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族传统手工艺非遗保护现状探析

[摘要]海南黎族拥有多项活态传承的手工技艺类非遗,其保护过程中存在原料替代化、流程删减化、产品变异化、制作表演化、传承困难化等问题。文章提出了黎族传统手工艺已从多数人掌握的大众技能变成了少数人掌握的精英技能、从为本土民众的生产生活服务转向了为异地人群的旅游需求服务、传承人的责任意识缺失、社会各界对非遗的认知不足等思考,认为传统技艺类非遗应积极适应当下社会语境,在坚持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底线和融合当前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保护和发展。
[关键词]海南黎族;传统技艺;非遗保护
[Abstract]There are five issues about Hainan Li's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uch as raw materials be replaced, cut corners in processes, product structure be changed, craft making becomes a show, difficult to find successors and so on. The article further proposed that Hainan Li's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re no longer some popular skills but the elite skills. Meanwhil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no longer serve rural neighbors, but serve strangers. In addition, the successor'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So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at the protection work on Li's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should stan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handmade bottom line, try to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f life, so as to get real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Hainan Li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度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海南黎族工艺文化研究”(项目编号:HNSK(YB)15-103)阶段性成果。
海南黎族以拥有多项活态传承至今的古老手工技艺非遗而闻名。例如:黎族传统的纺染织绣技艺(含麻纺织、絣染、双面绣、龙被织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级的非遗保护名录;黎族原始制陶技艺、船型屋营造技艺、树皮布制作技艺、钻木取火技艺、骨器制作技艺、独木器具制作技艺、藤竹编技艺等古老技艺则被列入了国家级和海南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截至2017年底,海南黎族共有1项世界级非遗项目、1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和27项省级非遗项目。[1]传统手工技艺作为海南黎族最重要的非遗门类,除了被评为世界级非遗的黎锦技艺之外,黎族现有国家级传统技手工艺非遗6项和省级传统手工艺非遗10项,分别占黎族所有国家级非遗项目的50%和黎族所有省级非遗项目的37%。
从2005年我国启动非遗保护工程以来,海南黎族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海南省先后确定了5位黎族国家级传承人和31位省级传承人;建立健全了非遗保护网络体系,设立了传习展示场馆,并把学校教育与非遗保护相融合;建立了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黎族的非遗文化还成为了海南旅游的新亮点。此外,学者们对黎族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调研、整理工作成果丰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海南黎族非遗的濒危状况得到了很大地改善,但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重视。本文特以黎族传统手工艺非遗的保护现状为例进行分析探讨。
一、海南黎族传统手工艺非遗保护的主要问题
(一)原材料加工难以为继
一些黎族传统手工艺的天然原材料已被工业化产品所替代,或者是原材料的供应变得困难,从而影响到了这些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品质和技艺传承的真实性。
例如,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存在自制棉麻线被工业成品线所替代的问题(图1)。黎族织锦包括纺、染、织、绣四大技艺,棉麻和染色植物是黎族织锦的重要原料,自纺、自染是黎锦的重要特色。过去黎族妇女需人工采摘棉、麻植物,剥取其纤维后纺成线,然后用植物制作染料,再对自纺的线进行反复染色和漂净晒干,最后得到织锦用的各色棉麻线。这一系列原料加工工序耗时耗力十分辛苦,当市场上有了便宜省事的工业成品线以后,黎族妇女大多不再自纺、自染棉麻线了,转而直接從市场上购买各色工业棉麻线或化纤线,然后就进入织布和刺绣环节,跳过了黎锦技艺传统的纺、染两大环节。工业化棉麻线与手工棉麻线的触感不同,手工植物染色与工业化染色的发色效果也不同,因此现代人制作的黎锦大多比过去织的黎锦颜色艳丽,手感和质感也不大一样。
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也存在原料替代问题。以前黎族妇女制陶是要挖取红、白两种黏土,晒干,舂碎,筛粉,按1:2的比例混合后兑水,捶打揉炼成制陶泥料。[2] 但是,由于黎族制陶没有固定取土点,加上如今可挖陶土资源减少和打工赚钱机会增多,人们就不再去费心寻找这两种不同的陶土了。现在的黎陶传人大多只用一种白色陶土来制陶,虽然也可以烧制成器,但不如红白混合土可以降低陶器的烧结温度和减少烧成缺陷。因此,陶土原料配方的改变已使得黎族妇女采用原始制陶技艺制作的陶器质量普遍下滑。
黎族的树皮布制作技艺则是面临原料难以为继的问题。树皮布是人类服装史上的活化石,黎族人在过去几千年里始终保留着制作和穿着树皮衣的古老传统(图2)。他们通常用纤维丰富的箭毒木和楮树、厚皮树等树的树皮来制作树皮布,但现在山林树木不能随意砍伐,加之箭毒木是国家保护树种,厚皮树是未实现人工栽培的野生树种,且剥取树皮危害树木存活,故树皮原料供应严重不足。加上现在人们的服饰选择应有尽有,体感粗糙的树皮布早已被黎族人弃之不用,又尚未有其它新的用途,所以如今要制作一套完整树皮衣的机会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树皮布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工艺流程被删减
传统技艺通常都有一套既定的生产工艺流程,以保证这种手工艺产品具有稳定的外观形态和内在特性。然而,由于黎族自古以来没有文字,黎族手工技艺都是靠言传身授世代传承,使得黎族传统手工技艺的客观性相对不足,缺乏严格的工艺流程标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传承时,以前完整的工艺流程很容易被人为删减。
例如:黎族原始制陶的最大外观特色形成于烧陶结束时,在烧红滚烫的陶器表面用华楹树皮液淬火,由此起到加固坯体的作用,并在器表形成挥洒上去的黑色斑点纹装饰[3]。但是,现在淬火的树皮不能随便砍了,需要事先与树主人沟通好;树皮砍回来以后还要加工,用木杵捣碎并用水浸泡若干天才能用,所以有的黎陶傳承人嫌麻烦,在烧陶时就省略了这一步骤。然而,烧成时用树皮液淬火是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中非常重要的加固和装饰工序,也是黎陶区别于其他土陶外观的唯一特色,缺少了这一工序的黎族原始陶器就泯然于众陶,失去了特有的风土韵味。(图3、4)
上文所述的黎锦自纺、自染工艺环节被跳过的问题,也是随意删减传统工艺流程的表现。放弃或删减传统技艺的制作环节无异于取消了非遗技艺本身,使得非遗保护不再真实和完整。
(三)产品实用功能弱化和异化
现代社会黎族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大改变,曾广泛应用了几千年的传统手工艺产品已基本退出了日常生产生活;而随着旅游业的兴盛,一些传统手工艺生产则转向了表演展示和迎合旅游需求,甚至导致其工艺产品发生变异。
以黎族原始制陶为例。以前黎族家庭最常用的是自己烧制的陶锅、陶甑等炊煮和盛储器,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灶台的改进和电气化的普及,黎族人的原始陶器迅速被工业化器具所取代,就连传承人自己也很少使用自制的黎陶炊煮了。因此,过去造型丰富的黎陶现在只剩下了陶锅、陶甑、陶罐等几种,而且现在制作的陶锅、陶甑等也不再完全遵守原来的造型设计,尺寸更是大大缩水,过去硕大的陶甑现在甚至变成了袖珍版(图5),以便于游客携带,黎陶实用功能的丧失和造型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黎族传统服饰也遭遇实用功能弱化和产品异化。一方面,用黎锦工艺制作的传统服装已不再是黎族人的日常服装,而是变成了节日庆典着装。过去黎族妇女的服饰可分为常服和盛服两种:常服上衣朴素简洁,搭配织锦筒裙,用于日常穿着;盛服一生只有一套,色彩亮丽,图案复杂,刺绣精美,配以丰富的饰品,用于节庆时穿着。但如今走进黎村,男女老少日常所穿的基本都是与汉族无异的工业化批量生产服饰,黎族传统服饰已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黎族服饰上至少有上百种传统图案花纹,但现在许多图案已渐渐失传和变异;而且如今除了村民的家传服装还延续了传统之外,在黎族节庆活动上看到的服饰已大多变异。这些绚丽多彩的演出服装采用现代工艺制作,只保留了少量黎族传统服饰元素,从面料到款式都有很大变异(图6)。在民族地区进行民风民俗活动和展演时,观者和群众(包括黎族年轻人在内)很容易把展演者的服饰当成真正的民族服饰来看待,令人混淆不清。
同样,黎族的船型屋营造技艺也不再实用了。黎族村民早已经搬出了船型屋,住进了砖瓦房。少数规模较大的船型屋村落在村民整体搬迁之后被作为保护和参观对象,但更多无人居住的船型屋正在日晒雨淋下迅速破败(图7)。黎族的树皮布制作技艺也是如此,过去黎族人用树皮布缝制衣帽和踞腰织机织腰带等日常用品,但如今只能在博物馆中看到树皮衣了。黎族的钻木取火技艺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传承人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表演而进行钻木取火。
(四)手工艺制作表演化
随着旅游业的开发,黎族传统手工技艺逐渐变成了一种民俗表演。表演性的工艺制作非常不利于传统技艺的保护,尤其是对传承人而言,容易滋生惰性和敷衍心态,造成传承人对传统技艺标准和品质要求的主动或被动放弃。
一方面,手工制作表演化使得原本严肃和完整的传统手工技艺生产制作流程变成了破碎的、片段式的表演行为。为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和增加旅游的看点,旅游景区往往会雇请一些黎族妇女在景点表演踞腰织机织布和绣花等传统手艺。此举虽然可以帮助黎族妇女就业,但也对传统技艺本身带来一些影响。
另一方面,表演化制作导致传承人不再追求工艺品质,以致产品质量下降。例如以前黎族妇女烧陶是为了满足日用,因此在烧造时尽量注意提高烧结程度。但现在传承人烧陶大多是为了满足外来者的观看需要,以省柴省时和方便为目的,因此烧陶的时辰和地点不再讲究,烧陶所用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以前露天烧一次陶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现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就结束了;以前在烧陶的中期阶段会向燃烧的火堆中投掷大量稻草助燃升温,同时利用稻草灰覆盖保温,但现在只象征性地投掷薄薄一层稻草,有的传承人甚至取消了添加稻草助燃这一工序,使得烧成后的黎陶并未烧熟,胎体松脆,渗水率高,产品品质较过去大为下降。
(五)传承人青黄不接
传统技艺传承人青黄不接也成为当前黎族非遗保护的问题之一。当手工艺产品没有了实用需求,传承就失去了基本动力,而且大量中青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留守黎族村寨的大多是老幼,使得技艺传承更加后继乏人。
以黎族传统竹木乐器为例。独特的民族器乐离不开独特的民族乐器,黎族人世代相传的有哩咧、鼻箫、灼吧、哗哒、叮咚、独木鼓等特色竹木乐器,这些乐器可独奏,也可合奏,在过去黎族人的生产劳作、社交娱乐和庆典祭祀等各类活动中充当着重要角色。但如今,在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下,黎族年轻人普遍认为黎族传统器乐既单调又难学、竹木乐器的制作既费时又费力,已很少有人对演奏传统竹木器乐感兴趣了,因此更谈不上去学习和制作竹木乐器。[4] 现在黎族村寨里只有一些中老年人还会演奏和制作这些古老而传统的乐器。
传习难度较大且需要持久学习和实践也是造成传统手工技艺传承难的原因。传统手工艺大多知易行难,包含大量经验性的隐性知识,加上制作周期较长和工艺流程琐碎,若非持久性的耳濡目染和反复实践是不足以完全熟练掌握进而精通的。现在的传承方式虽然较多但大都是短期的流动性培训,并不能使传统技艺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具有传承优势的家族传承又往往因为接班人进城务工等原因而难以为继。
二、对黎族手工艺非遗保护现存问题的思考
(一)从大众技能到精英技能,传统手工艺应重新定位
黎族传统手工技艺已从过去的大众技能变为了今天的精英技能。几千年来,黎族社会男擅编织女擅纺织,各项传统手工技艺是黎族人日常生活的基本技能,因而是普及程度较高的大众化手工技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黎族传统手工产品的生活实用性越来越低,懂得制作的人也越来越少,于是古老的传统手工技艺就逐渐变成了只剩少数人仍掌握的精英技艺。
如果非遗保护工作依然想把普及传统手工技艺作为重点,使其继续维持在大众化的技能层面显然是不符合发展规律的。工业化产品已挤占了传统手工产品的市场,导致传统手工艺没有了大众产品市场需求;相反,传统手工产品中包含的感性和淳朴气息正在为一些小众群体所欣赏。基于这种现况,传统手工生产不应继续停留在大众产品层面与工业化产品相竞争,而应转向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稍高出普通层面的个性化产品层面,从过去的大量生产转向小批量的精致生产。这样既能缓解原料的困难和生产周期压力,获得较好的市场回报;又能让手工技艺传承人专注于制作和传承,培养起对技艺的忠诚度和责任心;也能使新一代传承人重新树立起市场信心,主动回来继承衣钵。
(二)從熟悉人群到陌生人群,传统手工艺应拓宽服务面向
黎族传统手工艺已从以前的为熟悉人群制作转向了如今的为陌生人群制作。在过去,黎族传统手工品是供自己和乡邻所使用的;到现在则主要是为喜欢黎族文化特色产品的陌生人群而制作,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陌生人群是指整个社会当中欣赏黎族文化的小众人群。当下,黎族传统技艺所面向的陌生人群主要是游客和感兴趣群体,因此一些黎族传统手工产品转向了民族特色礼品、旅游纪念品等领域。但是,面向陌生人群的需求却不能局限于此,应定位在面向全社会而生产的中高端特色化产品。同时,面向陌生人群的生产不能急功近利,以免造成浮躁的传承心态,失去传统手工技艺的原真与古朴。
同时,传统技艺应继续为身边的熟悉人群而制作。黎族地区的民众对源自本土文化的传统手工产品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因此传统手工技艺传人要思考如何继续为本民族人民生产日用品,甚至应该考虑用黎族的传统手工产品重新替代部分工业化日用品。因为传统手工产品有一些工业化产品所不具备的优点,本土的需求虽然较过去锐减但依然存在一小部分。为此,传承人可筛选出那些尚未完全过时的传统手工艺产品,继续保持小批量生产以服务乡邻。此外,传承人要热爱自己的手艺,尊重自己的产品,带动亲友们在日常生活中重新使用传统手工艺产品。诚然,传承人在精心制作老产品的同时,也要结合本民族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新需求,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工艺文化,这样才符合非遗传承的本意。
(三)传承人应专精于技、身心合一
按照要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须掌握和承续某项非遗技艺、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并能积极传承和培养继承人,但在现代纷杂的社会语境下,传承人的认真和坚守尤为重要。
黎族人没有文字,历史上也没有独立的手工业,更没有行业规范,所以黎族非遗传承人在传统工艺流程的把控方面主观性较强。当传统技艺还是黎族大众生活技能时,这种个人主观性的影响力有限;但当传统技艺已变成少数人的精英技艺时,传承人对传统技艺是否变异的影响力就很大了。因此,非遗传承人自身的素质和态度十分重要。传承人既要精通技艺,也要熟悉工艺文化内涵,完整地把工艺技能和工艺内涵全部传承下去。除此之外,对传承人的要求还应该强调两点:第一,要有责任感,即应把传统手工艺一丝不苟地做好,不折不扣地传承下去,不违背非遗保护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原则①;第二,要有积极主动的创新意识,应在保持黎族文化特征的前提下,努力发扬黎族传统技艺的优点,结合当下的生活实用和审美需求,创新传统技艺的产品。为此,也要进一步思考和完善传承人的管理机制,让传承人能够将非遗保护当作一门职业来坚守,能够身心安定于制作和传承。
(四)社会各界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应提升
如前所述,对黎族传统手工艺非遗的保护虽然取得了许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保护的形式大于保护实质性内容的问题,对非遗的保护容易停留在表面,其文化内涵却已经流失或变异。究其原因,与整个社会层面对非遗保护的认知度不深入和认同感不高有关。
首先,传统手工技艺是包含大量隐性知识的技艺,而不仅仅是以表面形式为主的显性知识。显性知识是人们可以用文字、图表、数字等加以总结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则是一种尚未能被明确表达出来的知识,往往通过“意会”来领悟,是主要通过行为方式或其他非文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知识类型。掌握隐性知识是需要长时间的实践累积和具有较强的领悟能力才行。因此,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对传统手工艺的认知大多局限于一些浅表的显性知识,造成对手工艺非遗的保护工作主要围绕形式表层开展工作,难以深入本质。哪怕认识到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存在,也很难深入把握和应对。具体表现为职能部门的重心一般在保护传承体系的建设;媒体的宣传基本以短平快为特点;学术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隐性知识,但研究成果往往不易对现实的保护形成驱动力;其他社会大众对非遗文化的认知也大多停留在对手工艺形式层面的新鲜感而已。
其次,社会民众对于本土传统手艺产品的认同感也很重要。黎族地区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早已用工业化产品替代了传统手工艺产品。在文化严重趋同的今天,社会民众缺乏了解传统手工艺的舆论环境和兴趣,也缺乏接触和使用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现实语境。而唯有民众在内心高度认同自己本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价值(而不仅仅是旅游和经济价值),才能真正为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的保护继续提供植根的土壤。(图8)
因此,怎样提升全社会对传统非遗文化保护的认知度和认同感,从而带动非遗保护的升级发展,依然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结语
时过境迁,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失,但前提是它要被融入到当代生活中,成为活的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一部分。”[5] 传统文化中蕴含新生的基因,有的传统文化随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消失了,有的传统文化则转化为适合现代发展的人文资源,这就是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规律。对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非遗的保护不能固步自封,不仅应保护好传统生产工艺流程,更应结合当下社会语境,在坚持传统手工艺制作底线的基础上,以传统手工艺为媒介,有机融合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实现传统手工艺产品在当代生活需求中的新回归。
注释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2.25颁布)和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2012.2.2颁布)。
参考文献
[1]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代表性项目名录[DB/OL].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16-5-26)[2017-12-20].http://www.hnsfy.org/.
[2]张红梅.海南黎族原始制陶技艺探究[J].创意设计源.2015(6):49-57.
[3]张红梅,张红霞.海南黎族原始制陶淬火工艺探析[J].装饰.2016(8):86-88.
[4]王蕾.浅谈黎族传统器乐的传承与保护[C]//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优秀论文集. 海口: 南方出版社.2016:36-42.
[5]方李莉.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J].艺术探索.2016(4):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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