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墨子装饰批判思想及其理性价值
王冬冬
[摘要] 战国初年，墨子对过分追求奢华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建立了节用、节葬、非乐的墨家装饰思想。本文立足于时代背景，以设计史和设计批评的视角来探讨其针对物质文化、丧葬礼仪、礼乐制度三个层面提出“节用”观念的历史价值，分析其在传播过程中对消费观念和器具制作的具体影响，并以此来揭示墨子“节用”思想對于当下艺术设计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设计批评；墨子；理性价值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ozi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luxury social phenomenon， establishing the Mohist decorative critical thoughts of frugality， festival burial and anti-music system. Based on the time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history and design critic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Frug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 culture， funeral etiquette and ritual and music system.This aspect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value of frugality，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idea in communication and utensils made of concrete， and to reveal the Mozi frugality thought for the art design with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 words]Design criticism； Mozi； Rational value
一、墨子设计批判思想产生的背景
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太史公寥寥数字的介绍中传达了一系列不确定的内容，留下了墨子模糊的印象。墨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同时这一时期席卷着改革的洪流。国与国之间经过变法后差距明显，传统的宗法制下的血缘认同日渐稀薄。诸侯国的国力已达到或者超越周王室的水平，地位的改变带来了用礼上的变化，即向上一级靠拢。在诸侯国内的礼制变革中，不符合周礼规制的精美青铜器（图1）、玉器（图2）被大量制造并应用于诸侯国日常礼仪中，周王室却无力约束，国家兼并活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时期在不同方面的变革都有力地瓦解了分封制下的周礼等级秩序，一个新的社会面貌呈现出来。墨子正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基于他的家庭背景，可以看出尽管物质生活较以往得到了巨大提高，但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依然很低，甚至连基本的饮食温饱都难以为继。在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其造物之审美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墨子的审美可分为“用美”和“饰美”，而墨子认为用之美地位高于饰之美，故提出节用免饰的造物观念，这也同样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对富贵阶级建筑在广大人民的痛苦之上的荒淫享乐生活做出了无情的鞭挞。
毋庸置疑，相对于造物审美而言，墨子与孔子相比，乃是变革派之于改良派。孔子出身贵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他的观点指向当时那个动荡的社会，因而孔子的观点是保守的、精神的、理想的。过去的身份意识与昔日的话语权力也是使他们依恋过去的文化和制度的原因。[2]而墨子的世界里则都是世事艰难，如何解决生存危机才是他要考虑的，他没有孔子的那种中庸精神，认为复兴西周之礼是救不了时弊的，所以他毅然而然地“背周道而用夏政。”[3]他的话语里更多的是凸显工具理性下的实用主义，墨子力图引用先贤圣王的行为给予当今之王行为和价值标准的参考，希望以托古改制达到“见贤思齐”的效果。
二、墨子设计批判思想的内容
（一）节用——节用以利民
墨子谈的节用（图3）乃是基于当时社会条件下，贵富阶层物欲横流、雕缋满眼的一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春秋战国的造物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先进程度。如果没有奢侈享乐的事实，墨子的节用也就无所谈起。
针对统治阶层生活上的侈靡行为，墨子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4]157论证了统治者使用财力不浪费，人民不必因为赋税徭役而劳苦，国家的利益就增多了。墨子的话语中，可以看到生产是节用的前提，节用是为了更好的生产。墨子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提出的节用观点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在造物观念上，希望消耗尽可能少的原料来造出所需要的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墨子认为木鸢不如为车輗者巧，惠子对“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的实用主义倾向的设计思想的赞同，也从侧面表明墨子的实践能力超出常人。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能够制造出能飞的木鸢来，也表明墨子是一个不因循守旧而具有探索精神的能工巧匠。墨家实用倾向的设计观念与道家提出的物尽其用的思想相类似，但又有本质的区别，道家的前提是“无为”，而墨子提倡“生产”。
墨子的“节用”批评建立在“周礼”权威崩塌之际，贵族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荣耳目之观，口舌之欲而荒淫无度，耗尽民力。鉴于此，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基于普通百姓立场，提出“去无用之费，加利以利民”反对侈靡造物及装饰。墨子用古代先贤的行为与当世君主的行为作了一个比较。（表1）“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4]162总结道，“俭节则昌，淫佚则亡。”[4]38进而提出节用为强国之要领。
（二）节葬——节厚葬久丧
墨子的节葬延续着节用中的理念，节葬也是对当时儒者推崇的隆重而繁琐的丧葬礼仪的一种批判，可以说节葬是节用观念在墨家社会秩序里的具体要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5]这是在当时上层社会流传许久的孝文化，经过多年的演变，成为诸侯厚葬久丧习俗的来源，这一認识误区使当时上至诸侯王，下至士大夫，对自己百年之后的陵寝极为看重，无不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享有在世的荣耀，这时打造豪奢的陵墓与随葬品便成了一项重大的工程。
固守厚葬久丧是不合时宜的丧葬礼仪，具有多方面的不利之处。首先，厚葬浪费大量资财，损失积累的财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铜、陶、漆、木、丝、麻等器类，主要分兵器、车马器、礼器、乐器、生活器具、丧葬器、装饰品等。而且等级的高低带来随葬品数量品质从丰富到简单。和当代不同，当时手工生产一件青铜器具所耗费的社会劳力是巨大的。所以王权以“九鼎八簋九鬲二壶”（图4）为象征，不仅因为九鼎体量大，而且能够制造出九鼎说明青铜生产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超的程度。但是要把这些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精美器物用于陪葬，未免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另外，墨子认为久丧损害健康，精神疲惫、不可以众民、干扰正常社会运作。提出“死者既葬，生者勿久丧用哀。”[4]166长期的服丧既不能真正对死去的人有任何实际意义，还会造成生者的贫穷。这样既不符合古代圣王的传统也不符合百姓生产生活的利益。
所以在《墨子·节葬》中（图5）墨子参考古代圣王的标准制订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4]188他认为，只有在丧葬过程中做到“哀为本”，才是对亲人的离去表达最真诚的哀悼，过分形式上的繁琐礼仪可以省略，要有节制。最重要的是，墨子认为长期的厚葬久丧无助于达到“富、众、治，”即百姓富裕、人丁兴旺、国家安定，也无法阻止战争，更加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那些为丧葬而举办的仪式只是毫无实际用途的伪饰，“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勿久哭，而疾以从事。”[5]179这样的行为才是符仁义，利万民的。
（三）非乐——为乐非也
春秋时期，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承。礼乐文化成为区分等级层次的重要标志，天子的礼乐和诸侯的礼乐有着从事人数数量的区分。佾，古代从事一个行列乐舞的人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的人数也不同，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到战国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凌驾于周王室之上。这时的周王室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诸侯陆续称霸，有的霸主甚至问鼎中原。“鲁宣公三年，楚子（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6]这一过程中，周天子的绝对统治遭到动摇，有更甚的诸侯在封地里私下行使王之礼乐。这样的僭越礼乐秩序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诸侯中，而且也存在于卿大夫里，当时有诸侯国内的朝政由卿大夫把持，晋国韩氏、赵氏、魏氏，齐国田氏、鲁国季氏等都是诸侯国内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氏族。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熟不可忍也！”[7]季氏，指季平子，鲁国大夫，是鲁国权臣，把持朝政。按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但他居然摆出八佾，完全是以天子自居，与中央抗衡，这是大逆不道，违礼的行为，是对天子，国君的蔑视。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对抗周礼的现象，是周礼的“礼崩乐坏”的过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成后来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这一过程也是周朝丧失统治能力的过程。
在《墨子·非乐》（图6）中，他从三点来证明沉湎歌舞乐等艺术活动的弊端。第一，由于欣赏或从事声乐活动而荒废生产，浪费财力物力。这些从事歌舞乐活动的人不事生产，却要消耗大量的社会物质资源和财富。而这些“美食、美衣”无不是底层百姓辛勤劳动所得，这对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第二，为奢靡声乐需要大量精壮劳动力参与其中，浪费人力。“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4]253这样做不但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阻碍劳动生产，因而奢靡之乐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是巨大的。第三，墨子以“圣王无乐”说明尧舜禹等先贤圣王不是通过奢靡声乐治理国家的，音乐不能影响王公大人和君子治国。而桀、纣、幽正是由于为声乐不顾其民。这种令统治者沉湎的奢靡声乐而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行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4]250应当予以禁止。
三、墨子设计批判思想的价值
在墨子设计的关系中（图7），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团体作为装饰批评的主体，通过“节用”、“节葬”、“非乐”批判设计批评客体的三个方面，即物质文化、行为方式、礼乐制度，揭示出作为使用主体的统治者和富贵阶级在对设计文化的引导和塑造中陷入个人欲望的深渊。在日常使用之物中过度装饰，雕缀满眼，在为音乐艺术中，沉迷于耳目之观，荒废正务，为死后世界奢华布置长期服丧，甚至大大影响了生人的生活。这三个方面的过度装饰都直接导致百姓衣食之财遭到掠夺，小国不堪重负，大国亦然，最终只会导致身死国破、宗庙尽毁。因而墨子强调理性化的原则，通过对统治者及贵族阶级的物质文化、行为方式、礼乐制度的论证，批评统治者沉迷侈靡装饰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私欲的享受。其中不仅存在形式上的装饰，还包括功能上的装饰。强调超出实际的，追求大而无度的器物与居室。
墨子与鲁君之间的对话，体现出墨子志功合一的理性思想。“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5]472墨子举出钓鱼和捕鼠的例子，说钓捕者设饵那恭敬（近乎于礼）的样子，并不是尊敬鱼、鼠。只有通过合其“志”（动机）和“功”（效果）来考查，才能对一个事物的是与非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功”是“志”的判断标准。同样的评判一个理论，也要从它的动机与效果来考察。
一方面，“合其志功”体现了墨子设计思想中的工具理性价值：道—器、体—用的辩证观点。从设计学的方面看，造物本身是以器之用来体现“道”。反之，从“治道”方面看，造物的动机不过是器用而已，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可以停止了。墨子承认美，但反对在社会为生存充满忧患的情况下去追求脱离实用的和供统治者独享的美。这是一种对社会认识与责任的自觉，是对人类造物本质认识的一种自觉。[8]另一方面，反映了墨子的装饰批判思想具有知识理性意识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之为“用器体道”。从墨家装饰批判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作为侈靡装饰之物、之行的使用者即以统治阶级为主，他们的动机从个人主观的角度出发，谋求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而作为批判的主体，墨家团体，他们的出发点是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落实的结果是抑制侈靡装饰的发展，大力发展利国利民的生产力技术，提高民众衣食用住的水平。
从现实角度来看，墨家的“合其志功”的知识理性价值依然焕发着理论的光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这要归功于我们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我们商业设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不断壮大，而且设计行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多，可以说，我们的时代是中国设计最好的发展时代。但是，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打醒陷入物欲深渊的人们。这种表面的繁荣让我们误以为发达的社会已经到来。各类奇怪的建筑设计充斥我们的视野，不计后果的发展透支着后人的财富与资源。装饰艺术已经换上设计的外衣，生活的各个部分皆经过精心设计。区别于技术恐惧者，技术的双面性已经显现，我们在繁荣里丢失的理性初心应该重新找回。就拿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德国来说，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朴素的建筑物，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什么叫发达？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发达的建筑、发达的设计……这些都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本身，如果我们以此为荣，我们同样陷入另一种装饰的深渊。国家经济越来越发达，人民越来越忙于追求欲望的脚步，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低。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幸福感？回顾墨家的知识理性价值，探讨我们的设计是否成为我们实现幸福的方式，“去无用之费，天下之大利。”
墨子的设计批评中蕴含着这一时期理性思索的光辉。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知识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一方面墨子重视知识带来观念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也同样重视工具和技术对社会改造的巨大作用。墨子设计批评中，饰器的动机与所体现的道的结果不是相符合的，墨子的道在于实现天下人的幸福，这种广泛的利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将墨家推上道德的制高点来看待实际社会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可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墨家的继任者不再像墨子那样激进，转而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用推理与论证现实问题，从这种转换中萌发的知识理性与工具理性成为墨家设计批评的巨大价值。
结语
墨子的设计批评思想是理性的、深刻的，通过对统治者与贵族阶级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观察并进行提炼，将知识系统进行分类，从而归纳有利于人的知识，通过保留负面的信息来引以为戒。墨家的设计理论体系中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的价值导向，成为我们摆脱困境和逆境前行的动力。研究墨子设计批评思想针对当下社会经济中的浮躁与奢靡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要注意到墨子的时代于当下而言，已是古与今的差别，吸收墨子设计批判观点的思想不代表照搬照抄，要辩证吸收、活学活用，将这种思想背后的价值精神运用到社会创新中才是墨子设计批评思想应用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2350.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00.
[3]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99.
[4]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5]陈戍国.礼记校注[M].湖南：岳麓书社，2004：418.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2.
[7]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M].周海生，孔德立，参撰.北京：中华书局，1995：699.
[8]李砚祖.装饰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34.
[摘要] 战国初年，墨子对过分追求奢华的社会现象进行了猛烈批判，建立了节用、节葬、非乐的墨家装饰思想。本文立足于时代背景，以设计史和设计批评的视角来探讨其针对物质文化、丧葬礼仪、礼乐制度三个层面提出“节用”观念的历史价值，分析其在传播过程中对消费观念和器具制作的具体影响，并以此来揭示墨子“节用”思想對于当下艺术设计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 设计批评；墨子；理性价值
[Abstract]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Mozi fiercely criticized the excessive pursuit of luxury social phenomenon， establishing the Mohist decorative critical thoughts of frugality， festival burial and anti-music system. Based on the time backgrou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history and design critic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Frug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al culture， funeral etiquette and ritual and music system.This aspect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value of frugality，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idea in communication and utensils made of concrete， and to reveal the Mozi frugality thought for the art design with significance and value.
[Key words]Design criticism； Mozi； Rational value
一、墨子设计批判思想产生的背景
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1]太史公寥寥数字的介绍中传达了一系列不确定的内容，留下了墨子模糊的印象。墨子生活的年代正是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同时这一时期席卷着改革的洪流。国与国之间经过变法后差距明显，传统的宗法制下的血缘认同日渐稀薄。诸侯国的国力已达到或者超越周王室的水平，地位的改变带来了用礼上的变化，即向上一级靠拢。在诸侯国内的礼制变革中，不符合周礼规制的精美青铜器（图1）、玉器（图2）被大量制造并应用于诸侯国日常礼仪中，周王室却无力约束，国家兼并活动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时期在不同方面的变革都有力地瓦解了分封制下的周礼等级秩序，一个新的社会面貌呈现出来。墨子正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下，基于他的家庭背景，可以看出尽管物质生活较以往得到了巨大提高，但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依然很低，甚至连基本的饮食温饱都难以为继。在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其造物之审美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墨子的审美可分为“用美”和“饰美”，而墨子认为用之美地位高于饰之美，故提出节用免饰的造物观念，这也同样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对富贵阶级建筑在广大人民的痛苦之上的荒淫享乐生活做出了无情的鞭挞。
毋庸置疑，相对于造物审美而言，墨子与孔子相比，乃是变革派之于改良派。孔子出身贵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他的观点指向当时那个动荡的社会，因而孔子的观点是保守的、精神的、理想的。过去的身份意识与昔日的话语权力也是使他们依恋过去的文化和制度的原因。[2]而墨子的世界里则都是世事艰难，如何解决生存危机才是他要考虑的，他没有孔子的那种中庸精神，认为复兴西周之礼是救不了时弊的，所以他毅然而然地“背周道而用夏政。”[3]他的话语里更多的是凸显工具理性下的实用主义，墨子力图引用先贤圣王的行为给予当今之王行为和价值标准的参考，希望以托古改制达到“见贤思齐”的效果。
二、墨子设计批判思想的内容
（一）节用——节用以利民
墨子谈的节用（图3）乃是基于当时社会条件下，贵富阶层物欲横流、雕缋满眼的一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春秋战国的造物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先进程度。如果没有奢侈享乐的事实，墨子的节用也就无所谈起。
针对统治阶层生活上的侈靡行为，墨子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提出了“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4]157论证了统治者使用财力不浪费，人民不必因为赋税徭役而劳苦，国家的利益就增多了。墨子的话语中，可以看到生产是节用的前提，节用是为了更好的生产。墨子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提出的节用观点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在造物观念上，希望消耗尽可能少的原料来造出所需要的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墨子认为木鸢不如为车輗者巧，惠子对“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的实用主义倾向的设计思想的赞同，也从侧面表明墨子的实践能力超出常人。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能够制造出能飞的木鸢来，也表明墨子是一个不因循守旧而具有探索精神的能工巧匠。墨家实用倾向的设计观念与道家提出的物尽其用的思想相类似，但又有本质的区别，道家的前提是“无为”，而墨子提倡“生产”。
墨子的“节用”批评建立在“周礼”权威崩塌之际，贵族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荣耳目之观，口舌之欲而荒淫无度，耗尽民力。鉴于此，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基于普通百姓立场，提出“去无用之费，加利以利民”反对侈靡造物及装饰。墨子用古代先贤的行为与当世君主的行为作了一个比较。（表1）“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4]162总结道，“俭节则昌，淫佚则亡。”[4]38进而提出节用为强国之要领。
（二）节葬——节厚葬久丧
墨子的节葬延续着节用中的理念，节葬也是对当时儒者推崇的隆重而繁琐的丧葬礼仪的一种批判，可以说节葬是节用观念在墨家社会秩序里的具体要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5]这是在当时上层社会流传许久的孝文化，经过多年的演变，成为诸侯厚葬久丧习俗的来源，这一認识误区使当时上至诸侯王，下至士大夫，对自己百年之后的陵寝极为看重，无不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享有在世的荣耀，这时打造豪奢的陵墓与随葬品便成了一项重大的工程。
固守厚葬久丧是不合时宜的丧葬礼仪，具有多方面的不利之处。首先，厚葬浪费大量资财，损失积累的财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铜、陶、漆、木、丝、麻等器类，主要分兵器、车马器、礼器、乐器、生活器具、丧葬器、装饰品等。而且等级的高低带来随葬品数量品质从丰富到简单。和当代不同，当时手工生产一件青铜器具所耗费的社会劳力是巨大的。所以王权以“九鼎八簋九鬲二壶”（图4）为象征，不仅因为九鼎体量大，而且能够制造出九鼎说明青铜生产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超的程度。但是要把这些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精美器物用于陪葬，未免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浪费。另外，墨子认为久丧损害健康，精神疲惫、不可以众民、干扰正常社会运作。提出“死者既葬，生者勿久丧用哀。”[4]166长期的服丧既不能真正对死去的人有任何实际意义，还会造成生者的贫穷。这样既不符合古代圣王的传统也不符合百姓生产生活的利益。
所以在《墨子·节葬》中（图5）墨子参考古代圣王的标准制订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4]188他认为，只有在丧葬过程中做到“哀为本”，才是对亲人的离去表达最真诚的哀悼，过分形式上的繁琐礼仪可以省略，要有节制。最重要的是，墨子认为长期的厚葬久丧无助于达到“富、众、治，”即百姓富裕、人丁兴旺、国家安定，也无法阻止战争，更加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那些为丧葬而举办的仪式只是毫无实际用途的伪饰，“死者既已葬矣，生者勿久哭，而疾以从事。”[5]179这样的行为才是符仁义，利万民的。
（三）非乐——为乐非也
春秋时期，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承。礼乐文化成为区分等级层次的重要标志，天子的礼乐和诸侯的礼乐有着从事人数数量的区分。佾，古代从事一个行列乐舞的人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的人数也不同，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到战国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凌驾于周王室之上。这时的周王室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诸侯陆续称霸，有的霸主甚至问鼎中原。“鲁宣公三年，楚子（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6]这一过程中，周天子的绝对统治遭到动摇，有更甚的诸侯在封地里私下行使王之礼乐。这样的僭越礼乐秩序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诸侯中，而且也存在于卿大夫里，当时有诸侯国内的朝政由卿大夫把持，晋国韩氏、赵氏、魏氏，齐国田氏、鲁国季氏等都是诸侯国内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氏族。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熟不可忍也！”[7]季氏，指季平子，鲁国大夫，是鲁国权臣，把持朝政。按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但他居然摆出八佾，完全是以天子自居，与中央抗衡，这是大逆不道，违礼的行为，是对天子，国君的蔑视。这说明当时已经存在对抗周礼的现象，是周礼的“礼崩乐坏”的过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成后来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这一过程也是周朝丧失统治能力的过程。
在《墨子·非乐》（图6）中，他从三点来证明沉湎歌舞乐等艺术活动的弊端。第一，由于欣赏或从事声乐活动而荒废生产，浪费财力物力。这些从事歌舞乐活动的人不事生产，却要消耗大量的社会物质资源和财富。而这些“美食、美衣”无不是底层百姓辛勤劳动所得，这对民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第二，为奢靡声乐需要大量精壮劳动力参与其中，浪费人力。“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今王公大人，唯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4]253这样做不但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阻碍劳动生产，因而奢靡之乐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是巨大的。第三，墨子以“圣王无乐”说明尧舜禹等先贤圣王不是通过奢靡声乐治理国家的，音乐不能影响王公大人和君子治国。而桀、纣、幽正是由于为声乐不顾其民。这种令统治者沉湎的奢靡声乐而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行为“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4]250应当予以禁止。
三、墨子设计批判思想的价值
在墨子设计的关系中（图7），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团体作为装饰批评的主体，通过“节用”、“节葬”、“非乐”批判设计批评客体的三个方面，即物质文化、行为方式、礼乐制度，揭示出作为使用主体的统治者和富贵阶级在对设计文化的引导和塑造中陷入个人欲望的深渊。在日常使用之物中过度装饰，雕缀满眼，在为音乐艺术中，沉迷于耳目之观，荒废正务，为死后世界奢华布置长期服丧，甚至大大影响了生人的生活。这三个方面的过度装饰都直接导致百姓衣食之财遭到掠夺，小国不堪重负，大国亦然，最终只会导致身死国破、宗庙尽毁。因而墨子强调理性化的原则，通过对统治者及贵族阶级的物质文化、行为方式、礼乐制度的论证，批评统治者沉迷侈靡装饰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个人私欲的享受。其中不仅存在形式上的装饰，还包括功能上的装饰。强调超出实际的，追求大而无度的器物与居室。
墨子与鲁君之间的对话，体现出墨子志功合一的理性思想。“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5]472墨子举出钓鱼和捕鼠的例子，说钓捕者设饵那恭敬（近乎于礼）的样子，并不是尊敬鱼、鼠。只有通过合其“志”（动机）和“功”（效果）来考查，才能对一个事物的是与非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功”是“志”的判断标准。同样的评判一个理论，也要从它的动机与效果来考察。
一方面，“合其志功”体现了墨子设计思想中的工具理性价值：道—器、体—用的辩证观点。从设计学的方面看，造物本身是以器之用来体现“道”。反之，从“治道”方面看，造物的动机不过是器用而已，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可以停止了。墨子承认美，但反对在社会为生存充满忧患的情况下去追求脱离实用的和供统治者独享的美。这是一种对社会认识与责任的自觉，是对人类造物本质认识的一种自觉。[8]另一方面，反映了墨子的装饰批判思想具有知识理性意识的科学精神，可以称之为“用器体道”。从墨家装饰批判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作为侈靡装饰之物、之行的使用者即以统治阶级为主，他们的动机从个人主观的角度出发，谋求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而作为批判的主体，墨家团体，他们的出发点是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落实的结果是抑制侈靡装饰的发展，大力发展利国利民的生产力技术，提高民众衣食用住的水平。
从现实角度来看，墨家的“合其志功”的知识理性价值依然焕发着理论的光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这要归功于我们近些年来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我们商业设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不断壮大，而且设计行业从业人数不断增多，可以说，我们的时代是中国设计最好的发展时代。但是，历史总是一次又一次打醒陷入物欲深渊的人们。这种表面的繁荣让我们误以为发达的社会已经到来。各类奇怪的建筑设计充斥我们的视野，不计后果的发展透支着后人的财富与资源。装饰艺术已经换上设计的外衣，生活的各个部分皆经过精心设计。区别于技术恐惧者，技术的双面性已经显现，我们在繁荣里丢失的理性初心应该重新找回。就拿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德国来说，落后的高铁网络、陈旧的基础设施、低矮朴素的建筑物，德国似乎没有大多数国人以为的那么“发达”。什么叫发达？发达的铁路，发达的技术、发达的建筑、发达的设计……这些都是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本身，如果我们以此为荣，我们同样陷入另一种装饰的深渊。国家经济越来越发达，人民越来越忙于追求欲望的脚步，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幸福感越来越低。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幸福感？回顾墨家的知识理性价值，探讨我们的设计是否成为我们实现幸福的方式，“去无用之费，天下之大利。”
墨子的设计批评中蕴含着这一时期理性思索的光辉。其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知识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价值。一方面墨子重视知识带来观念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也同样重视工具和技术对社会改造的巨大作用。墨子设计批评中，饰器的动机与所体现的道的结果不是相符合的，墨子的道在于实现天下人的幸福，这种广泛的利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将墨家推上道德的制高点来看待实际社会中出现的普遍问题，可能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墨家的继任者不再像墨子那样激进，转而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用推理与论证现实问题，从这种转换中萌发的知识理性与工具理性成为墨家设计批评的巨大价值。
结语
墨子的设计批评思想是理性的、深刻的，通过对统治者与贵族阶级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观察并进行提炼，将知识系统进行分类，从而归纳有利于人的知识，通过保留负面的信息来引以为戒。墨家的设计理论体系中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的价值导向，成为我们摆脱困境和逆境前行的动力。研究墨子设计批评思想针对当下社会经济中的浮躁与奢靡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也要注意到墨子的时代于当下而言，已是古与今的差别，吸收墨子设计批判观点的思想不代表照搬照抄，要辩证吸收、活学活用，将这种思想背后的价值精神运用到社会创新中才是墨子设计批评思想应用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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