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坚守
李延华 张亚迪
摘要：?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民族危机之时，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真理。他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和理论奠基。虽历经挫折与艰辛，仍矢志不移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在建国后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全面重构社会思想意识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1;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5-0052-06
毛泽东曾经赞誉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李达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之一，他首先自己认真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探寻救国之道，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其出生之时，正值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华民族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灾难，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李达的思想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逐步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最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真理，“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一）时代造就少年爱国者
李达幼年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善于独立思考。1905年，15岁的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入永州中学，开始接触新知识、了解国家面临的形势与危机，知道了列强的掠夺、中国经济的贫穷落后以及政治的黑暗腐败，萌生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赤诚的爱国情怀。其间，徐特立老先生斩指血书激励学生反对列强欺凌和清政府卖国，这一爱国行动极大地激发了李达的爱国热情。他和同学们当时议定两条应对?办法：第一，抵制日货;第二，练军事操。李达曾回忆说：“当时我们爱国的办法，就只懂得這两条。这类反帝爱国运动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政府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会集会、游行、呼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1]730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一部分为外国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服务的文化汉奸和文化买办以外，绝大多数是程度不同的爱国主义者。记得前清末年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向前清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便举行一次爱国运动，每年一次或两次，今天反英，明天反日，后天反德、反俄、反法、反美，总之反个不停。”[1]533当时，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关头，李达怀着拳拳赤子之心，在发奋读书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行动，努力探寻救国出路。
（二）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
1908年，李达中学毕业报考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途径武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一路目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悲愤地觉悟到，中国已经变成列强统治着的殖民地了！”[1]731李达抱着学好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志向进入学堂。读书期间，李达意识到发展教育、普及科学、唤起民众觉悟的重要性，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念。
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我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1]731。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度去日本求学专攻理工科，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理想。在日本学习期间，李达和中国留学生饱尝欺侮，他感觉这种欺辱不止对留日学生，而是对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使他感到耻辱的同时，也滋生了反日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山东的占领以及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更是激起了留日学生极大义愤，于是“反日救亡”运动兴起。他沉痛地感到，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谈发展科学和实业！不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
（三）选择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的出路在哪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达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他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他进一步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念。1918年5月，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李达作为带头人之一，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5月21日，北京高校青年学子2 000余名举行游行请愿活动。“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活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2]。但它最终没能阻止条约的签订。请愿斗争的失败，使李达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认识到，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求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3]21。 6月，李达再赴日本，毅然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李达攻读马列主义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五四”运动之后，李达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李达热情赞颂“五四”这个伟大革命事件。1919年6月，他撰文《陈独秀与新思想》表达了对陈独秀的敬意，倡导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中国”，他认为，若不如此，中国“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4]8
这一时期，中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李达连续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阐明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现时代劳动者受资本压迫、挨饿受冻等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手段，“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4]52。社会主义的两面鲜明旗帜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4]5。他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等几部著作，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和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实践。其译著《马克思经济学说》，被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之一。这些文章和译著的发表，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勇担重任，为党的创建做出独特贡献
为了践行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中国的理想，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热切愿望，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参与创建党的发起组，为筹备党的“一大”做组织工作
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大钊酝酿创建党组织，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共同参与筹建党的活动。8月，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发起组，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陈独秀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后，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总书记。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全面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夫先后到达上海，与李达和李汉俊会晤。李达汇报了中国当时党的组织情况后，国际代表认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根据原先的商议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很快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由李达主持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
“一大”期间，李达除参与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之外，还负责处理大会具体事务，包括大会选址和各党代表的住宿等问题。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现为兴业路76号召开，李达夫人王会悟担任了门卫。7月31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大会被迫另选会址，由王会悟安排，到她家乡浙江乌镇附近的嘉兴南湖。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南湖的一条租来的大画舫上进行。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二）创办党刊和出版社，为党的理论建设奠定基石
为了适应建党需要，宣传党的主张和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此刊是党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的重要理论刊物，对于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的使命是什么等一些必须明确回答的原则问题，都作了系统的解答和宣传。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主办这样一个党刊，处境极为艰险，经费极端困难，当时，从写稿、出版到发行，全部工作几乎由李达一人承担。《共产党》月刊到1921年7月停刊，只出版了6期，但它完成了光辉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石。
党成立后，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和出版工作，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是李达的家“辅德里”625号。出版社的任务主要是发行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和发行等工作主要由李达承担。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肚子饿了就啃几个冷馒头，有时甚至数日不出门，专心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为人民出版社拟订的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和“共产主义丛书”等等。可以說，在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李达是一位拓荒者。这些经典著作在党的初建时期，成了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
1923年4月，李达和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宣传马列主义、研讨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之时，《新时代》直接担负起宣传党的纲领、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新时代》共出了4期，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帮助干部提高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为党培养革命干部
1922年7月，李达出席了党的“二大”。代表们第一天的集会，还是在他的寓所辅德里举行的。“二大”之后，李达离开了中央，专心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他对王会悟讲：“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能用笔杆子来作战，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多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列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夺取政权的榜样。”他常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湖南有言有为，好！对，我必须要紧握这笔杆子，专为劳动人民效力。”[5]891922年11月中旬，李达应毛泽东邀请，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其办学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他强调学生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5]91。“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5]91湖南自修大学成为湖南革命的摇篮，为湖南党组织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党的干部。
三、矢志不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党成立两年后，由于诸种因素，李达脱离了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他离开了党组织，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仍然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不懈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脱党而不放弃信仰，开我国唯物史观研究之先河
李达脱党后仍然与党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继续从事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他认为：“自己对于马列主义懂得太少，应当努力钻研，一面学习，一面宣传，虽然离开了党，却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决不能做违背党的事情。”[3]71
1923年11月，李达到湖南大学法科任教。时年33岁的李达已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个学校讲授唯物史观，众多进步青年慕名而来听课，许多青年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就是从这里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1926年，李达的第一部专著《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这是他在过去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是集介绍和宣传唯物史观学说之大成的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认识。”[5]106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影响，革命队伍中几乎人手一册。这在20世纪20年代，开我国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先河，哺育了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对于今天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仍有巨大参考价值。
大革命期间，李达也没有因脱党对党的活动避而远之，他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1927年3月，李达和谢觉哉、郭亮等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李达任教育长，负责招生和教学工作。他在招生演讲时鼓励青年走革命之路，做有为青年。党校主要招收革命知识分子，附设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是学员的必读课本。
（二）面对险恶环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全家避居上海法租界。处于血雨腥风的社会环境，李达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1928年，湖南省国民党当局通缉“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著名共首”，他泰然处之。难能可贵的是，他仍然和友人熊得山等人一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革命书籍，还重新印刷了《现代社会学》的修正版。在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极为困难的环境下，李达化名“王啸鸥”，创办笔耕堂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一个人，他自己出钱，找人把书传销出去。他拒绝汪精卫、陈公博两次拉拢加入国民党改组派的同时，与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本社”，表达一种信念和操守：“要保本，保持革命的本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忘本，不能做损害共产党的”。[3]79
在上海期间，李达还翻译和出版了几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如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塔尔海马的《现代世界观》等。他翻译马列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党的理论研究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功绩不可忘记”[6]。此外，他还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等专著，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光明前途等问题，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当时我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学者中，“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5]158。1932年5月，受党组织之托，李达给冯玉祥及其教研室讲授列宁主义，进行革命宣传。冯玉祥非常敬重李达，评价他是“为真理奋斗的战士”[5]141。
1932年8月，在广大进步师生的邀请下，李达到北平，担任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教授。北平大学和中国大学有“红色大学”之称，李达理所当然地成为“红色教授”。他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讲课的目的当然也是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李达成为“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威望极高，学生不听校长的，而听他的”。他利用讲演、座谈等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真理，教育青年学生，尽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这对于广大进步青年认清国家形势、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大有裨益。
在北平的五年时间，李达理论硕果累累。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专著和论文。在《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言中，他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撰写此书的目的是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战士们的精神武裝起来，以推动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完成民族解放大业。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寄来的此书，认真阅读了十遍[3]106，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3]106。
（三）坚守气节，成为战斗唯物论的老健将
抗战期间，受尽国破家亡颠簸流离之苦，李达克服艰难困苦，始终坚守正义凛然的革命气节，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和宣传。1938年2月，李达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年冬，受邀去重庆为冯玉祥主持教研室，讲授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问题。冯玉祥深受李达思想的影响，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4月，云集重庆的进步学者创办《理论与实践》学术刊物，此刊成为“每一个革命民族战士的理论向导”，李达担任编委。在刊物的第二期编后记中，李达被誉为“一位战斗唯物论的老健将”[5]188。
1941年9月以后，李达失业在家，他既要躲避日军追捕，又遭受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但是，他坚守气节，拒绝参加伪地方政府县参议会，否认“社会贤达”称号，也愤怒拒绝去“维持会”给日本人办事。他曾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决不失节，决不做亡国奴。[3]116-117
抗战胜利后，李达到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重回岳麓山，“同学们的心掀起了无穷的愉快的浪花”[3]119。他冲破种种限制，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运动。一些进步青年教师和学生经常秘密到他家里拜访，李达主动向青年们推荐革命书籍，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四、鞠躬尽瘁，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续写新篇章
1949年，李达重新加入党组织，他感到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时代就要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高校奋斗了17个春秋，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
（一）重获“新生”，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前往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给李达一封措辞巧妙的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5]2141949年4月，李达离开长沙，抵达北平。李达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当时，李达已年近花甲，但是，他胸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重新申请加入党组织。毛泽东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党组织。李达谈起此事曾激动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223
（二）重构思想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1950年2月，李达就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以“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为人民办教育”为宗旨，在湖大主政三年，把一个旧湖大改造成人民的新湖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抓思想改造这一中心环节，对全校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配合湖大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在全校成立了以李达为首的政治课委员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学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时事政策、党史、《毛泽东选集》等。李达亲自动员，带头讲课，并主编讲义，推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理论学习。4月，他在《人民湖大》发表文章，动员全校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澤东思想，精通业务，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能够担负起新国家建设工作的光荣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抓教学改革这一重要环节，改进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校成立了教学研究部和教学委员会，添设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政策与法令等政治理论课。第三，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相结合。
1953年初，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为将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重点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他同样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深刻认识到：建设新大学必须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器，要“按社会主义方向办学，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5]235。1953年3月，筹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1954年11月，创办武汉大学马列主义夜间大学，兼任校长并亲自讲授哲学课，帮助干部教师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知识;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1956年9月，重建哲学系并兼教授和系主任，而且多方延揽、遴选、培养人才，组建教师队伍，亲自编教材;为掀起理论学习的热潮，1959年2月，成立以李达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兼教研室主任，相应地各系总支书记牵头成立政治理论课教学小组;1961 年 9 月，组建毛泽东思想教研室，决定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开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武大期间，李达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与创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忠于祖国和人民事业的专门人才。
（三）鞠躬尽瘁，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
1950年12月，毛泽东《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部著作。他指出，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统一的意志。他写了《〈实践论〉解说词》，并亲自做辅导报告。1952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发表，他又写《〈矛盾论〉解说词》。“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而李达的“解说”则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成果，它不是单纯的诠释性读物，而是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独立研究和创造性的写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榜样。这两部解说词都给予了毛泽东思想高度的评价，对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1961 年 8 月，李达在庐山与毛泽东畅谈，毛泽东建议将《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于是李达决心重新主编一部反映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著作。从1961年到1965年，李达不忘毛泽东所托，抱病坚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前半部的著述。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达嘱托：“请转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上册修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7]
李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他的思想历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有重要意义。在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胡乔木给予高度评价并题词：“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8]
参考文献：
[1]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44.
[3] ??宋镜明.李达传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4]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宋镜明.李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6]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北京：北京人文书店，1936：45-46.
[7] ??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2.
[8] ?陶德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J].高校理论战线，2009（2）：28.
摘要：?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民族危机之时，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真理。他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愿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和理论奠基。虽历经挫折与艰辛，仍矢志不移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在建国后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全面重构社会思想意识做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K261;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5-0052-06
毛泽东曾经赞誉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李达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之一，他首先自己认真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探寻救国之道，选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冷水滩市一个佃农家庭。其出生之时，正值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中华民族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灾难，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李达的思想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逐步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最后，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唯一真理，“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一）时代造就少年爱国者
李达幼年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善于独立思考。1905年，15岁的李达以优异成绩考入永州中学，开始接触新知识、了解国家面临的形势与危机，知道了列强的掠夺、中国经济的贫穷落后以及政治的黑暗腐败，萌生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赤诚的爱国情怀。其间，徐特立老先生斩指血书激励学生反对列强欺凌和清政府卖国，这一爱国行动极大地激发了李达的爱国热情。他和同学们当时议定两条应对?办法：第一，抵制日货;第二，练军事操。李达曾回忆说：“当时我们爱国的办法，就只懂得這两条。这类反帝爱国运动是年年都要举行的。每逢帝国主义者向清政府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就会集会、游行、呼口号、发宣言、向清廷请愿。”[1]730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除了一部分为外国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服务的文化汉奸和文化买办以外，绝大多数是程度不同的爱国主义者。记得前清末年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向前清提出亡国性的侵略条件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便举行一次爱国运动，每年一次或两次，今天反英，明天反日，后天反德、反俄、反法、反美，总之反个不停。”[1]533当时，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关头，李达怀着拳拳赤子之心，在发奋读书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行动，努力探寻救国出路。
（二）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
1908年，李达中学毕业报考京师优级师范学堂。途径武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一路目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悲愤地觉悟到，中国已经变成列强统治着的殖民地了！”[1]731李达抱着学好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志向进入学堂。读书期间，李达意识到发展教育、普及科学、唤起民众觉悟的重要性，萌生了教育救国的理念。
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思想影响，“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我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的”[1]731。1913年和1917年，李达两度去日本求学专攻理工科，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理想。在日本学习期间，李达和中国留学生饱尝欺侮，他感觉这种欺辱不止对留日学生，而是对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使他感到耻辱的同时，也滋生了反日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山东的占领以及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更是激起了留日学生极大义愤，于是“反日救亡”运动兴起。他沉痛地感到，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怎谈发展科学和实业！不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
（三）选择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新的出路在哪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达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他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他进一步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信念。1918年5月，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李达作为带头人之一，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5月21日，北京高校青年学子2 000余名举行游行请愿活动。“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活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2]。但它最终没能阻止条约的签订。请愿斗争的失败，使李达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认识到，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求国”是行不通的，“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3]21。 6月，李达再赴日本，毅然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李达攻读马列主义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五四”运动之后，李达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李达热情赞颂“五四”这个伟大革命事件。1919年6月，他撰文《陈独秀与新思想》表达了对陈独秀的敬意，倡导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中国”，他认为，若不如此，中国“恐怕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4]8
这一时期，中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李达连续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阐明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指出社会主义是解决现时代劳动者受资本压迫、挨饿受冻等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手段，“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4]52。社会主义的两面鲜明旗帜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4]5。他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等几部著作，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和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实践。其译著《马克思经济学说》，被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之一。这些文章和译著的发表，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勇担重任，为党的创建做出独特贡献
为了践行以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中国的理想，李达怀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的热切愿望，为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参与创建党的发起组，为筹备党的“一大”做组织工作
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大钊酝酿创建党组织，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共同参与筹建党的活动。8月，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发起组，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陈独秀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东后，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总书记。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全面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洛夫先后到达上海，与李达和李汉俊会晤。李达汇报了中国当时党的组织情况后，国际代表认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根据原先的商议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很快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由李达主持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
“一大”期间，李达除参与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之外，还负责处理大会具体事务，包括大会选址和各党代表的住宿等问题。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现为兴业路76号召开，李达夫人王会悟担任了门卫。7月31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大会被迫另选会址，由王会悟安排，到她家乡浙江乌镇附近的嘉兴南湖。最后一天的会议就在南湖的一条租来的大画舫上进行。会议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二）创办党刊和出版社，为党的理论建设奠定基石
为了适应建党需要，宣传党的主张和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11月，上海党组织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担任主编。此刊是党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的重要理论刊物，对于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党的使命是什么等一些必须明确回答的原则问题，都作了系统的解答和宣传。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主办这样一个党刊，处境极为艰险，经费极端困难，当时，从写稿、出版到发行，全部工作几乎由李达一人承担。《共产党》月刊到1921年7月停刊，只出版了6期，但它完成了光辉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石。
党成立后，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和出版工作，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9月，李达主持建立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社址就是李达的家“辅德里”625号。出版社的任务主要是发行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和发行等工作主要由李达承担。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肚子饿了就啃几个冷馒头，有时甚至数日不出门，专心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李达为人民出版社拟订的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和“共产主义丛书”等等。可以說，在党的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李达是一位拓荒者。这些经典著作在党的初建时期，成了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和教科书。
1923年4月，李达和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宣传马列主义、研讨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之时，《新时代》直接担负起宣传党的纲领、促进国共合作的使命。《新时代》共出了4期，宣传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阐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帮助干部提高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为党培养革命干部
1922年7月，李达出席了党的“二大”。代表们第一天的集会，还是在他的寓所辅德里举行的。“二大”之后，李达离开了中央，专心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他对王会悟讲：“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能用笔杆子来作战，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多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介绍列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夺取政权的榜样。”他常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湖南有言有为，好！对，我必须要紧握这笔杆子，专为劳动人民效力。”[5]891922年11月中旬，李达应毛泽东邀请，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其办学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他强调学生要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5]91。“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5]91湖南自修大学成为湖南革命的摇篮，为湖南党组织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党的干部。
三、矢志不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党成立两年后，由于诸种因素，李达脱离了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他离开了党组织，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仍然始终不渝地为党工作，坚持不懈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脱党而不放弃信仰，开我国唯物史观研究之先河
李达脱党后仍然与党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继续从事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他认为：“自己对于马列主义懂得太少，应当努力钻研，一面学习，一面宣传，虽然离开了党，却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决不能做违背党的事情。”[3]71
1923年11月，李达到湖南大学法科任教。时年33岁的李达已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个学校讲授唯物史观，众多进步青年慕名而来听课，许多青年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就是从这里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
1926年，李达的第一部专著《现代社会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这是他在过去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是集介绍和宣传唯物史观学说之大成的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认识。”[5]106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很大影响，革命队伍中几乎人手一册。这在20世纪20年代，开我国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先河，哺育了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对于今天研究唯物史观的理论与实践仍有巨大参考价值。
大革命期间，李达也没有因脱党对党的活动避而远之，他在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参与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1927年3月，李达和谢觉哉、郭亮等筹办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李达任教育长，负责招生和教学工作。他在招生演讲时鼓励青年走革命之路，做有为青年。党校主要招收革命知识分子，附设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是学员的必读课本。
（二）面对险恶环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全家避居上海法租界。处于血雨腥风的社会环境，李达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1928年，湖南省国民党当局通缉“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著名共首”，他泰然处之。难能可贵的是，他仍然和友人熊得山等人一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革命书籍，还重新印刷了《现代社会学》的修正版。在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书籍极为困难的环境下，李达化名“王啸鸥”，创办笔耕堂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一个人，他自己出钱，找人把书传销出去。他拒绝汪精卫、陈公博两次拉拢加入国民党改组派的同时，与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本社”，表达一种信念和操守：“要保本，保持革命的本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忘本，不能做损害共产党的”。[3]79
在上海期间，李达还翻译和出版了几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如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塔尔海马的《现代世界观》等。他翻译马列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广泛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党的理论研究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功绩不可忘记”[6]。此外，他还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等专著，从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光明前途等问题，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当时我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学者中，“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5]158。1932年5月，受党组织之托，李达给冯玉祥及其教研室讲授列宁主义，进行革命宣传。冯玉祥非常敬重李达，评价他是“为真理奋斗的战士”[5]141。
1932年8月，在广大进步师生的邀请下，李达到北平，担任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教授。北平大学和中国大学有“红色大学”之称，李达理所当然地成为“红色教授”。他讲授的课程有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讲课的目的当然也是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李达成为“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威望极高，学生不听校长的，而听他的”。他利用讲演、座谈等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真理，教育青年学生，尽力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这对于广大进步青年认清国家形势、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大有裨益。
在北平的五年时间，李达理论硕果累累。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专著和论文。在《社会学大纲》第四版序言中，他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撰写此书的目的是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把战士们的精神武裝起来，以推动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完成民族解放大业。毛泽东在延安收到李达寄来的此书，认真阅读了十遍[3]106，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3]106。
（三）坚守气节，成为战斗唯物论的老健将
抗战期间，受尽国破家亡颠簸流离之苦，李达克服艰难困苦，始终坚守正义凛然的革命气节，从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和宣传。1938年2月，李达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年冬，受邀去重庆为冯玉祥主持教研室，讲授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问题。冯玉祥深受李达思想的影响，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4月，云集重庆的进步学者创办《理论与实践》学术刊物，此刊成为“每一个革命民族战士的理论向导”，李达担任编委。在刊物的第二期编后记中，李达被誉为“一位战斗唯物论的老健将”[5]188。
1941年9月以后，李达失业在家，他既要躲避日军追捕，又遭受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但是，他坚守气节，拒绝参加伪地方政府县参议会，否认“社会贤达”称号，也愤怒拒绝去“维持会”给日本人办事。他曾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决不失节，决不做亡国奴。[3]116-117
抗战胜利后，李达到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重回岳麓山，“同学们的心掀起了无穷的愉快的浪花”[3]119。他冲破种种限制，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运动。一些进步青年教师和学生经常秘密到他家里拜访，李达主动向青年们推荐革命书籍，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四、鞠躬尽瘁，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续写新篇章
1949年，李达重新加入党组织，他感到一种崭新的生活和一个崭新时代就要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高校奋斗了17个春秋，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
（一）重获“新生”，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前往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给李达一封措辞巧妙的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5]2141949年4月，李达离开长沙，抵达北平。李达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当时，李达已年近花甲，但是，他胸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重新申请加入党组织。毛泽东对他说：“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重新加入党组织。李达谈起此事曾激动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223
（二）重构思想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1950年2月，李达就任湖南大学校长;他以“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为人民办教育”为宗旨，在湖大主政三年，把一个旧湖大改造成人民的新湖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首先，抓思想改造这一中心环节，对全校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他配合湖大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在全校成立了以李达为首的政治课委员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学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时事政策、党史、《毛泽东选集》等。李达亲自动员，带头讲课，并主编讲义，推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理论学习。4月，他在《人民湖大》发表文章，动员全校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澤东思想，精通业务，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能够担负起新国家建设工作的光荣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抓教学改革这一重要环节，改进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校成立了教学研究部和教学委员会，添设了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政策与法令等政治理论课。第三，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教育方针，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相结合。
1953年初，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为将这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重点大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他同样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深刻认识到：建设新大学必须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器，要“按社会主义方向办学，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5]235。1953年3月，筹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1954年11月，创办武汉大学马列主义夜间大学，兼任校长并亲自讲授哲学课，帮助干部教师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知识;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1956年9月，重建哲学系并兼教授和系主任，而且多方延揽、遴选、培养人才，组建教师队伍，亲自编教材;为掀起理论学习的热潮，1959年2月，成立以李达为首的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分兼教研室主任，相应地各系总支书记牵头成立政治理论课教学小组;1961 年 9 月，组建毛泽东思想教研室，决定重新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开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在武大期间，李达对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视与创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忠于祖国和人民事业的专门人才。
（三）鞠躬尽瘁，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
1950年12月，毛泽东《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部著作。他指出，必须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统一的意志。他写了《〈实践论〉解说词》，并亲自做辅导报告。1952年，毛泽东的《矛盾论》发表，他又写《〈矛盾论〉解说词》。“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而李达的“解说”则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成果，它不是单纯的诠释性读物，而是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独立研究和创造性的写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榜样。这两部解说词都给予了毛泽东思想高度的评价，对推动全国学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1961 年 8 月，李达在庐山与毛泽东畅谈，毛泽东建议将《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于是李达决心重新主编一部反映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著作。从1961年到1965年，李达不忘毛泽东所托，抱病坚持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前半部的著述。在遭受迫害的日子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达嘱托：“请转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上册修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7]
李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他的思想历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有重要意义。在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胡乔木给予高度评价并题词：“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8]
参考文献：
[1]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五四运动回忆录（续）[M]//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44.
[3] ??宋镜明.李达传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4] ??《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宋镜明.李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6]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北京：北京人文书店，1936：45-46.
[7] ??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2.
[8] ?陶德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J].高校理论战线，2009（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