雁、鹍鸡等意象营造了一种萧肃之境，作者触景伤怀、悯时伤世、烦乱飘零之情由景而生。
加斯东·巴什拉说：“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2]序此时作者的内心中不仅仅是眼前的场景，而是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三辅”的大乱，逃难的过程，众多令他难以忘怀的场景。这里又出现了“家”和“故乡”的意象，“家宅形象的高度被折叠在固定的再现中。当诗人将它展开并延展时，它就从纯粹的现象学角度呈现出来。在一个通常‘休息着的形象中，意识‘提升了。形象不再是描述性的，而绝对是启示性的”[2]66。也就是说，此时在作者的脑海中形成了所谓的“时空拓扑”。作者“在体验景观时，随着‘步移景异，美感经验在‘持存中持续，由点成线与景观环境产生交流，得到景观的整体体验。这种整体的体验，是不同景观感受的综合，是人与不同空间形态结合的‘情境得以持续而产生的‘情境流。这种内在时间的体验获得的‘情境流体现在空间组合上，可称之为‘时空拓扑”[12]。离开故乡逃难的艰难过程，一个个让班彪感慨万端的空间场所，都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使他由困惑迷惘走向清醒，从激愤悲慨归于平静，他最终领悟到这是“时运之所为”，个人在这种情景之下只能顺遂时变，根本无力改变什么，“永伊郁其谁诉”。加斯东·巴什拉精辟地指出：“空间性通常被认为有可能化解不安情绪，并在一个无处容纳冲突的空间中使精神回到不动心的状态。”[2]283于是在作者内心里形成了一个平静明朗的空间，文中最后说：
乱曰：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申，与时息兮？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3]430
这是作者经历曲折遭遇、痛苦的思考后达到的心灵境界，“没有这些‘对象以及其他一些被同样赋予价值的对象，我们的内心生活就会缺少内心空间的原型。它们是混合的对象，是客体-主体。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为了我们，它们也具有了内心空间”[2]99。作者经过多次烦郁沉痛的空间体验，外在空间终于凭借它强大的扩张力而进入作者的心灵，形成心理空间，至此，作者也完成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和对人生命运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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