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典园林探讨人居环境的“中国特色环境观”
谢明洋
摘要：中国人居环境科学是在总结吸取古典造园实践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与实际国情逐步发展而来。本文通过对近三十年内的文献梳理，初步从环境认知观、环境审美观及环境营造观三个方面对古典园林实例中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环境观予以总结，并概述了现当代专业领域内对中国特色环境观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环境观 中国古典园林 环境设计
中图分类号：X8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045-04
一 中国传统人居环境观概述
景观作为人类共享的资源，具有物质和精神意义。目前对景观的理解主要建立在视觉美学、地理学概念和生态系统上。景观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一旦破坏很难恢复，这一点促使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对景观资源需要在完善评价体系的前提下加强保护力度。当前景观的生态性与视觉和谐之美变得尤为重要，风景资源的视觉质量评价成为景观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评价工作首先是对评价指标的界定与确定，评价指标能够科学而又客观地反映评价主体的因素和信息，有助于建立科学化的景观评价体系，增加评价工作的可操作性及有效性。针对视觉质量与美学意义的评价指标，本文探讨了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观视觉质量评价在景观管理和学术研究两方面的发展脉络，回顾了景观视觉质量评价产生的社会背景，列举了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梳理了景观视觉质量评价指标的变迁及特点。
“环境观”（View of environment）是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也称为自然观或人地关系论。它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基础上，随着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环境观是基于艺术与科学结合基础上对自然界的哲学认知与态度。
中国传统哲学通常被概括为儒道释的结合，在不同时期衍生出不同的主流思想，奠定当时诗歌绘画、建筑园林等文化与艺术的基调。结合冯友兰及李泽厚的观点，可将中国思想史的哲学美学特征归纳为七个阶段，体现出儒、释、道三家思想不断渗透演进的过程。如汉代董仲舒发展了新儒学、南北朝玄学本质为新道家思想、隋唐时期外来佛学与道家思想融合产生禅学、宋明理学实质为新儒学，直到上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思想逐渐取代传统成为主流价值观。（图1）
中国哲学是追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道德完善过程，在认知上“即事见理”，即从日常事物中提炼出哲学道理来。而西方哲学是基于商贸文化，认为人需要法律约束、契约精神等来抑制人性的弱点，在认知方面“就理论理”，从抽象概念理论到抽象概念理论。中国传统建筑环境观理论注重人、建筑、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是居住环境，传统概称“宅”。传统建筑环境观的特点：一是注重建筑环境的选择，也就是选址。二是选择适合的建筑形式。早在3000年前，中华民族已形成了一套鲜为人知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类生态理论体系。它包括道理，即自然规律，如天文、地理、气象、生物等；事理，即对人类活动的合理规划管理，如政事、农事、军事、家事等；义理，即社会行为准则，如伦理、法制、三纲五常等。古人的环境观念体现在：一、共存性：即环境容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为对环境空间容量的合理性认识，如以堂局界定共存空间。二、共荣性：即构成要素的协同性。共荣并非主张对诸构成要素等量齐观地平等发展，而是有主有从、尊卑有序、层次分明、各据其位、相互间呼应配合、协调共济，形成有机统一整体。三、共生性：即景观审美的和谐性。
归纳起来，中国传统环境观的特征主要有：一是注重天地人的综合系统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强调入与自然的统一、和谐。中国古代多数思想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要想维持种族的延存与发展，人必须依赖自然、保护自然。同时，他们强调要努力追索天与人的相通，要按自然界的规律行事，以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谐和一致”。二是在美学观念上具有主观唯心倾向，强调“意”的所指，弱化“象”的能指，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得意而忘言等。中国人注重体验，并认为体验是无法用语言、绘画等其他手段重复或传达的，必须亲历才可以有真实感受，尤其注重这种感受的唯一性和独特性。审美快感的特征在于对象受到主体的“生命灌注”而产生的“自我欣赏”，美感的根源不在对象而在于主观情感。如苏州留园的冠云峰，其实是一位在浣云沼水边出浴后化妆的少女，从池中的倒影可以清晰体现，但是不理解这一点的公园管理人员在水中种莲，破坏了这种少女顾影的完整情境。三是重视环境的整合而非简单创造。如《园冶》中所强调的“因地置宜、取景在借、精在体宜”的营构原则。在传统人居环境的设计中，建筑单体是可以复制的，因建筑属于“器”，在规制等方面需符合使用者的社会身份等，总体遵循“儒”的价值观；而整体的“宅”，即人居环境的经营，则属于“道”的层面，讲求“心不为形所役”，因而中国的建筑特征本质上被认为是山水园林，是基于整体布局的空间艺术。
二 中国古典园林的环境观特征
（一）环境认知观
风水场域
风水学，古称“堪舆”，是古人综合宏观天文地理和微观人体经络等诸多自然客观现象而总结提取对场所性质规律经验认知，在数千年的人居环境建设中起到主导作用。其中的“形势派”关注场地的日照、水纹、风向等一系列自然地理因素，最为接近今日的场地分析科学。在西方的自然科学领域，德国科学家布尼茨（1646-1716）最早提出中国的“风水”理论中的“气”即以太（ether）的见解。虽然这个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理学概念后来被爱因斯坦所做的光速实验证明并不存在，但对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如之后的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严格地说，建筑的地理环境，传统上是从形法、理法、日法、符镇方面加以综合研究，方能得到全面明晰的解答。如形法以“五常”地理模式作为理想的环境选择，即“真龙、要穴、秀砂、抱水、吉象”作为基础，为建筑环境的选择原则。其中涉及山体的走向和体势、建筑基地的位置、地形的植被、水流的形态，以及方位朝向的选择等等。“……中国建筑地理环境所积淀的一些经验和模式，根据现代科学的分析，虽然各家的论断不一，其主要的有泛系理论、全息论、场论、阴阳论、铁粒子论、微波论等。”
风水学中“理想环境模式可概括为‘背负龙脉镇山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呼应相随，天心十道穴位均衡，正面多水环抱多情，南向而立富贵大吉”。其中用比兴的方式将祖山、宗山、主山喻龙脉，以左右青龙白虎山喻砂山，前朝近案喻朱雀山、水口山。若场地处于城市中，则“主山”往往是高大的建筑物等，“河流”则是道路。可见，除了营造微气候环境等带给人们体感舒适度以外，风水理论更多地反映了一种定居文化中人们对于安全及舒适感的潜意识心理需求。风水理念中不仅追求形式法则的和谐美，更追求场地的生机和活力带来的内在生命力。古典园林布局群落及“山环水抱必有气”、“环抱有情”等语言描述的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类似中医经络的理论，认为理想的居住地“穴”如同人体经络的穴位，是雌雄、阴阳交合之地，隐喻生殖的力量。另如“山管人丁水管财”的说法，则反映出风水文化中的民俗性。对于一个农耕家族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即人丁兴旺、财源不断，这也是中国传统园林中叠山的重要因素，如宋徽宗叠艮嶽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为求子嗣。
时空观感
中国人的宇宙概念与屋舍有关，“宇”指房子，“宙”指来往于户内户外的过程。传统园林不仅是空间的艺术，更是时间的艺术，“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空间与时间不能分割。这个意识早先就表现在秦汉哲学思想里——由时间的节气配合着空间方位的转换。”如西湖十景中的“苏堤春晓”体现的是初春的桃红柳绿描绘少女般轻盈、柔嫩的色彩和姿态之美；“三潭映月”在中秋月圆的夜晚最美，三座湖中的界塔在水中能形成二十四个圆月的倒影，与周围的环境构成令人惊奇的效果。“断桥残雪”体现深冬瑞雪初霁后的西湖上一座砖石砌筑的拱桥露出斑驳的桥身构成的残山剩水的荒涩画面；“雷峰夕照”重在表达黄昏晚霞映衬出剪影般浓重的山水、高塔与远方钟声构成佛光普照的意境。
（二）环境审美观
山水审美
“审美观是社会人的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特殊意识形态和观念，它不是个别任何人所能扭转的。”研究不同阶层社会人审美观的不同及其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就是“美学”（Aesthetics）。正如鲁迅所言，“贾府的焦大是断然不会爱上林妹妹的。”普通民众热爱“吉祥鲜艳”、官宦喜爱“庄重大气”、富商贵族喜欢“精美富丽”、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素雅简洁”等等。人的审美活动分为生理活动（形象思维）和心理活动（抽象符号思维）两个阶段，自始至终是一种情感思维（emotionalthinking）与理智思维（intellectual thinking）是不同的。在审美的抽象思维阶段，情感思维发展为联想（association）、想象（imagination）、同情（sympathy）、拟人（anthropomorphizing）、移情（empathy）、升华（sublimation）等强烈主观色彩的意识，最终形成审美意识及审美观念。因而较为抽象的中国江南文人园林所推崇的山水环境审美成为古典园林造园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的山水审美形成归结于地理条件特征，农耕文化及民间祈福的需求和中国宗教哲学中君子比德思想和隐士文化等。对于安抚与拯救人的心灵归属问题，西方走向宗教而中国人走向了山水化的自然。东方重视以山水象征自然为审美主体而西方重视人的理性与秩序力量的表现。中国的皇家宫殿及王府民居等均按照前（南）宅后（北）园的格局布置，宅区体现出儒家礼教的等级秩序，如东祠西庙，男左（东）女（右）等，同一地域的大门、仪门、正厅、偏厅等空间位置和尺寸几乎没有差别，宅内的交通路线也必须遵循男女有别、尊卑有序的规则分别组织安排；宅后园林则是一个完全精神与肉体自由的天地，是人从儒家礼制约束中逃离出来寻求慰藉的场所，是做梦的地方。无论是皇家还是私家园林，均是秉承“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要旨，因地制宜、得景随形。因此，中国传统关于情爱与自由的故事多半发生在园林中，如《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等，美国藏家高居翰先生几乎收藏了大部分中国春宫图画，其场景也多是山水园林。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山水审美的东方园林，中国追求“水本动而妙在静，山本静而妙在动”的趣味，山石多构筑空间，讲究“望、行、居、游”体验；而日本园林中的山水模仿海岛的形态，多以未经雕琢的原石置石偏于静态的、平面化的表现，以求“卧游山水，坐穷泉壑”的意境。
物我两忘
“在园林的营造过程中，意象是指在创作过程中在头脑中形成的艺术原型，它的孕育和创造是创作的关键”。在意象概念的辨析中可知，言之所用在意，言是思想抽象后的符号，像是被感知转化后头脑中相对具体的印象。言是工具而意为根本，正所谓《庄子.外物篇》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道家的哲学派生出禅宗（以慧能创立南宗禅为标志），“南宗禅中空宗与道家的思想融合达到了最高峰。”禅宗中强调的“物我两忘”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最高的境界之一。美好的环境能感召人将身体完全置于环境中，融入客观物象中，不分彼此。在西方美学传统中也有类似的境界，但多是对人体美的崇拜，如美男子纳西瑟斯爱慕自己水中的倒影，溺水而化为水仙的故事等。西方古典园林艺术与绘画、雕塑一致，倾向于用人象征物，以人的形象为主，例如晨昏昼夜，春夏秋冬都转化为健美的神的形象。在文艺复兴的别墅和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中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雕塑，而中国则倾向于将物拟人化，以物的形象为主，例如梅妻鹤子，岁寒三友等。中国审美意识弱化人体貌特征，美人图或宫廷绘像上的脸似乎被刻意地模糊、雷同化，更罕见裸体形象，而山水绘画的形象十分丰富，流派众多，各家的石法、水法、树法等意趣迥异。园林为地上之山水文章，山石艺术即相当于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地位。西方人爱美的肉体，中国人爱美的自然，爱到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与之交换、融入、不分彼此。米芾爱石正如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塑的少女，都是一种“情不情”到“痴”的审美境界。
中国造园历史中意象的原型大致有两大类：一是偏重“言、意”之“象”，如“一池三山”的仙道理想环境，“九狮图山”暗示的佛家境界，“武陵桃源”意指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生活场景；二是偏重形态的“象”，如“会山凌绝顶”、“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环境感受的再现等。前者具有更多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其依据为文、史、哲典故中的某种固有模式，可以在不同环境中复制，而后者如计成在《园冶>写道“涧壑坡矶之俨是，岩峦洞穴之莫穷”，明确园林掇山造景之要义在于细致描摹写仿体会自然山水风景中的单元，更多受绘画的影响，如画家之“外师造化，心中得源”的创作要旨，是中国园林营造的主旨精髓。
以自然为模本撷取意象原型的做法大致有两类，一是写仿自然山水的景观单元，如马远夏圭之“残山剩水”画面，模拟峰、峦、岫、梁、谷、涧、溪等局部形态，如苏州环秀山庄等；二是以“移天缩地”的手法抽象概括地域性的自然国土特征，如南京瞻园山水写意“金陵八景”之“燕矶夕照”景观，扬州小盘谷“水流云在”山谷景致则来源于长江岸边岩壁的景象，并模仿马远山石峭削的笔法，以碎石纵向拟合，前后错落叠置，艺术地再现了“群山临江，水流浩瀚”的意象。值得注意的是，计成在《园冶》序言中即表明“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可见古人造园亦十分重视绘画造型的能力，从经营位置关系到山石的肌理走向，都需要极为细致地推敲形体关系，具有高品位的园林艺术不仅有完整恰当的意象，更需要主人具有敏锐和高超的形体把控能力。（图2）
艺术是一种爱的信息，园林艺术也是如此。造型、色彩、比例、透视、音调等要素若不能组合成具有“爱的信息”的环境，也只能是“美术的环境”而不能称为“艺术的环境”，只有同时具有心灵美和爱的信息的园林，才能称为艺术的园林。
（三）环境营造观
取景在“借”
《园冶》的《园说》章节写道：“凡结园林，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体现出中国传统造园注重环境改造甚于纯粹的创造，是一种太极的顺势而为的理念，其具体手法即“借景”。孟兆祯先生在《园衍》指出“中国传统造景理法包括明旨、立意、问名、相地、布局、理微、封定、余韵几个环节，其中‘借景为核心。”从尺度非凡、气势恢宏的北京城借西山烟云的大手笔，到市井方寸之地的江南文人园林借片草寸石，处处体现出借景艺术。
现代景观规划如“开通视线走廊”，即将交通路口、水口、建筑出入口组织成为视线通透连贯的轴线，形成空间的主要序列的做法亦是借景传承。以借景为核心，亦有对景、点景、补景等手法。对景指在轴线周围营建配景烘托主景，形成完整环境的做法，即“四景砂山择美形者，组成连环对景加以呼应渲染”。“点景”即通过关键的笔墨营构点化自然，赋予其人文艺术色彩，使其具有情感的灵魂和感染力，如滕王阁、虎丘塔、雷峰塔等，都是择地巧妙，点景得当的佳例。“补景”为中国传统环境营造手法所独有，如“培风脉、补风水”，即通过在建筑周围植林凿池等完善整体环境的哲学、文化与宜居性。如风水中常说的“山欠高以塔增之，砂不秀育林美之，冈阜不圆正加土培之，水无聚疏导浚之。宅后植林，宅前凿畔池”等都属补景一类。
章回叙事
除皇家宫殿庙宇等仪式性较强的场所外，以居游为主要目的中国古典园林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其布局如同做文章，整体框架线索并不十分明确，但是讲究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的关系。如常用的“欲扬先抑、曲径通幽”的手法等。其叙事逻辑如中国的章回小说，各个空间较为独立，立意明确，可视为园中园、篇外篇。中国园林往往伴随着园林诗集、绘画册页等附属品，如文征明作《拙政园四十景》图册、王素作《棣园十六景图册》等。（图3）
文心画境
中国艺术的最高成就在诗歌。按照黑格尔美学中对艺术门类的评价界定，诗歌在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七大艺术门类中位居精神与纯粹性之首，是最为抽象、最少借助感官认知，直抵人类精神本源的艺术。中国人不善音律造型或戏剧，却孕育了灿若星辰的伟大诗人，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精神情感世界是极为独立、深邃、本质和自由的。诗歌的载体是文字、是书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所有艺术之本源。中国艺术中独特的诗性在园林艺术中呈现在匾额楹联、石刻、碑廊等文字运用上，这个现象在西方古典园林建筑中是极为罕见的，日本、韩国的园林有类似的用法，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然风景园林中也逐渐出现了雕塑与诗歌结合的手法，被称为“移情”或“隐喻”的设计。
书法文字在环境中大致起到几方面的作用。一是点题，中国以文人治国为传统，文人造园造景也如同做文章，必须“心中有丘壑，成竹在胸”方可落笔构图。孟兆祯先生谈及的“问名心晓”亦体现出景观环境中主题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有些事物名称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恒定的象征性概念，如“渔父”在园林中代表一种隐退的含义，“网师园”的园名、园林中的竹篱蓑衣、沧浪中孤立之亭等元素奠定了整个环境的基调氛围。中国城市也有题景文化，燕京八景、西湖十景等，一般都会囊括极为广泛的审美对象，包括四季晨暮、昼夜阴晴、云雨雪雾、动物植物、声音气味等，概括一种综合整体的独特的审美体验；二是空间定位，中国园林常在空间或路线的重要位置构筑建筑，如厅堂、牌楼或亭子等，也是让人驻足停留，起到重新调整视角和情绪的作用。人们需要站立于建筑的正中，才能阅读抱柱及楹联上的文字，这种停顿及阅读重新调整和定位了人与空间的位置关系，并确定了在园林中的行动路线；三是装饰，中国书法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性，文人园林中常见“碑亭”、“碑廓”，以拓刻的名人书帖等全石艺术本身就是园林中的审美要素。
三 现当代中国特色环境现的探索
以“中国环境观”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从1979至2015年，共有18405篇文献与“中国环境观”有关。从数量上来看，自1994年后迅速增长，每年约二、三百篇，自2006年以后，每年有一千余篇，说明近二十年，尤其是近十年，学界开始关注中国环境观念并形成研究热点。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环境与资源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有10924篇，占绝对主导，其次是从经济与管理角度出发的研究，建筑与园林专业领域有百余篇，从艺术学科领域视角探讨环境观的文章不足十篇。可见，目前对于中国传统环境观念，尤其是文化与审美评价问题的研究十分欠缺。从建筑、风景园林及艺术与设计角度探讨环境观的主要观点有：
景由“境”出
孙筱祥先生提出，景观营造层级有三，分别是生境、画境、意境。生境是指环境中的自然美和生活美，是自然形成，未经雕琢的山川、河流云霞等自然界万事万物，以及未经设计或较少受到规划干预的人的生活行为表现，如形成的自然形成村落、市场、城镇等。画境与意境则是指人工创造的艺术之美，如水中升起的雕塑、落日余晖下的建筑等等，具有形式美感的人工造物可称为入画，有“画境”，而“意境”则达到了环境审美的最高层次，即环境具有了情感和生命力，具有了独特的个性与感染力。“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审美的最高层次是气韵的意境美，环境美学也不出其外，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有‘晤道才可进入那意境美学的崇高境界……”。清华大学杨锐教授近年提出的“境学”指出风景园林、景观环境设计综合道（哲学）、德（人文）、礼（秩序）、术（技术）、用（功能）、制（制度）、象（生理）、意（心理）八个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境”的营造是基于一种广阔的系统综合性之上，美景源于“境”的和谐。
诗意栖居
上世纪80年代吴良镛先生倡导的人居环境科学，指出“人居环境的美就是生活之美，因而是有机的组合，甚至是杂合，丰富多彩，并无一定之规。艺文荟萃、综合集成是人居环境的最高艺术境界”。1989年《广义建筑学》的出版提出“聚居论”，从单纯的建筑拓展到人与社会，首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学”理论，指出“人居环境科学是科学、人文、艺术之融合，文化建设应当与物质建设同样重要。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建设既要满足安全、生存、伦理、教化等要求，更追求一种人文意境，适应情理的追求，在哲理上具有一种“中国智慧”。
山水城市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与吴良镛探讨“山水城市”的理念，将山比喻为高楼大厦，水为车水马龙。鲍世行从“生态、文态、艺态”将山水城市的核心归纳为：1、尊重自然生态，尊重历史文化；2、重视现代科技，运用环境美学；3、为了市民大众，面向未来发展。生态城市理念是一种综合环境观的阐释，从空间角度论，它是城市环境观与区域环境观的有机结合；从时间角度论，它是城市历史环境观与现实环境观的有机结合；从功能角度论，它是城市经济环境观、社会环境观与生态环境观的有机结合。”可见，山水城市是基于诗意栖居的情怀上的技术层面的总结与思考。
四 结论
从中国古典园林的环境认知、环境审美及环境营造方面可以总结出中国传统环境观的基本特征，即以时空融合的综合系统宇宙观考察环境，并赋予其道德和情感意义；以唯心和不可知论的哲学为审美基调；以借景等手法整合现有环境而非纯粹创造新的环境，重视整体关系甚于局部的彰显等。这些特征是基于农耕集权社会的背景，脱胎于人们对自然既恐惧又向往复杂态度而逐步形成的。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准则，即把自然界看作是实现人的利益的工具。直到近二十年后工业时代，“生态危机的出现和人类生态系统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这种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破产……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奉行互惠互利的准则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和其内在价值为基础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和构建新的文明发展模式……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将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而逐步成为人类精神生活领域里的重要思潮。”中国传统环境观念中主观经验主导现象不仅成就了文人山水艺术的独特成就，也面临着后工业时代环境危机带来的挑战。因此，民族文化情感的传承应基于现代自然科学及实证研究基础上，在更为广阔的领域视野中构建今日中国特色环境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