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理论视阈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访谈式教学模式探析

    卢军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可以看作是师生双方的思想与价值观在“场”中共同建构和共同发展,受“场”中多元交互力影响下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的过程。“场”理论视阈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访谈式教学模式旨在构建一个有序、有效的学习共同体,在探究其理论溯源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场”力作用,并基于“场”理论视阈下对访谈式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施进行分析,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场”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访谈式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4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4-0039-04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4008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承载着立德树人的重任,是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门必修的、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因此,为站稳主渠道,守住主阵地,实现高校育人目标。我们在加强课堂理论教学和强化实践教学的同时,有必要在教学实践中遵循教学规律,适应课程教学新发展,不断探索课程教学新形式并形成比较成功的教学模式,进一步增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的理论溯源“场”的概念最初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率先提出,几经变迁,理论观点辐射并影响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较早使用“场”概念的学者当属迪尔凯姆。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场”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社会现象的“场”就是社会环境。因此,必须把社会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做综合的考察,去发掘存在和影响他们的各种社会联系[1] 。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场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活动的基本研究分析单元。“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勒温的场理论实质是基于场域分析建立的一种场中心理动力机制模型,他指出“从概念的水平上,对人的行为根源所进行的动力分析,其中紧张和需求是最基本的术语”[3]。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使用和解释的“场”,就是从“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出发的,但主要是关于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与人的心理及其组织行为、环境变化密切相关”[4] 。结合“场”理论的逻辑展开和延续,基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场理论的视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也是以特定的教学场所为教育场域,以学生与教育者及其介体之间相互关系为载体,场域内信息、能量、物质之间发生传递、交换、融合形成立体交互力,在此“场”力影响下促使学生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一种场域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主要由“心理场”“信息场”“情境场”“交流互动场”等子系统组成,其特定“场”域特点表现为全面的教育、多维的空间、聚焦的时间和隐性的途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中,教育对象的“心理场”是场域中最为重要的子场。教育对象思想的发展变化受其心理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在“场”域教育过程中,如果教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存在某种契合点,满足受教育者被认可的心理需求,具有强烈的正向导引特点的教育内容就会产生召唤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与受教育主体的内驱投射力交互作用形成一个“心理场”。这种召唤性的吸引力又会激发受教育者内部情感正能量,造成情感性心理张力。心理张力在矛盾发展逻辑演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认可教育者传递的主流价值理念,逐渐形成某种固定的思维图式及稳定的心理整体模式,再经过实践中的不断淬炼和巩固,外显为社会认可的行为。场域相对自主性的特征为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直接传递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符号获得了文化资本。寓于“场”域中教育者主动植入的各种正向信息源和具有德育功能的信息流,承载着大量德育元素的信息流定向集中迅速传递给全员受教育者。信息流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既有纵向历史延续又有横向现实联系;既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又有引导性、渗透性的“信息场”,受教育者置身场中,身临其境,受“心理场”的影响产生良好的心理体验,促其进行价值反思,主动吸收“场”中主流價值元素,排除或减少个体异质价值元素。而人为设定的“情境场”是教育者特意设计的具有一定价值导向的环境场,可使情境与受教育者的教育活动融为一体,保证“情境场”受教育者主体价值引导。“情境场”中各影响因子相互作用形成正向引导力,影响受教育者的惯习,造成一定的价值思想压力和张力,在引导受教育者情感的压力和调动受教育者价值体验的张力中,受教育者心理反应强烈,内驱力加大,经过受教育者主体自我选择和反思后,接受“情境场”中主流价值观的引导,领悟道德教育情境,形成正确的价值体悟。“交流互动场”是受教育者欢迎和认可的场域之一,由于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决定了单向度的传递灌输阻碍心理愉悦,影响学习兴趣的提高。“场”中即时性的信息反馈,人员平等交流互动,符合受教育者心理活动规律,满足受教育者交往诉求,实现信息资源的内外传递,从而达到新的知识信息的接纳和思想内化。

    总之,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场”是一个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中介等要素组成,并由信息、情感和心理等要素支撑,以动态能量、交互引导力促其发展,形成具有时空统一性、立体组合式的教育存在的复合有机系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场”是一个关系空间。“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它教育参与者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以知识生产、传承、传播和消费为依托,以人的发展、形成和提升为旨归的客观关系网络。”[5]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对应或不对应的关系,存在着各种复杂矛盾的关系。场域是通过关系束来引导和规范场中行为者的惯习,而惯习也反作用于场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场”是一个塑造空间。学生作为受教育主体,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中最根本、最活跃、最具能量的场态物质。教育者预先设定教育场,随着能动的教育因子反应不断增强,“场”中交互力能量的不断强化,置身场中的学生不断地接受各种教育因子的渗透影响和交互力强烈的正向刺激,学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价值元素影响,从而主动调整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看法,完成场中塑造。 因此,我们在建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场”时,必须根据场域特点、教育因子,科学地谋划教学策略,设计教学运行方案,探索有效的教学模式,努力增强“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充分发挥“场”的塑造效应。

    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中访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施当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课堂教学模式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存在着理论化、统一化、静态化、孤立化以及生活化等状况。学生缺乏应有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力,缺乏对课堂教学内容内涵的深刻挖掘。教育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形式匮乏,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互动,课堂教学难以展现激发学生生命活力的力量。因此,必须探索适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特点的教学新模式。这种教学不是预设的教学内容背景下的偏重知识,或是事先设定好的学习,而是超越教师的框架,体现学生自由,激发学生兴趣,引发学生反思的学习,也是选择设定的场域中能够灵活应对的教学系统的构筑。

    (一)访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场”域视角下的访谈式教学就是在教学主体设定场域中借鉴“嘉宾访谈”的形式来进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的一种教学模式。场域教学中,围绕课程教学设定目标和主题,教师以“主持人”的身份邀请访谈嘉宾与学生共同学习,学生与嘉宾互动交流,畅谈人生感悟,教师适时进行价值引导,利用“场”域中交互影响力提升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一种“场”域教学新模式。

    现在通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材总体来说具有一定的理论抽象性,比较重视学科概念的系统化论述,关注理论逻辑演绎。加上教师在教学中侧重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偏喜从概念到概念演绎解释教材文字符号,这种教学就很难激起学生的兴趣,更不用说对教材内容进行理论反思。因此,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思想、生活实际,从学生自身乐于接受的层次上设计学生关心的问题,全心打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场”,就能使学生在动态的、和谐的教育“场”中真正参与学习,真正理解教材内容。首先,在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必须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一方面,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对大一新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媒体参差不齐的信息侵蚀渗透,碎片化知识网络学习的典型特征,导致正确价值引导陷入困境。因此,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只有紧跟时代特点,抢占时代的制高点,才能赢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另一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的生长点和作用点是现实生活世界,脱离大学生现实生活实际来谈理想信念,只会使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教育处于一种理论层面咬文嚼字的重复,达不到价值引导的良好效果。其次,大学生已有的思想道德认知构成是课程教育的起点,理想信念教育内容只有切合大学生现实生活,融入重构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系统,才会引发心灵共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场”才会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最后,教学过程把握好教学方案的设定,访谈嘉宾的遴选、访谈嘉宾的备课、对嘉宾的访谈问题的设计、学生与嘉宾的互动、互动小结等环节,整体设计各环节逻辑运动,以实现教学目标。

    (二) 访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成功的访谈式教学的实施,关键在方案设计和前期教学准备,方案设计具有提纲接领的作用,前期教学准备是成功实施访谈式教学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要有完整的方案设计。首先,设定场域教学目标。以具体的场域设定培育学生哪些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认知和情感态度。其次,凝练教学构想。注重对访谈嘉宾有关文献、实物、视听资料的深度思考,不断反思嘉宾材料与教学目标的切合点,提炼教学架构。最后,设定标准的访谈程序。从教学导入、嘉宾介绍、访谈问题、互动小结、教学保障等方案设计中一定要预先设定准确。

    第二,精心选拔教学访谈嘉宾。根据各院校行业特点,充分利用行业资源,邀请行业功臣模范、基层优秀人物代表走进课堂,介绍从业体验,畅谈人生感悟,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课堂的感染力和效率。根据访谈式教学设定目标,有计划地寻找事迹感人、影响力大,且与教学主题切合,并具备一定教学素质的嘉宾作为教学被访谈人。欲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场”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增强“场”域教育效果,教学主体的选择就要由教师单一的灌输教学知识向专家、行家理论解读所转变,向英模言行渗透所转变,提高“场”域教育的可信度。因为可信赖的教育信息源的输出者本身必须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理论积淀,言行一致,才能为接受者所认同,才能听其言,信其行。例如,广大学生内心特别认可的生活中英雄模范,释放出的教育信息源才会被“场”域信息接受者所接纳并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响,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和效果。

    第三,教学主持人充分备课。教学主持人根据所讲授的专题内容,充分了解教学目标、重难点并查阅相关教学资料充实教学内容,以保证教学的深度及广度。特别是要熟悉和了解预定出场嘉宾的背景资料,通过备课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以便实施教学时可以充分地访谈嘉宾。首先,要保证在访谈中向嘉宾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既要源于嘉宾实际生活,又要高于嘉宾现实生活;既要紧扣教学主题,又要使嘉宾能有充分展示的空间。其次,教师要围绕专题讲授内容了解更多相关方面的知识信息,并且在学生互动交流的问题上下工夫。

    第四,嘉宾访谈过程要形散而神不散,要准确、流畅。教师以主持人身份邀请两位或多位嘉宾列坐。教学主持人根据每次的教学任务和目标要求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围绕事前简单沟通过的有关教学问题对嘉宾进行访谈交流。嘉宾围绕主持人提出的问题畅所欲言,主持人就嘉宾的回答作以概括和评价。访谈过程中,主持人要及时在交流过程中对嘉宾进行引导,并对嘉宾的回答进行概括和评价,要做到言简意赅,突出教学旨归,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教师对“场”中教学的驾驭能力和主导作用,对形成“场”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力具有重要影响。

    第五,侧重学生与嘉宾的互动。“场”域中“互动场”作为一个独立的场,要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的互动真正以“动力场”为教育模式,形成群动、互动、连动效应,必须在教育中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发挥教育“互动场”中各要素的作用,实现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学生与嘉宾的互动环节是“场”中访谈式教学最独具特色的一个环节。在主持人与嘉宾就围绕本次教学所掌握的重点、难点而设计的问题进行了访谈、讨论后,就开始进入互动环节。学生可向主持人和嘉宾质疑问难。同学们的踊跃提问及教师和嘉宾解疑答惑常常会使教学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加上受邀嘉宾们都是同学们崇拜的英模,真实的英雄模范坐在同学们前面,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实践教学注入了生命活力,增强了有效性。

    第六、注重“场”外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场”中访谈式教学结束后,及时开展学生自我教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过程,更是情感活动与交流的过程,是心灵互碰、思想提升的过程。针对“场”域外,尊重学生主体性,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可采用互诉、互辩、互帮的方式,把学生分成若干文理生混编小组,互谈自己思想、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或困惑,让其他组员帮他解疑答惑,使他们在相互交流思想、互相探讨问题的过程中达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自我教育目的。如遇學生相互间解决不了的生活、学习问题和思想难题,可通过课程网络互动平台及时反馈给教师,教师总结典型问题,及时予以解答,以增强“场”域教学的实效性。

    总之,在“场”理论的视野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育既要重视教育者主体,又要重视受教育者主体,充分利用各种教育中介,注重“场”域中各要素综合力的发挥和影响,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与个人内在需求的有机统一,使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获得良好的教育成效。

    参考文献:

    [1]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华夏出版社,1995:5.

    [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4.

    [3]申菏永.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32.

    [4]赵仲牧.物理场论对哲学思考的提示[J].思想战线,2000(5):13.

    [5]李艳翎,张恒波.论教育场[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1):51-53.

    (责任编辑:宇美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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