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融合与效率
胡艺玲
[摘要]哈佛燕京学社，是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的学术机构。其资金来源于美国铝业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捐赠，学社建成于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以研究中國文化为宗旨，重视研究、教学和出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交流的典范。哈佛燕京学社在合作中的一系列行动，体现了聚焦、融合、效率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确保了学社在合作中的方向问题、方法问题以及效率问题。
[关键词]哈佛燕京学社；中外合作；聚焦；融合；效率
[中图分类号] G5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4-0000-00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4000诞生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是一所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目的学术机构。同时，它也是一所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且拥有优秀的管理者以及良好的制度保障，并注重学术成果建设的中外合作学术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探索分析逐渐活跃起来，如陈观胜、张寄谦、陶飞亚、梁元生等学者对哈佛燕京学社的概况、成立、成就等作出较为详细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发展脉络及概况。此外，彭小舟对哈佛燕京学社的组织特征，刘玲对哈佛燕京学社史学人才的培养等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较为详细的研究。河海大学陈滔娜副教授从校际合作的视角深入研究哈佛燕京学社校际合作史，将其在中美合作中的运作与成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哈佛燕京学社这一中外合作经典案例被不断剖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追寻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学社如何保证合作中的方向问题；二是如何解决开展各项活动的方法问题；三是如何保障合作中的效率问题；四是探索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外合作中的理念，为当代我国教育的中外合作提供必要的思想和实践指导。
一、以聚焦保证合作方向
在西方观念中，大学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场所，是探索知识、研究学问、传播真理之地。无论是哪个国家，哪种政治经济制度，都应该有一种机构在现实中保持理性、不畏世俗，对一切真理进行探索、追寻，大学正是这样的机构。基于这一理念，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合作成立学社之时，都保持着这颗纯粹学术之心，并明确规定追求的学术聚焦为汉学，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中心，保障了研究的方向问题。哈佛燕京学社正是通过聚焦学术并专注于研究中国汉学来保障自己的合作方向。
（一）制度上体现聚焦汉学
追寻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背景，与霍尔的遗产基金分不开，且与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合作研究分不开。该机构主要涉及三方：霍尔基金会、哈佛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学社的成立是建立在三方共同意愿基础上，首先，霍尔遗嘱中大部分基金是要捐助给教育事业，其中有一条是用于发展日本或亚洲地区以及巴尔干半岛地区教育事业，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属于资助的范围。其次，哈佛大学对这部分基金也保持渴求态度，于是1924年哈佛大学向霍尔基金董事会提交关于建立东方教育研究学社的方案。最后，燕京大学方面，当时的校长司徒雷登由于其本人的中国情结，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为了适应中国形势，也为了燕京大学更好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对于研究中国文化也有着极大的意愿。这样，在三方共同意愿基础上，为了保证合作的方向，以及资金的使用，共同出台了相关协议制度，并确定一系列的目标体系。
学社正式成立之初，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就学社的各项事宜做过商讨。1925年9月，双方达成了一份临时性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了学社成立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和学社托事部批准的其他中国研究领域内的科研、教学和出版工作。[1]”同时协议还明确规定，学社资助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为了谋求职业而进行中国文化的学习，而在于通过学社的资助和哈佛大学的帮助在中国成立一所研究院，进而推动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注册成立，机构的证书和协议上规定：“学社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哈佛与燕京大学以及其他中国研究机构的合作提供关于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教学及出版。[2]”
从成立之初的协议所规定可以看出，哈佛燕京学社从一开始就严格规定自己合作、工作的领域，学社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教学和出版，以此来规范合作资金的使用、工作内容等，保障自己的合作方向。学社每年都有详细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年度报告，资金的使用必须围绕学社的目的，必须跟中国文化的研究、教学、出版有关。正是由于共同的意愿促成明确的合作目的，保证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汉学史乃至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实践中坚持聚焦汉学
1教学方面
燕京大学主要负责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哈佛大学主要负责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学社的教学始终坚持学社建立的宗旨“它的活动应该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3]”哈佛燕京学社从开始就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抓住学术人才培养这一环节，为研究提供人才动力。根据哈佛燕京学社的宗旨，其教学一方面紧紧围绕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燕京大学的本科教育在课程上紧紧围绕中国课程，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哈佛燕京学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燕京大学的硕士生教学和哈佛大学的博士生教学。燕京大学对研究生的研究领域作了界定“在中国研究的基本领域里，我们能为研究项目提出以下四个部分：一是历史和宗教史；二是哲学和宗教哲学；三是语言和文学；四是艺术、考古学和人类学。[4]”根据学社的宗旨，哈佛大学对于博士生的教育主要体现在东亚语言系的建立，该系的建立还应归功于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该系的目标是通过课程提供一种科学的、不带情感色彩的关于远东的知识。[5]”东亚语言系的成立，成为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坚实的支撑和阵地。
2研究活动方面
在学术研究中，哈佛燕京学社一方面坚持学术的纯粹性，另一方面聚焦汉学。这两方面体现在学社五年发展计划的备忘录里，备忘录明确表示“首先，学社的活动一开始就应该限定在对中国的研究上。[6]”同时又进一步说明学社不仅要聚焦中国文化聚焦汉学，进一步指出学社研究活动的纯粹性，指出“应该避免研究涉及到当今政治、经济问题以及不随波逐流。[7]”在这样明确的聚焦指导下，哈佛大学以及中国大学方面出现众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以及学术成果。在中国诞生了先秦史专家齐思和、蒙古史专家翁独健、人类学家林耀华等学者，也同时涌现了《战国制度考》、《从猿到人的研究》、《蒙元时代的法典编撰》等学术成果。 在哈佛大学，有擅长研究人类艺术比较研究的舒斯特（Carl Schuster）；有专长研究中国六朝时期的魏鲁南（JamesRoland Ware）；有被誉为“美国研究中国的奠基人”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学术的聚焦为学社的研究领域规定了明确的范围，学术聚焦同时也使研究更加深入。为了提供必要的资源准备，学社主张建设图书馆和博物馆，为学生及学者的研究提供必要的资料支撑。正是源于如此明确地聚焦研究方向，学社才能创造出璀璨的研究成果。
3成果出版方面
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研究活动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是展现当时学者学术成就、学术风采的表现，另一方面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參考资料。哈佛燕京学社积极主张通过学术成果的出版来提高学者研究的积极性，同时在出版内容方面表示“出版的内容包括学社成员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关注国际学术发展的动态，大量评价中、日、美和欧洲相关主题的中国研究。[8]”在对研究方向以及出版内容的严格规定之下，学社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创办了许多优秀的学报期刊、专著，如《燕京学报》、《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引得》等。《燕京学报》是燕京大学于1927年创办的具有纯粹学术性、国际性的重要学报，其中在《燕京学报章程》明确表示了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领域的宗旨。《哈佛燕京学报》是学社出版的西文学术刊物，创立于1936年，社长叶理绥在对这份西文学术刊物的管理上和发展上忠实地执行学社宗旨。学社认为为方便中美双方合作交流，在研究成果的出版上可创立中英文杂志，“这些杂志不仅可以出版论文、短篇学术专著，还可以讨论当今中国、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关于中国研究的结论和观点。[9]”《引得》是用科学方法编纂中国古典文献的工具书，朱积孝曾用八个字高度评价它：“精、细、全、便、活、深、创、学。[10]”
二、以融合确定合作的方法
哈佛燕京学社以基金会为依托，以中国文化为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之上开展互相培养、共享资源、交换师生等各种合作方式，用融合的方法较好地处理了交换和磨合的问题，较好地实现中外合作的融合性。所谓融合，即中美双方在合作中相互平等、相互协调、实现资源共享，以克服合作中文化差异、国别矛盾等问题。在合作中也有些不足之处，有些学者认为中美双方在合作中中方属于从属地位，这是由于一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是当时环境所造成。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学社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其中关于中外合作的方法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管理人员的选择体现融合
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在霍尔遗产基金支持下，以研究、教学及出版中国文化为资助项目的中美学术合作共同体。学社涉及霍尔遗产基金会、美国、中国三方，美国以哈佛大学为阵地，中国以燕京大学为中心。学社的运行机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哈佛燕京学社托事部、哈佛教育委员会、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后改为北平办事处）。学社在管理人员的选择上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较好地处理了中美合作矛盾问题，使学社创造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化学者。首先，在学社托事部的成员选择上，坚持美国大学、中国大学都占有同样的比例的原则。学社托事部共九名成员，霍尔遗产基金会、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各三人，并于1928年选出了托事部的九名成员。1945年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成立后，燕京大学加入了该联合董事会，而后托事部中燕京大学的成员就由该联董会成员代替。
哈佛大学教育委员会是学社的行政中心，也是学社的主体部分。学社本部的总负责人称为“社长（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即使是在本部，学社也实行西方人和中国人并用的策略。纵观哈佛燕京学社历年社长，有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赖肖尔（ Edwin O Reischauer）、裴泽（John Pelzel）、克瑞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其中，叶理绥作为学社首任社长，凭借自己超强的管理能力和学术远见，建立东亚语言文学系，创办《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增强了中美双方的合作联系，扩大了学社的学术影响，推动了学社的辉煌。杜维明教授为昆明人，是历代社长中首位中国社长。多年来杜维明教授致力于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以及价值的重建，主要代表作有《传统的中国》、《人性与自我修养》、《今日的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等。
哈佛教育委员会是学社的本部，是学社的行政中心。设在燕京大学的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北平办事处）是学社的执行机构，机构的工作主要由“执行干事（Executive Secretary）”负责。执行干事同样实行西方人与中国人并用的原则，在全国院系大调整前，北平办事处共6任干事，分别是：博晨光（Lucius Chapin Porter）、洪业、梅贻宝、聂崇岐、陈观胜。其中博晨光是学社北平办事处第一任干事，出生于天津，父母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徒，同时也是燕京大学最早的一批领导人。陈观胜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大学，美籍华裔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完成了硕博的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业，是历任干事中对学社的影响最大。洪业作为燕京大学早期领导人之一，在燕京大学建校时期为燕大筹款四处奔波，并且筹划学社建立的各项事宜。由他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一系列参考书，是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11]。他使用先进的学术理念并积极采用西方现代训练方法来培养学生进行研究，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
（二）实践中体现融合
学社的宗旨是以研究中国文化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学社确定研究、教学、出版三个工作内容。学社坚持人才的培养对于研究的重要性，坚持研究与教学相结合，重视学术成果的建设工作，进行一系列合作，全方位展现融合的思想。
1教学方面
学社坚持融合的理念，以融合的思想探寻促使教学有效合作的方法。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进行学生的交换培养，燕京大学主要负责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教育，哈佛大学负责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在这样交换培养的制度之下，中美双方互派学生到对方进行学习研究，进行了一系列联合办学培养的活动，下面列举了一些当时互派学生的情况：
通过互派学生，学生可以体验两国不同的教育风格并融合进自己的认知体系之中，同时也可以增进两国学生情感。此外，为了促进教学的中西融合，除了互派学生留学，还互派教师进行教学。哈佛大学曾在1928年聘请博晨光和洪业到美讲授课程。洪业在哈佛大学除了教学之外，还进行各类演讲，活动范围甚至超出了哈佛校园。燕京大学也同样地邀请了国外优秀教师来讲课交流，让学生体会不同国家教师讲授风格。
2研究方面
在学术研究上将西方现代科研方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根据学社的宗旨，学社的研究对象为中国文化，但学社更加注重引进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中国传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这一方法被称为“近代批评手段”[14]。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哈佛燕京学社在汉学研究上的成就。洪业在研究方法的教学上贯彻执行了将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引进来的政策，要求学生注重言之有据、资料详实、所言科学。用侯仁之的话说：“这番初步训练，使我受益甚大。[15]”中美还进行研究项目合作以及资助学者做项目，学社增加“访问学者项目”（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邀请学者到哈佛大学学社总部进行自由研究，培养中国研究方面之人才[16]。
3学术资料的建设方面
学社成立不久，洪业和博晨光十分有远见地提出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都应该各有一所哈佛燕京图书馆，专注中国文化资料的收藏。在双方的努力下，哈佛燕京图书馆在中国文化的研究上扮演着研究资料中心的作用。图书馆采取国际化战略，一方面互购中西文图书，丰富藏书量和类型。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图书的目录管理上有一定特色。学社致力于将两校的图书编目统一起来，这对中西方学者的研究合作起了很大作用。对当时图书馆管理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裘开明先生，他在图书馆成立之时专门管理学社中英文图书。钱存训先生曾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西方的图书馆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相结合，处理美国图书馆中收藏的中日文资料，并辅导师生的教学和研究。[17]”图书馆从收藏到管理，都主张中西的结合，力求为中美双方的合作研究提供便利。
三、以效率保证合作的效果
注重效率是哈佛燕京学社行动的又一个特征。学社紧紧围绕研究中国文化为宗旨，主张融合中西，从教学、研究、再到学术资料的建设等，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国际化做出巨大贡献。哈佛燕京学社在其存在的这些年里，培养了一大批研究汉学的中外学者，创造了璀璨的学术成果，使中美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大大加强，时至今日，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依然保持着对东亚文化的热情，与我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一）组织机构设置保证效率。
从组织机构的划分看，分工合作，职责明确，是其重要的特点。学社的组织机构分为三个部分：学社托事部、哈佛教育委员会和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三个机构权责分明，形成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兼决策机构、两个工作中心的组织结构。三个机构分工合作，形成合作的完整体系，为中美的合作提供强大的机构支撑。首先托事部是最高权力机构兼决策机构，负责学社的工作宗旨的确定、资金的分配、整体管理学社工作。其次哈佛教育委员会设置在哈佛大学，是学社的行政中心，主要职责是策划和管理哈佛的各项事宜。最后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是在中国的一个执行中心，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中国大学，后来改为北平办事处。这样三方机构明确的分工与合作确保了合作中管理的清晰明确，不会出现交叉管理、多头管理的现象，极大地提高了合作效率。
相互协调，平等合作，是学社组织机构的又一主要特点。从机构设置看，学社托事部起着总领全局的作用，哈佛教育委员会和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代表，大致形成了三角的行政划分。哈佛教育委员会设置在哈佛大学，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北平办事处）设在燕京大学。两机构在合作中遵守学社的规章制度，追求学术的公正平等，因此“哈佛大学在制订哈佛燕京学社年度预算时，要邀请司徒雷登到剑（康）桥市去共同商讨。[18]”同时，燕京大学在制订各项规划时，也会邀请哈佛来共同商榷。作为两个工作中心的哈佛教育委员会和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北平办事处）在合作中相互协调，平等合作，大大地减少了中美两方的利益冲突，提高了研究的效率。
（二）制度建设上追求效率。
1规划制度方面
追求细致而实际的规划方案，是学社保证合作效率的又一途径。学社注重短期规划方案的制定，逐步追求最终目的。这体现在学社制定的五年行动发展规划上，学社的两份五年行动发展规划分别制定于1929年和1940年。1929年提交的规划中明确规定了学社在未来五年工作的重点，强调学社工作重点应在研究、图书馆以及人才这三个方面之上。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两份五年规划，学社还制定了九个备忘录来具体计划实施工作：备忘录一《哈佛燕京学社行动计划》[19]与备忘录二《哈佛燕京学社计划：研究领域的界定》[20]确定了学社的研究宗旨；备忘录四和备忘录六确定了图书馆资料建设的计划方案；备忘录八对学生的培养工作作出了规划。
2评估制度方面
除了制定规划外，学社为了保证规划的执行，还确定了评估制度，进一步确保了合作的效率。学社实施年度评估制度，有对课程教学的评估、对学社出版物的评估、对研究项目进展的评估以及资金使用的报告。课程教学的评估主要包括本科生的课程、教师、时间、学社人数等。对于出版物和研究项目的评估，学社要求每年对出版物进行总结，总结这一年里出版物的发展情况以及各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对学社年度的研究工作有清晰的把握。资金的使用要求有明确规范的报告，学社要求合作机构必须在每年度提交一份年度财政报告，并且在提交的时间、使用的格式方面都有統一要求。资金使用报告要求基金开支的明确性，详细列出各项收支、以及总开支。
3监管制度方面
在监管方面严格要求的财务和项目监管，这也同样保障了中美合作的效率，增强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效果。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是对学社资金的有效监管，活动之初就对活动的目的宗旨进行有效把控，增强资金使用效果，是对合作效率的保障。学社对于各个项目及其计划费用、合作机构使用费用等都必须做出财政预算来把控财政流向与使用监管。学社对资金的监管细致入微，涉及到方方面面，严格把资金的使用控制在符合学社宗旨的活动之上。学社对于项目的监管也是有严格的程序，需要符合哈佛燕京学社研究中国文化的宗旨，要对项目执行的时间、人数、费用等作出详细计划，然后提交学社托事部等待批准。
四、结语
回望历史，教会学校的建立为我国传播了先进的西方教育理念，也促使我国教育与西方教育接轨。多年来，学社通过互派学员、研究者、教师，共同承担学术项目，合作办学，建立图书馆、出版期刊、专著等活动为学术界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创造辉煌而璀璨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研究和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做出巨大贡献，是国际合作学术共同体的成功案例。哈佛燕京学社首先以聚焦保证合作方向。在制订制度体系以及教学、研究、出版上聚焦中国文化，保证了学社资金的使用。其次，以融合为方法。无论是在管理人员的选择上还是在各项实践中坚持中西融合，较好地解决了中外合作的矛盾问题。最后，追求效率保证合作效果。学社有着分工明确、互相协调的机构设置，也有一系列规划、监管、评估制度。这一优秀的中外合作案例至今对于我国教育领域的对外合作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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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