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职教育“实用功利主义”的反思及对策研究

    【摘 要】高职教育在“必需够用”的学制体系下过多关注“社会—技术”结构，对学生的“文化—心理”结构重视不够。因此，加强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和建设志愿者行动机制是高职教育“去功利性”的关键，可以考虑建设若干门“共同核心课”和设置合理的义工学分，将专业实践环节和“义工”服务相结合，通过培养“义工精神”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以期实现高职教育“去功利性”的目的。

    【关键词】高职教育；功利主义；通识教育；义工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4）01-0058-03

    【收稿日期】2013-09-15

    【作者简介】明卫红（1969-），女，江苏南通人，教育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研究、文化研究。

    教育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只要时代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迟早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变化首先是经济领域，但又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紧接着它会冲击到文化、教育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其他领域。

    教育不仅要与时代精神一致，更要超越时代精神。理想教育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应高于社会的一般性要求。转型期的中国人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近十多年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不足是片面强调理性和功利的作用，其中的职业教育的问题更是明显表现为课程设置强调“必需够用”，过分突出“实用功利”，缺乏对人的精神力量的培养，更缺乏对学生生命整体性的关爱。

    一、高职教育“实用功利主义”的成因及危害

    高职教育学制一般为三年，在“必需够用”的学制体系下很少开设通识教育课程，除了必修的“两课”、计算机和外语课之外几乎都是专业课，学校过多地关注学生的专业技术方面，对学生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培养重视不够。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教育，我们面对的都是鲜活的生命，“生命的整体性是指人的生命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整体；生命有各方面的需要：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物质的、精神的、行为的，认知的、价值的、信仰的；人都是以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参与和投入各种社会活动，而不只是局部的、孤立的、某一方面的参与和投入。”[1]过分强调功利的教育造成现在的高职学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道德、空虚无望、缺乏值得信赖和为之奉献的东西。这些问题在学生身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影响，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当然，不仅高职教育如此，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2]他的这段话通过微博迅速被转发3.5万次。

    高职教育是否要关爱学生生命的整体性，主要表现为教育的“目的论”与“工具论”之争，也就是培养“人”还是“人力”之争。正如有人指出，我们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造就“人力”，即过早地训练学生掌握某一种专门技能，为从事某一种劳动做准备。可是，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模式中，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丧失殆尽，许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却仍然趣味低级、视野狭窄、缺乏教养，以至于他们身上知识、能力的增长与精神的堕落齐头并进。这就意味着本该是教人全面发展、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教育，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学生虽然学了很多知识、技能，但是知识没有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却反而束缚了人的心灵。不少高职学生一心想着如何能尽快谋生，如何少劳多获甚至不劳而获。人们普遍认为能谋到收入高又轻松的职业是成功的标志，人的尊严不再体现于诚实劳动，而是体现于如何用最少的劳动换取最多的报酬，这种功利价值观的凸显造成“人之为人”的内涵空洞，人的尊严被扭曲。

    把教育的价值从培养“人力”进一步转移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面对当前深刻的教育危机，重新找回教育中人的尊严，认真思考“人作为目的”的教育理想，并以此为参照努力改变教育现实，避免因急功近利而迷失方向是现时代高职教育急迫的使命。[3]在“人作为目的”的教育世界里，每个人必然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相遇，教育可以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从而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二、对策之一——重视“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开发和建设

    通识教育具有普遍性、基础性、永恒性、教养性、全面性。国内有识之士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倡导和推行通识教育，1995年9月，教育部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了第一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工作会议，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全国共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50余所高校进行了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改革也逐渐成为全国高校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既然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对所有高校（包括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教育。通识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理念，即整个大学（包括高职院校）的办学思想，是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感情的人才，提供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全国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及教学资源应用研讨会调研报告中，罗军强在《我国高职院校实施通识教育概况》一文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既是高等教育，又是职业教育，现代社会要求高等教育培养知识广博、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以便为高层次的专业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为个人今后的多方向发展提供全面的准备，这与终身学习和职业流动的现代化潮流是相适应的。通识教育是一种使人更丰富、更全面、更接近“人”的教育，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4]

    现代高职教育有两大转型方向，一是由对本系统负责转变为对社会负责，二是由职教标准转变为普教标准，因此，“通识教育”是现代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主要载体。高职教育的文化基础知识教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高职“必需够用”的专才教育有滑入庸俗化的倾向，可能丧失“高等”与“高级”的本质属性。“高等”应该高在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的层次，高在专业技能的理论上；“高级”应该高在做人的品质，高在发展潜能上。以“短、平、快”为思想指导的“工匠学徒式”培养的高职生，既适应不了社会变化的需要，也不符合教育的本质理念。

    与素质教育相比，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过通识知识的传授来完成个体知识结构的均衡发展，它以知识传授为依托。也就是说，素质教育要取得成效，必须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然后才能实现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目标。与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建设成果相比，高职“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的建设都很滞后。国家精品课程网高职高专栏目目前还没有设置通识课程，只在公共基础大类中设有人文素质类，目前共计57门课。国家级精品课程共15门，其中7门都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另外还有《艺术教育》、《职业基本素养》、《女性学》、《创业实务》等。省级精品课程主要有《创业创新》、《心理学》、《中国文化概论》、《形势与政策》、《就业指导》、《现代企业文化与职业道德》等。这些课程在各类高职院校的开设情况也没有定数，如何依据高职院校学制和课程设置所能提供给通识教育的时间、空间，确定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目标定位，整合现有的课程建设成果，编写适用的教材，制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是当务之急。

    相对于本科院校的“通识教育”，高职无须追求不断扩大通选课的范围和数量，可以通过开设几门“共同核心课”来实现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的目标，重点引导高职学生的就业动机，培养其良好的个人素质，主要包括坚韧不拔的毅力、严谨踏实的作风、自信充沛的活力、自我管理的自主性、人际沟通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管理能力等。“共同核心课”可以通过自我认知、尊重他人、报效社会、传统文化、中外文学经典、宗教与信仰、礼仪与公关、演讲口才、应用写作、艺术与审美、保健与体育等主题单元来组织课堂教学。

    三、对策之二——在实践环节中增设“义工”学分

    不管什么样的教育都需要乌托邦精神。2002年，前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中国时在某大学讲演中说过这样的话：“美国的强大，不仅是依靠科技现代化，主要靠的是义工精神。”美国人认为“义工”是学生们培养优秀品质的最好途径。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对社会是否有贡献。那些小小年纪就做过义工的学生，从小就知道社会需要什么，知道怎么学着对社会做出贡献。其实，除了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学生作为志愿服务的主要群体，并构建了相应的激励体系，这些激励措施有经济性刺激甚至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例如美国教育部门对每个学生的义工服务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学生在高中阶段必须有60小时的社会义工记录。

    当发达国家把“义工精神”提高到塑造国民素质的“治国”高度时，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远远没有足够地重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应试教育体系在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知识方面有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以选拔为主的教育片面强化竞争意识，残酷的升学压力、激烈的就业竞争，使学生们在追求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只顾“小我”的奋斗，头脑中只有个人主义的功利色彩，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与回报意识，对社会缺乏道义感、同情心和利他意识，只能成长为从肢体到灵魂的“小写的我”。而创新学校德育工作，倡导和推行做“义工”的道德实践行为，恰好可以砥砺学生的品格，促进他们的自我成长，成为“大写的人”。“义工精神”作为一种育人理念，有明确的社会功能，可谓是塑造健康人格的“准终极链”，是解决道德实践问题、落实知行统一的有效方法。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因势利导。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原因包括个人差异、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网络等。世界各地都非常注重学生开展志愿者活动，日本各学校甚至将某些志愿者活动纳入学校的正式课程；尼日利亚政府和泰国政府给大中学生志愿者颁发证书，有此证书，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升学条件；韩国的首尔采用了高考直接加分的方式；美国政府更为直接，给服役期满的志愿者一笔丰厚的奖学金；墨西哥政府把毕业文凭与志愿服务挂钩；很多人将香港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和谐的社区归功于义工的普遍存在和志愿精神的内在推动。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反思，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功利。

    在中国，我们往往把“志愿者”用于大型的特定的活动，而且启动与运作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和组织色彩。类似这样的活动只是特定的而非日常的行为，而学校的所谓“假期社会实践”多数是写点所谓的调查报告，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据报道，这些大学社会实践报告早就“变味”，复印店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盖好章的各类实践报告。真正基于“自愿、利他、不计报酬”的义工行为，目前还提倡得不够。在中小学教育忙于应试还无暇顾及的时候，如何在高职教育阶段进行深层次的激励，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建设志愿者行动机制是当务之急。与本科层次的通识教育相比，高职特色的通识教育是“行胜于言”。高职特色的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问题，更应该成为一个实践问题，要以实践为原点，建立通识化专业课和专业化通识课程，使学生在学到技能的同时，感悟人生的真谛。在方法和态度上通过设置“义工学分”，以与专业岗位相对应的“义工实践项目”为抓手，关注学生自主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赋予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一种道德建设推动器，学校在设置“必修”的义工学分的同时，各级各类院系、班级要派专人宣传引导如何成立“义工服务小组”，并将学生的“义工经历”作为德育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在教育方式上要考虑到90后学生的特点，可以因势利导，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针对“义工、慈善”的主题，制作班级网页，开设班级视窗、网上论坛、个人事迹展馆等，对于好人好事进行网络评比，让学生的善行由他律到自主、由强迫到自觉，最终形成浓厚的义工慈善社会舆论氛围。

    四、结束语

    学校是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重点，高职院校开设必要通识课程加上开展有序的德育实践活动是实现教育“去功利性”的有效途径。没有爱的社会是可怕的，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爱是世界各民族宗教伦理的核心理念，儒学的仁义、佛学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在这一点上都是相通一致的。高职教育如何发扬义工精神，培育爱的环境，关键要健全志愿者行动机制，如何让“义工、慈善精神”成为学生完善人格、承担责任、自我实现的一种“高峰体验”，并使之渗透在平凡真实的行动中值得进一步探索。特别是针对90后学生的特点建设“通识教育”网络平台，进行及时的网络维护和管理，重视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对学生的隐性培育功能，研究培养高职学生“成才、成人”的“正能量”和新元素是高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向英，梁建新.文化生命论[J].探索，2011，（3）：189.

    [2]钱理群：北大等大学正培养利己主义者[N].中国青年报，2012-05-03.

    [3]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426.

    [4]罗军强.全国通识教育课程建设及教学资源应用研讨会调研报告之九[C].2011-08.

    （编辑/乔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