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德育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刘红英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德育思想是中国德育思想的主要源泉，已深深浸润于中华民族土壤之中。揭示儒家文化所蕴涵的合理的德育思想，并将其整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德育思想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一、“学为圣贤”的德育目标：确立道德教育的层次性
儒家理想的德育目标是追求圣贤人格，把德行的修炼作为教育的首位，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儒家赋予圣贤人格以令人向往的智慧和品德，使之具有令人追求的效果。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追求圣的目标，学习圣的思想行为，以尧舜禹为榜样。一般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则以贤为追求目标。从普遍性而言，这种追求圣贤的目标，是用“君子”人格来表现的。《礼仪·乡饮酒》曰：“以告与先生君子可也。”其注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儒家还通过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增强人们“学而至之”的信心。在《孟子·告子下》中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荀子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更具体的“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通过设计趋近圣贤人格的台阶(士、君子、圣人)，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圣贤人格是道德教育和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需要从基础目标做起，而培养“士”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起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德育目标的制定上，应借鉴儒家道德教育中圣贤人格培养的做法。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目标只注重方向性，远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性和层次性，目标过高，未能贴近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中假、大、空的弊端，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个体的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所以道德修养的目标也要分层次，从行为规范、道德原则到道德理想逐步递升[1]。儒家德育思想在德育目标的设定上，既强调“学为圣贤”，同时又建构了由低到高的目标人格，从而实现德育目标超越性与现实性、终极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使个体在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感到切实可行，而且能感到强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要根据大学生个体身心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渐进性等特点，以及各个阶段表现出的独特的心理品质特征等，科学规划不同年龄及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目标，形成不同的侧重点，逐步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二、“伦理”作为德育的基础：强调自我完善的内在价值
中国社会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并强调国、家一体的社会。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是维系家族之间、家与国之间的关系纽带，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伦理思想浸透人心，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即强调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强调“以德配天”、“德王天下”，重传统、重义轻利、忠君。《论语·里仁》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就是道德。儒家为了让其推崇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注重德育价值的内在性，提倡“为己之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把完善自我，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学”的目的；而“为人”则是为了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为己”否定“为人”，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儒家在道德教育方面关注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孟子以天爵反对人爵，《孟子·告子上》云，“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主张“修天爵”反对“要人爵”。儒家学派都主张通过为己之学，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境界。
毫无疑问，“伦理”也应该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坚持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我们要借鉴儒家伦理道德的“为己之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修正传统的“外灌”式的教育，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张扬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从教育的客体变为教育的主体。学生只有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才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才能从重视知识的学习到注重品德的培养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三、“仁”作为德育的核心：凸显道德教育的人性化根基
“仁”在儒家的思想中，是一个核心的范畴和理念。儒家将“仁”作为德育的核心，就是要达到“涵养仁心”。儒学中的“仁”具有多重意蕴：其一，“仁者爱人”。《论语·颜渊》里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提出仁是爱人的道德规范，并且给它赋予“泛爱众”的普遍性的理性品格和准则。其二，“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克制自己各种非分的私欲，要君者守其道。其三，“孝悌”为“仁”之本。《论语·学而》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之间的爱，这是直接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子“仁”的学说，确立了“仁”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为外在的道德伦理规范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和归宿，实现了社会需要和个人心理需要的统一。孔子不仅把“仁”作为德育的核心，而且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认为孝悌是最基础的德育内容，是个体必须养成的最基本的品德成分，是“仁”的品德的根基。儒家选择家庭伦理作为构筑德育内容体系的基石，从众多的社会意识中选择孝梯作为最基础的德育内容，主要是源于“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家庭中的亲子之爱、兄弟之爱是对国家、社会之爱的基础，从而将德育建立在人性、人情基础之上。
儒家以“涵养仁心”作为德育的核心性目标，这不仅使得诸道德规范有了统一的人性根基，而且使得德育更趋人性化，更富人情味，而不再止于支离破碎的教条灌输或条条框框的规则约束。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教育内容上，重视“仁”与“孝悌”的教育，把“仁”与“孝悌”作为个体养成教育最基本的品德成分。构筑德育的人性化根基，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接受机制，将道德规范置于受教育者的自然情感需要之上，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教育产生情感上的亲和性，并与之产生心理共鸣。也就是说，德育内容与形式的确定、选择不仅仅要考虑德育内容的社会制约性和社会、阶级的政治要求，更要重视受教育者的可接受性、心理相容性，让思想政治教育从外在的需要变成受教育者发自内心的需求，使受教育者自觉去内化并践履。
四、环境陶冶的德育方法:重视对道德主体的隐性规范
儒家非常重视环境对于品德形成过程的影响，认为环境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具有感染、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提倡教育者应主动创造优越的环境，使受教育者得以健康成长。孔子认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3]荀子也认为不同的环境，铸造出不同品格的人。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4]因此，好的环境，对人产生好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可以塑造出优良品格。用荀子的话就是，由于环境影响的不同，人“可以为尧舜，可以为桀跎，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措习俗之所积耳”。[5]可见，儒家认为好的环境对人的品格的形成起着春风化雨般的陶冶作用。在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陶冶方面，儒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礼”来规范人们，也就是所谓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儒家通过建立这样一套介于法律这一硬性调节和舆论这一软性调节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的“礼”， 把人们的道德规范于无形之中。《礼记·经解》详细述说了“礼”的作用：“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意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也；丧之礼，所以明君臣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五礼”织成一张巨大的道德规范网，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全部道德准则涵括其中，为人们践履道德规范提供了有效参照。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增强环境熏陶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倡导高雅校园文化,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氛围与环境。其次，要重视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只重视校内环境的建设而忽视了社会环境对学校环境的呼应，造成了现阶段大学育人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隔离。要增强环境熏陶的有效性，一方面学校应加强与社会的沟通，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如运用社区资源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和辐射性；另一方面，社会应形成有效的育人机制，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由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环境中消极因素对学校教育积极影响的消解，社会要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就要净化社会风气，弱化不良风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力。要加强舆论的导向性，使之与学校提倡的主导思想相一致。
五、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德育过程: 注重道德主体的综合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将道德教育称为“教化”。道德教化是促成人性向善的重要措施，所以儒家学者都大力倡导通过道德教化成就现实的善行。道德教化的过程就是道德主体知、情、意、行诸要素辩证运动、均衡发展的过程。“知”，即道德认识阶段。孔子认为:“知者不惑。”他又认为“知”可以“解蔽”，即除去思想上的弊病。通过道德品质知识的学习，可以提高道德行为的评价能力，也就是提高对于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情”，即道德情感阶段。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7]，这里的“好”和“恶”就是一种道德情感，是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道德情感是加强道德认识、坚定道德信念、锤炼道德意志的催化剂，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意”，即道德意志阶段。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8]，即是说道德观念虽然认识了，若不能守住它、保持它，即使认识了也会丧失。这就是说，道德规范必须由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对道德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作用。“行”，即道德行为阶段。孔子在德育过程中特别重视言行一致的原则，他认为言行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表现，因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只有从知，经过情、意，转化为行，才能最终上升为品德习惯。
借鉴儒家在德育过程中注重道德主体知、情、意、行的发展，可以弥补当前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注重知识的灌输，片面追求考分的一些缺陷。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大学生的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过程。既要着眼于大学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又要着眼于道德认知、情感、意志等内在的观念形态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更要着眼于外显的道德实践。鉴于此，当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晓之以理，教育者要善于循循善诱，说服教育，把学生的思想引向正确、健康的轨道。要动之以情，教育者不但应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激发其同情心、责任感。要持之以恒，认识到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教育者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去激励学生锲而不舍地进行道德实践。
儒家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德育价值。弘扬儒家德育传统，需要我们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其一，辩证性原则。儒家德育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决不能生吞活剥，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儒家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弘扬其积极因素。其二，针对性原则。面对博大精深的儒家德育思想，要在明确德育目标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儒家德育思想的性质和特点，了解我们现阶段德育对象的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这样才能保证开发与利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三，时代性原则。必须立足现代社会，以现代人文精神，如尊重个人权利、强调自由和平等，批判性地反思、创造性地转换儒家德育传统，将之整合到现有的德育思想和实践体系中来，体现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德育思想。
参考文献：
[1] 张鸿燕.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及其现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6
[2] 《孟子·离娄下》
[3] 《孔子家语》
[4] 《荀子·儒效》
[5]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道德修养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5.184
[6] 《论语·为政》
[7] 《论语·里仁》
[8] 《论语·卫灵公》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包和春]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德育思想是中国德育思想的主要源泉，已深深浸润于中华民族土壤之中。揭示儒家文化所蕴涵的合理的德育思想，并将其整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德育思想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焕发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
一、“学为圣贤”的德育目标：确立道德教育的层次性
儒家理想的德育目标是追求圣贤人格，把德行的修炼作为教育的首位，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儒家赋予圣贤人格以令人向往的智慧和品德，使之具有令人追求的效果。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追求圣的目标，学习圣的思想行为，以尧舜禹为榜样。一般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则以贤为追求目标。从普遍性而言，这种追求圣贤的目标，是用“君子”人格来表现的。《礼仪·乡饮酒》曰：“以告与先生君子可也。”其注曰：“君子，国中有盛德者。”儒家还通过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增强人们“学而至之”的信心。在《孟子·告子下》中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荀子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提出更具体的“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的培养目标，通过设计趋近圣贤人格的台阶(士、君子、圣人)，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圣贤人格是道德教育和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需要从基础目标做起，而培养“士”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起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德育目标的制定上，应借鉴儒家道德教育中圣贤人格培养的做法。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目标只注重方向性，远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性和层次性，目标过高，未能贴近学生的思想品德发展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中假、大、空的弊端，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个体的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所以道德修养的目标也要分层次，从行为规范、道德原则到道德理想逐步递升[1]。儒家德育思想在德育目标的设定上，既强调“学为圣贤”，同时又建构了由低到高的目标人格，从而实现德育目标超越性与现实性、终极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使个体在接受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感到切实可行，而且能感到强大的牵引力和感召力。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要根据大学生个体身心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渐进性等特点，以及各个阶段表现出的独特的心理品质特征等，科学规划不同年龄及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目标，形成不同的侧重点，逐步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二、“伦理”作为德育的基础：强调自我完善的内在价值
中国社会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并强调国、家一体的社会。儒家所倡导的孝悌思想是维系家族之间、家与国之间的关系纽带，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伦理思想浸透人心，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即强调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强调“以德配天”、“德王天下”，重传统、重义轻利、忠君。《论语·里仁》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就是道德。儒家为了让其推崇的道德观念根深蒂固，注重德育价值的内在性，提倡“为己之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把完善自我，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学”的目的；而“为人”则是为了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以“为己”否定“为人”，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儒家在道德教育方面关注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孟子以天爵反对人爵，《孟子·告子上》云，“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主张“修天爵”反对“要人爵”。儒家学派都主张通过为己之学，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者境界。
毫无疑问，“伦理”也应该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坚持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我们要借鉴儒家伦理道德的“为己之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修正传统的“外灌”式的教育，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张扬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从教育的客体变为教育的主体。学生只有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有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才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才能从重视知识的学习到注重品德的培养和个性的全面发展。
三、“仁”作为德育的核心：凸显道德教育的人性化根基
“仁”在儒家的思想中，是一个核心的范畴和理念。儒家将“仁”作为德育的核心，就是要达到“涵养仁心”。儒学中的“仁”具有多重意蕴：其一，“仁者爱人”。《论语·颜渊》里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提出仁是爱人的道德规范，并且给它赋予“泛爱众”的普遍性的理性品格和准则。其二，“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克制自己各种非分的私欲，要君者守其道。其三，“孝悌”为“仁”之本。《论语·学而》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之间的爱，这是直接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子“仁”的学说，确立了“仁”在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而为外在的道德伦理规范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和归宿，实现了社会需要和个人心理需要的统一。孔子不仅把“仁”作为德育的核心，而且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认为孝悌是最基础的德育内容，是个体必须养成的最基本的品德成分，是“仁”的品德的根基。儒家选择家庭伦理作为构筑德育内容体系的基石，从众多的社会意识中选择孝梯作为最基础的德育内容，主要是源于“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家庭中的亲子之爱、兄弟之爱是对国家、社会之爱的基础，从而将德育建立在人性、人情基础之上。
儒家以“涵养仁心”作为德育的核心性目标，这不仅使得诸道德规范有了统一的人性根基，而且使得德育更趋人性化，更富人情味，而不再止于支离破碎的教条灌输或条条框框的规则约束。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教育内容上，重视“仁”与“孝悌”的教育，把“仁”与“孝悌”作为个体养成教育最基本的品德成分。构筑德育的人性化根基，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接受机制，将道德规范置于受教育者的自然情感需要之上，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教育产生情感上的亲和性，并与之产生心理共鸣。也就是说，德育内容与形式的确定、选择不仅仅要考虑德育内容的社会制约性和社会、阶级的政治要求，更要重视受教育者的可接受性、心理相容性，让思想政治教育从外在的需要变成受教育者发自内心的需求，使受教育者自觉去内化并践履。
四、环境陶冶的德育方法:重视对道德主体的隐性规范
儒家非常重视环境对于品德形成过程的影响，认为环境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具有感染、熏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提倡教育者应主动创造优越的环境，使受教育者得以健康成长。孔子认为:“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3]荀子也认为不同的环境，铸造出不同品格的人。他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4]因此，好的环境，对人产生好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可以塑造出优良品格。用荀子的话就是，由于环境影响的不同，人“可以为尧舜，可以为桀跎，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措习俗之所积耳”。[5]可见，儒家认为好的环境对人的品格的形成起着春风化雨般的陶冶作用。在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陶冶方面，儒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礼”来规范人们，也就是所谓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儒家通过建立这样一套介于法律这一硬性调节和舆论这一软性调节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的“礼”， 把人们的道德规范于无形之中。《礼记·经解》详细述说了“礼”的作用：“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意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也；丧之礼，所以明君臣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五礼”织成一张巨大的道德规范网，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遵循的全部道德准则涵括其中，为人们践履道德规范提供了有效参照。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增强环境熏陶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倡导高雅校园文化,营造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氛围与环境。其次，要重视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响。只重视校内环境的建设而忽视了社会环境对学校环境的呼应，造成了现阶段大学育人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隔离。要增强环境熏陶的有效性，一方面学校应加强与社会的沟通，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如运用社区资源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和辐射性；另一方面，社会应形成有效的育人机制，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由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非主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环境中消极因素对学校教育积极影响的消解，社会要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就要净化社会风气，弱化不良风气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力。要加强舆论的导向性，使之与学校提倡的主导思想相一致。
五、知情意行相统一的德育过程: 注重道德主体的综合协调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将道德教育称为“教化”。道德教化是促成人性向善的重要措施，所以儒家学者都大力倡导通过道德教化成就现实的善行。道德教化的过程就是道德主体知、情、意、行诸要素辩证运动、均衡发展的过程。“知”，即道德认识阶段。孔子认为:“知者不惑。”他又认为“知”可以“解蔽”，即除去思想上的弊病。通过道德品质知识的学习，可以提高道德行为的评价能力，也就是提高对于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情”，即道德情感阶段。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7]，这里的“好”和“恶”就是一种道德情感，是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道德情感是加强道德认识、坚定道德信念、锤炼道德意志的催化剂，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意”，即道德意志阶段。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8]，即是说道德观念虽然认识了，若不能守住它、保持它，即使认识了也会丧失。这就是说，道德规范必须由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对道德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作用。“行”，即道德行为阶段。孔子在德育过程中特别重视言行一致的原则，他认为言行不一致是不道德的表现，因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只有从知，经过情、意，转化为行，才能最终上升为品德习惯。
借鉴儒家在德育过程中注重道德主体知、情、意、行的发展，可以弥补当前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只注重知识的灌输，片面追求考分的一些缺陷。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大学生的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过程。既要着眼于大学生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又要着眼于道德认知、情感、意志等内在的观念形态的道德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更要着眼于外显的道德实践。鉴于此，当前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晓之以理，教育者要善于循循善诱，说服教育，把学生的思想引向正确、健康的轨道。要动之以情，教育者不但应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激发其同情心、责任感。要持之以恒，认识到道德品质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同时又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教育者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去激励学生锲而不舍地进行道德实践。
儒家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德育价值。弘扬儒家德育传统，需要我们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其一，辩证性原则。儒家德育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决不能生吞活剥，要批判地继承，吸收儒家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弘扬其积极因素。其二，针对性原则。面对博大精深的儒家德育思想，要在明确德育目标的前提下，深入研究儒家德育思想的性质和特点，了解我们现阶段德育对象的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开发，这样才能保证开发与利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其三，时代性原则。必须立足现代社会，以现代人文精神，如尊重个人权利、强调自由和平等，批判性地反思、创造性地转换儒家德育传统，将之整合到现有的德育思想和实践体系中来，体现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德育思想。
参考文献：
[1] 张鸿燕.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及其现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6
[2] 《孟子·离娄下》
[3] 《孔子家语》
[4] 《荀子·儒效》
[5]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道德修养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5.184
[6] 《论语·为政》
[7] 《论语·里仁》
[8] 《论语·卫灵公》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社科部）
[责任编辑：包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