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的文化隐喻

    梁娟

    摘 ? 要：“说书人”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存在于师陀虚构的“果园小城”中，他的命运隐喻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民族性格的怯懦、知识分子的困境以及师陀对民族生存的焦虑和反思，和同时代的鲁迅等一些作家一样强烈地表达出故园意识、忧患意识。针对当今社会身处科技革命、文化冲击而陷入迷茫的文化现象，这篇小说依然具有阅读价值和现代意义。

    关键词：说书人;文化隐喻;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生存焦虑

    《说书人》是现代作家师陀于1942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入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在果园小城这个虚构的空间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各种建筑交相辉映，共同赋予这个社会空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就如鲁迅先生营造的鲁镇，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说书人的故事很简单，三次出场即为一生，没有背景交代，也没有性格摹刻，但是细品小城环境下“说书人”的遭际，小说中的每一笔似乎都是人与城的相互喻说，都在表达着作者的感性情怀、理性态度和文化诉求。

    一、说书人的穷途末路隐喻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

    “说书”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形式之一，是乡土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在没有义务教育、知识不普及、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它承担着丰富人们娱乐生活、引导民众向善向美、弘扬忠义、传道教化等文化功能，尤其受到乡土社会底层民众的欢迎。正因如此，说书人大多能识文断字，且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文学功底，也经常被称作“先生”，先生者，“为人明知强记，博览图籍”。

    小说中的说书人：“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他说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让“我们全被迷住了”。而“长衫”是那时先生的行头，穿长衫的人自然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但是，凭此糊口的说书人又历来是“人家看不起的”，“连家谱都不能上的”，他从事的“无疑是一种贱业”。说书人实实在在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小说借一件长衫说出了人物的命运变迁。

    于是，在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中，他从“穿一件蓝布长衫”到“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最后“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伴随着长衫，破损的，是说书人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从“脸很黄很瘦”“时常咳嗽”到“更黄更瘦”“咳嗽，并且吐血”，最后“时常发病，不能按时开书”。他的生活被日渐挤压，逐步困窘，尽管身着长衫，但生命的存在方式却已近于一个乞丐了。“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这样的际遇，似曾相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和说书人一样都是可以随意被人欺侮的。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家人，无人关心，无人祭奠，都成为这个小城的“多余人”。

    但长衫是一种文化符号，穿着长衫的说书人并不多余，他曾经带给小城民众快乐，让“我”的童年无比幸福。说书人的生命价值正是小城文化价值的体现，这位有着古典文化与评书艺术文化标识的人的死亡，无疑是小城的悲哀、时代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悲哀。

    这种文化没落还体现在说书场所的变化上。城隍庙算是小城民众的多功能活动集区，是承载小城文化的最有活力的空间场所。在最后一次来到小城听“说书”时，“我”发现“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俱乐部”是个现代化的名字，这意味着果园也城被裹挟进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被迫接受外来文明对乡土社会的冲击。但是，外来文明并未给小城民众的精神带来现代性。在丢失了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后，没有建立真正意义的现代文明品格，那么民众在外力冲击下的精神贫瘠一望可知。“我抬头望望前面，这个小城的城外多荒凉啊！”师陀的立意是“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那么小城民众的特质正代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众的民族特性。果园城繁华不再，小城民众思想荒芜，传统文化衰落，现代化没有带来真正的文明，作者的留恋与不满、反思与批判都隐藏在对“说书人”长衫的描述中了，“他的破长衫……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

    这种反思是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作者弱化了说书人故事的背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经济破败物价飞涨等），而突出表现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的悲剧命运。联系当今社会，身处科技革命、文化冲击而陷入迷茫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再阅读价值。

    二、侠义精神的远去隐喻民族性格的怯懦和作者对民族生存的焦虑

    小城里的听书人基本上都是小城中的底層老百姓，这从说书场所在城隍庙以及说书人微薄的报酬可以看出。同时代有名的江南书场，倒也有有权有势的书迷光顾，或者请那些著名的说书人到家里去说书。不过，“说书”毕竟是民间技艺，说书人是“混江湖的”，不入流，这种形式就成了适合中国广大底层民众的最具代表的消闲方式。消闲方式表面上只是一段时间内进行的一项活动，实质上还包含着一种心境，这种心境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习俗、常识和文化。所以果园小城中人们的某些消闲方式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姿态，从中也就可以窥探人们的现实境遇和生存状态。

    小城的人们喜欢听书，当说书人“从傍晚直说到天黑”，“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听客们忘记了时间，沉醉于说书人营造的奇幻世界。虽然大家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构的，但是说书人被“特许”“撒谎”。因为现世太苦了，挣扎其中，难以自救，只好用短暂的精神愉悦去稀释现实的痛苦，摆脱重负寻找片刻的自由快乐，获得了这样的心理安慰，似乎才可以支撑着大家继续活下去。

    正像说书人死去后，“我”感叹“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小城的人们确实向往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希望现实中有“刘唐”“武松”杀贪官惩恶吏劫富济贫，却缺乏自救的勇气。侠义精神并没有带来启迪，却让人们在一次次的自我麻醉中，渐趋怯弱、消沉、麻木，成为灵魂空虚的盲从和庸众，成为“铁屋中沉睡的人”，呈现出一种毫无价值的状态。而人性中无法被启蒙的怯懦，无疑就是那个时代整个国民的性格特征。

    听“说书”，是一种娱乐，而娱乐永远只能是娱乐，并不能发生精神启蒙的奇迹。

    说书人死了，这个事件隐喻着侠义精神的彻底死亡，因为宣讲这种精神的人已经入土，但他的死并没有引起众人的重视或同情。虽然也有老听客多给钱，但大家更多关心的不是这个人，而是听他说书取乐。两个杠手（或许也是曾被感动过的听客）回答“我”的问题时表现出令人心悸的平静和淡漠，甚至“嘲弄”地说：“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当然，这里的“嘲弄”可能并非贬义的“嘲讽捉弄”之意，此情此景，更有可能是一种淡然的“调侃”（调侃说书人和他自己）——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兴许，死了才是解脱吧。死亡是一种结束，令读者回味的是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状态结束后，果园城将会如何？更值得回味的是，人们对这种结束的冷漠态度，让人怀疑这种文化有没有发生过价值和意义。

    在说书人没死前，一个“卖汤的”就占据了书场（也就一张桌子大小），这可以理解为物质享受战胜了精神追求。要知道，精神、自由、情感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间的，这些都是生命领域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地理或者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神空间的被挤压被消亡。蒂里希说：“人之存在的焦虑源于‘无空间性，空间性之占领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而空间性之丧失意味着存在之丧失。”[1]听客们越来越少，离开小城谋生的越来越多，孤独的说书人带着自己的“精神天地”死去，小城人们的生存焦虑正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焦虑。作者没有给说书人具体的名字，“无名”，无法命名的方式，赋予小城一层模糊的屏障，但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清晰——乡土中国整个民族的众生的生存景象。

    关注人类生存的作品，大多书写各种生活样式人物生存的焦虑。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记录呼兰小城普通人生命的琐碎卑微，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描写知识分子在现实中的挣扎与沉沦。师陀曾在《我的风格》一文中说：“我只是刻意描写社会和人。”“刻意”的表现，也正表明了作者对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焦虑和悲悯。

    三、说书人的命运隐喻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最先感知小城文化、社会经济的衰败并因此而受到伤害的就是文化人。说书人并非没有抗争，他始终穿着长衫，哪怕破旧依然标识着与“短衣帮”的不同;虽然讨要说书钱时近乎乞丐的口吻，但他终究没有沦落成一个乞丐。可是，他讲英雄人物，传播侠义精神，最终也只是在挣扎中陷于自我安慰的桎梏。就如穿插于《果园城记》中的知识分子“我”，既是马叔敖，也是孟安卿，更是师陀们。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能够看到民族性格的怯懦，渴望寻找疗救的良药，但是在传统与现代共存、新与旧互渗、中西结合、城乡融合的社会磨压中，失去了精神、自由、情感的空间，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焦虑”，只好不停地寻找可以让精神上岸的地方。

    师陀曾说：“人们永远有个不能满足的欲望，因此就常年地从那里到这里，从这里又到另一个地方。”[2]因中原小城的荒凉，师陀离开故乡到北京，北京虽是厚重的文化场，但它的懒散沉闷又让他来到上海，可是上海的现代文明更让他浮躁，沦陷区的生活孤独落寞，最后只能在孤岛中构筑“故园”。当然“我”回到“果园城”，发现它并非故园，师陀也一样，归来意味着再离去，永远“生活在别处”。这种“离开—归来—再离开”的写作方式和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样，都把近代知识分子的游子情怀和故园意识写尽写透了。

    说书人最后死去了，这似乎预示着知识分子的结局。“我在旁边看着，毫不动弹地站着。”这种无能为力之感让人伤感，“我”最终选择逃离小城，师陀也再寻找不到精神家园了。在这里作者强力表达着一种忧患意识：个人和民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同时代很多优秀作家也在不停地追索、探问。不过，就像离开故乡湘西来到北平的沈从文，离开东北辗转各地的萧红，师陀在身体远离故乡后，心灵上却更加靠近故园，也更能理性地看待和审视故园。师陀“感受着新舊时代夹缝的无根和乡土式微的悲情，文化焦虑与身世之感契合，孤独和悲凉的情绪不断积累，并指向社会、文化和生命本体意义的索解，具有了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1]。

    当然，作家的无力感还来源于人类共同拥有的悲剧性命运——时间流逝中一切皆会消亡。小说结尾处说：“凡是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前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是啊，时间让美好的生命凋零，让文化消亡，让小城陷入死寂，时间可以让我们忘却痛苦，但也终将带走我们的一切欢愉。最痛苦的是，在时间面前，没有什么不能改变，但你无法逃遁，更无法停留，甚至不能证明你曾经存在过。这一点加深了小说人物的悲剧性，也使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广。

    由此看来，师陀是把小城作为主人公来书写的，“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而“说书人”就成了这个空间中最普通也最独特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对说书人的文化隐喻的探究中，我们感受到了师陀在深刻的理性反思与批判中饱含的悲悯与深情。

    参考文献：

    [1]陈天天. 空间转向视域中的小城文学[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2]师陀.上海手札[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