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盐业发展与城市精神的形成
宋良曦
摘 要：自贡在两千年漫长的井盐业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走过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历程。盐业经济是自贡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形塑了自贡独特的城市精神。兼善天下的包容精神、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及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是自贡城市精神的内核。这种精神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自贡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自贡；井盐业；城市精神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8）04—0069—07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兴盛。“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①“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② 因此，城市的发展与兴盛也是人类演绎自己梦想的最佳舞台。城市精神是城市人民信念和理想的汇聚，是城市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是感召和引领一座城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号角和旗帜。城市精神是对一座城市人文价值的社会认同和综合判断，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名声，它凝结着一座城市的内涵、气质、品位和风貌，体现着城市的价值观。明人洪自诚在其所著《菜根谭》中说：“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③ 拿破仑也曾经说过：“社会只有剑与精神这两种力量，而到头来剑总是对精神俯首称臣。”
自贡井盐业在两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中，走过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道路。自贡不沿江，不靠海，自古以来既非王朝侯国的都邑，又非兵家必争之要塞，也非水陆交通之枢纽，亦非对外贸易之口岸，而是因盐卤资源的开发，盐业经济的发展才逐步形成的城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座用盐塑造起来的城市，其地域以盐井盐灶、产区产场为范围；人口以直接和间接从事井盐生产与经营者为主体；交通以运盐道路为网络；商品交换亦围绕着盐业生产而进行；文化遗存也以盐业历史为依归。总之，盐业经济成为了自贡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自贡城市的结胎、孕育、形成、发展、兴盛，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其一是东汉章帝年间（76—88年），这里便开始了盐业生产；其二是北周武帝时（561—578年）这一地区分别因大公井而置公井镇，因富世井而置富世县；其三是明代嘉靖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539—1553），隨着自流井的开凿成功，自流井、贡井产区形成。其四是清雍正七年（1729），分属富顺、荣县的自流井和贡井盐业的兴盛，促成了自流井县丞署和贡井县丞署的建立，成为富顺县和荣县的分县，设县丞“专司盐务”，其他诸如田赋、征役、治安等则一概不管。自流井又先后被称为富厂、富荣东厂、东场；贡井先后被称为荣厂、富荣西厂、西场；两地合称富荣厂、富荣场。其五是随着自流井、贡井两地盐业经济的融合，又进一步形成了以盐业为主的地域型工商业经济中心。自贡市于1939年9月1日正式建立，是四川省第3个，也是全国第23个省辖市。其后，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曾管辖自流井、贡井两地的富顺和荣县归属自贡市辖，形成更高层次的地区经济中心。据统计，自贡先后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累计生产食盐1亿多吨。清光绪十四年（1888），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来到自流井，他根据当地情景撰写了《自流井考察记》。他在文中写道：“这些工厂显示出巨大的工业能量，也许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毫不怀疑有数千口盐井在生产……这里是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在全世界我们能再找到一个年代这么久远和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①
伴随着近两千年盐业的演进和发展而诞生的自贡，其物态文化、制度文化无不影响着城市心态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形成。
一、兼善天下的包容精神
纵观自贡城市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轨迹，自贡人坚韧刚毅、谦诚豁达的性格，无不蕴含在“海纳百川，心容万象”，兼善天下的包容精神之中。包容涵盖了自贡盐商、自贡盐工、自贡人民的大气、大量和大度；包容体现了自贡人的韧性、人性和理性。
早在宋末元初，自贡原住民以理性包容的精神，让数以万计的“襄汉流民”逃离兵燹之灾，到这里“自相部署”，私开盐井，数以百计。正是这种包容与融合，使自贡地区的卓筒井数量和技术走在了四川的前列。
明末清初，四川盐业从战乱中缓慢复苏。自贡人民以宽厚包容的精神，迎来了来自粤、闽、鄂、赣、湘的移民和晋、陕、豫的客商，共同进行盐卤资源的开发和盐业生产、运输、销售。在自贡地区，各省客商和各行帮修建会馆可谓蔚然成风，与西秦会馆同时或稍后修建的会馆比比皆是：广东商人修南华宫、贵州商人修霁云宫、福建商人修天上宫、江西商人修江西庙、四川商人修惠民宫，各省商人又联合修五皇殿。井商修井神祠、行商修紫云宫、银钱商修财神庙、橹船帮修王爷庙、屠沽行帮修桓侯宫、打铁行帮修老君庙，一时百里盐场，可谓会馆林立。在自贡地区，单是南华宫就有66座。更有大盐商如王朗云者，竟独资修建了牛王庙。在一些井盐运道口岸和井盐产区如邓井关、仙市镇、牛佛渡、鳌头铺、贡井场等地的南华宫、天上宫、江西庙等都随处可见。自贡地区的会馆林立现象，既是这里商品经济繁荣的体现，也是这座城市包容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商人、工人和匠作，勠力同心，各展其才，创新和完善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井盐钻井、修治井技术，并走在当时世界的前沿，为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顿钻凿井技术被誉为“世界钻井之父”“西方石油工业之父”。从城市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来看，将自贡定性为一座移民城市一点也不为过。
自贡盐商和外地客商，合作双赢，普遍实行了契约股份制，在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贡是契约股份制的发祥地。在自贡盐业实行契约股份制经营的近三百年历史中，遍查这其间井、笕、灶、号、竹、木、油、蔴以及土地买卖租赁契约，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契约中，既有合作的诚意，又有详备的游戏规则，还有双方或多方责、权的约定，字里行间充盈着彼此的理解、谅解和宽容。当然，在契约的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歧义和矛盾，但大都能协商化解。
新中国建立后，自贡作为四川的重要工业城市，在三线建设中，纳入内迁的工矿企业19家，科研机构2家，高等院校1所。这22家内迁单位的进入，夯实了自贡现代工业的基础，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城市的科研力量，增加了城市的财政税收，助力了自贡的城市发展。三线建设在自贡功不可没，它不仅给古老的盐都带来了新产业、新厂家，而且给自贡人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维，为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奠定了新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久远的自贡，包容和首创精神得到了发挥和弘扬，使这里成为了中外客商和企业家投资的一片热土。正是这种兼容天下的气概和不断创新的精神，铸就了盐都的城市名片。两千年盐业历史，千余年彩灯文化，亿万年秘藏恐龙，新时代科学技术，构建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铸就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妆点了世界地质公园、催生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自贡这座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城市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还有一份辉煌；这座城市传承的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有一种与天地同在的精神。
二、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自贡人的“诚信”观念，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自贡盐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是一个值得解读的族群。他们同晋商、徽商，潮汕、宁波商帮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并没有闯关东，也没有走西口，更没有下南洋，而是守望着这块广袤而神奇的土地，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探索着地下的奥秘，靠着诚信天下的品德，引进了外地的商人和资金，靠着睿智精明的谋略，抓住了机遇，拓展了市场，赚取了利润，积累了财富。
自贡盐商的投资经营模式，印证了中国资本主义初始和早期工业化，留存了工场手工场经营的模块，折射了当时产权关系的变迁，以及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转换，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自贡盐商在投资经营的运作中，积累和采用了多种从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投资经营管理模式，如家族式、亲朋式、“井盘井”“盐盘盐”、组构“大关”、组织“堆金会”等模式。这里要提到的是，自贡盐商所首创的股份制和所开启的“BOT”投资经营模式，是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
纵览自贡盐商留下的大量盐业井、灶、笕、号的经营契约，我们不难发现，“水火既济、咸泉上涌”是盐商们共同的愿景，“天时地宝、利益均沾”是他们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自清初以降，自贡盐商为因应合资经济的正常运作，普遍实行了契约股份制。它是中国人建构的一种股份制，在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贡盐场签署于清乾隆年间的盐井经营契约（《同盛井约》），被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称作“中国最早的股票”。自贡盐商是契约股份制经营的首创和原创者。
在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契约股份制运作中，自贡盐商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经营井、笕、灶、号的契约中，明细规定了股权单位、投资者、土地所有者的股份数额。早在清同治年间，吴鼎立即在其所著《自流井风物名实说》中对“井规”即股份制通则作了如下描述：“地主出井眼、廊厂一切基址，得地脉锅份三、四口，客出资捣锉成功得开锅十八口，浮锅二、三口。”① 自流井盐商一般以30股即30班来计算全部股权。贡井盐商则以24股即24班计算股权。在经营过程中，盐商又可依情势变化、资金运作、产权更迭等情况，签订股权转让、出顶即做中节、下节、再下节、杜卖等各类契约。具体约定不在本文赘述。
再看“BOT”招商引资模式。自贡盐商一直遵循着全盐场约定俗成的招商引资模式。“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这句流传在盐场的俚语，形象地说明了盐商们招商引资的模式。投资者投资开凿盐井，一般要同土地所有人签订“出山约”。约定投资者投入全部凿井费用，地主投入“一井三基”的用地，在盐井投产后，将全井收益合计为若干股，投资者占多少股，地主占多少股一一载明。出山约又分作两种，一种叫年限井，即规定盐井投产若干年，如10年或18年后，投资者即刻撤出且不准带走任何设备设施，盐井的全部产权利润归地主所有，这就是“客走主人收”了。这种模式应该是现代经济运作中BOT模式的鼻祖。另一种叫子孙井，即契约签订后，投资者和地主所占的股份永久延续，子孙继承。不少外地投资者签订了子孙井出山约后，逐渐演化成为本地盐商，那就是陕帮、晋帮、渝帮、江津帮、下江帮的先辈。陕帮的邬诚三、江津帮的刘灜州即是当时的代表。只要我们对年限井和子孙井两种契约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年限井是投资者享受盐井正式投产收益有时间限定的招商引资模式。子孙井则是投资者与地主共享鹽井收益而没有时间限定的招商引资模式。这是一种甲乙双方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体制。
自贡盐商的这种招商引资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解决迅速集中社会资本，有效募集资金经营盐业的成功模式。它以股东的资本集合为基础，可同时容纳多种所有者并存其中，并且这些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来说，并不是具有独立性、排他性，而是具有包容性、融合性，这种模式具有强化股东内聚意识，促进不同的所有者在经济利益上互补共赢的主动性，从而使各方利益社会化。
三、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
盐都自贡，成为了中国古代钻井技术的象征，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钻井、测井、固井、修治井和打捞井下落物的一整套技术，精湛绝伦，有力地推进了世界钻井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和科学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千年盐都自贡的凿治井技术，即是一座世界钻井历史的丰碑。
在中国的盐业生产中，井盐生产的难度最大，技术性最强，需要攻克的难题也最多。历代自贡盐工在井盐生产的实践中，咬定青山不放松，以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地探索、进取、实验，不断地完善井盐生产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成就。位居世界前列的深井钻凿技术，以补腔工艺为代表的修治井技术，以偏肩为代表的井下打捞技术，清代渐臻成熟的?盆无阻裸眼天然气开采技术，清末岩盐井自然连通开采技术，无压力连通笕管输卤技术，植物蛋白提取有机杂质制盐技术，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遥遥领先的。大坟堡岩盐体在其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开凿了198口盐井，创造了盐井分布最为密集的世界纪录。在90年时间内，大坟堡岩盐体的采盐量达903.08万吨，占自贡地区岩盐体总储量的92.53%，创造了世界深层薄盐层的最高开采率。
2006年6月8日，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被颁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证明了自贡井盐技术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已被国家在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给予确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中叶时，自贡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井盐科技城。至今，自贡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和科研、设计、信息中心。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批“岩口簿”，足可见证这种功绩甚伟的工匠精神。自清中叶以来，自贡地区的富荣盐场以及四川的其他一些盐场，即开始把凿井过程中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每天钻凿的进度、岩层情况、井下发生事故的原因和处理事故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等，用一个专门的簿子记载下来，作为日后修治井的参考和依据，这种专门的簿子称为“岩口簿”。岩口簿既是反映我国盐业钻井技术的珍贵档案文献，也是迄今为止最早反映人类探索地下奥秘，开发利用地下资源的真实记录，更是盐场工人工匠精神的记录。
在自贡盐商群体中，有部分盐商本身就是井盐技术的行家里手。颜桂馨堂的发家人颜昌英及其兄颜仕超在选择井位和钻凿盐井方面，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且富有经验，所凿的盐井均见成效，无一作废，藉以起家。清道光年间发迹起家的王向荣，还在盐场发明了一整套将井老水枯的盐井加深复淘的技术，不仅挽救了行将停废的盐井，而且还使其产量倍增，极大地提高了盐井的生产力。至于盐场“新四大盐商”（ 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中的熊佐周，更是盐场交口称誉的“土专家”。他聪敏好学，在盐矿地质、凿井、修治井等方面无不精通，不仅自己投资的盐井水丰火旺，而且还经常被其他盐商请去排除井下事故，每见奇效。
另一方面，自贡盐商前后雇请了不少掌柜、井口管事、山匠、灶头，他们当中不乏技术精英。颜蕴山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性聪颖，少时学得不少凿井及修治井知识，后来在王三畏堂发家人王朗云的井上当学徒，积累了丰富的盐井钻凿和修治井知识，深为王朗云器重。颜蕴山精于建筑，他设计施工修建的井房、灶房特别坚固。他在熟谙“井脉”“卤信”的基础上造定的井位，定点凿井，无不见功。颜蕴山最为娴熟的本领是打捞井下落物，他经常悉心推考探测井下千差万别的情况，常用泥土制作各种工具模型，研究工具性能，推敲改进方案。他亲自指挥按定型锻制工具，并能根据不同盐井的井下情况和各种井下事故的情势，不断改变工具的结构，准确及时地排除井下事故。自贡盐场打捞落锉的工具偏肩，就是经过颜蕴山之手得以改进而定型的，极大地提高了打捞井下落物的效能。每当盐井发生故障，他便端坐井旁，夜以继日，从容指挥，直到事故排除，生产恢复。盐场上下，从井商到工匠，无不尊崇他那独到的技术。
颜蕴山去世之后，盐场的井口管事和山匠们尊称他为“颜三土地”。每当进行凿井和处理井下事故的作业之前，人们便要在井口一侧供奉“颜公蕴三香位”，顶礼膜拜。
四、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
自贡的城市精神，还体现在无论是盐商抑或是盐工仁爱济世、无私奉献的种种行为中。自贡盐商在盐都的社会生活中，“积而能散，富而能仁”，既是公益和慈善行为的身体力行者，也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首创倡导者。每当国家有难，民族有危，百姓有灾，乡里有求的时候，他们都会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或毁家纾难，或慷慨解囊，或济赈救灾，或投身公益。自贡盐商以其心力和财力，践行了这一群体的核心价值观。自清代以降至民国时期，自贡盐商捐资修建的道路、桥梁、书院、寺庙可谓不计其数。沿旭水、釜溪河而下，济元桥、新桥、善后桥、护国桥、广济桥，无一不是盐商捐建。盐区内的盐道，井邓马路以至自贡通往宜宾、内江、威远、资中的道路，也多是盐商捐建或捐资维修的。现存于自贡、宜宾交界处的乐善坊，清楚地记载了大盐商李振亨、颜昌英带头捐资修建自贡至宜宾大道的史实。清代自贡地区的五大书院中，三台书院、炳文书院、育林书院都是王朗云等盐商捐资筹款创建的。光绪末年废科举办新学，自贡第一批新学堂不少为盐商捐建。当时闻名全川的私立树人学堂，就是王三畏堂木支宗祠玉川公祠兴办的。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商以应得的“川盐济楚”津贴40万元悉数捐出，创办蜀光中学；大盐商余述怀独资开办旭川中学；李春霖捐修剑南中学。自贡地区的川剧之所以能夠成为资阳河的中心，自贡地区的灯会能誉满全川，都是与自贡盐商的参与和捐助分不开的。
王三畏堂的发家人、盐场首富王朗云除捐银7万两予清廷以赈山陕旱灾外，还设天心堂药铺于洞口井，方便井、灶的人、牛吃药和周济穷人。在釜溪河与沱江若干渡口，他还设立了“义渡”，其中牛佛义渡延续了一百多年。王朗云的叔伯兄弟，“王宝兴隆”的发家人王向荣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调恤贫乏，捐资修建会馆、道路。三畏堂的末代掌门人王德谦，更是一位矢志不渝的大慈善家。贫、残、孤、寡民众，经登记核实后，每月凭他发的钱折子到发折处领取钱币。他还拨出一笔巨款，作无息贷款所用，专门贷给无力创业的贫寒之士。王德谦施济范围遍及自流井城乡及周边乡镇，他对穷苦百姓的救济时间连续达20年，救济面之大，坚持时间之长，在自贡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自贡地区不少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如釜溪公园、儿童保育院第六院、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自贡分校（次年更名为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桃花庵、法藏寺、釜溪公园的经楼、自贡佛学社等，都有王德谦的捐赠。“李陶淑堂”的第二代传人李斐成，常以古训教育后代：“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时值自流井沙湾河岸渡口，每日过河人数众多，待渡费时，拥挤不堪。尤其在夜间，渡船停泊，行人若有急事，当绕行上游石桥。李斐成遂捐资造桥，方便两岸人民，乡人呼之为“沙湾草桥”。“胡慎怡堂”从胡勉斋始，于每年年终腊月，以米百余担，铜钱千余串，作赈济贫民之用，持续四五十年。“颜桂馨堂”的发家人颜昌英，凡济困扶危、急公好义之事，无不全力以赴。他不惜重金买山伐石，雇工修路。从自流井始，东至富顺，西至威远、乐山，南至大山铺、宜宾，北至资中，绵亘数百里尽成坦途，方便了井盐外运以及盐场所需物资运进。
自貢的盐商和盐工，不仅具有开拓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而且还具有奉献不甘国人后的精神，特别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彰显出他们的气节和担当。1942年，自贡盐工们响应《新华日报》的“献机运动”倡议，捐款购买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1944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到自贡发动爱国献金运动，大盐商王德谦、余述怀每人献金1000万元，创下了全国个人献金的最高纪录。王德谦外加500万元的食盐，余述怀再加200万元的黄谷。有位盐商一次捐金600万元，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王德谦在他的深宅大安寨上用豆花饭和回锅肉款待冯玉祥将军时曾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利，出钱出力，一本良心。”这道出了自贡盐商的家国情怀。全市社会各阶层人士，爱国献金的动人事例举不胜举。自贡全市献金达1.2亿元，其总数和人均献金数均为全国之冠。自贡盐商和全市人民共同谱写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壮歌，这是自贡城市精神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邹丽莎）
Abstract： In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ll salt industry in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Zigong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a town due to salt， setting up a county due to salt， and setting up a city due to salt. The salt industry econom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igong City， and it has shaped the unique urban spirit of Zigong.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the spirit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nd the dedication of great love are the core of Zigongs urban spirit. The spirit has long and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Zigong City.
Key words： Zigong； well salt industry； urban spirit
摘 要：自贡在两千年漫长的井盐业发展和演进过程中，走过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历程。盐业经济是自贡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形塑了自贡独特的城市精神。兼善天下的包容精神、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及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是自贡城市精神的内核。这种精神长久而深远地影响着自贡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自贡；井盐业；城市精神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18）04—0069—07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兴盛。“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①“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② 因此，城市的发展与兴盛也是人类演绎自己梦想的最佳舞台。城市精神是城市人民信念和理想的汇聚，是城市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是感召和引领一座城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号角和旗帜。城市精神是对一座城市人文价值的社会认同和综合判断，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名声，它凝结着一座城市的内涵、气质、品位和风貌，体现着城市的价值观。明人洪自诚在其所著《菜根谭》中说：“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③ 拿破仑也曾经说过：“社会只有剑与精神这两种力量，而到头来剑总是对精神俯首称臣。”
自贡井盐业在两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中，走过了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道路。自贡不沿江，不靠海，自古以来既非王朝侯国的都邑，又非兵家必争之要塞，也非水陆交通之枢纽，亦非对外贸易之口岸，而是因盐卤资源的开发，盐业经济的发展才逐步形成的城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座用盐塑造起来的城市，其地域以盐井盐灶、产区产场为范围；人口以直接和间接从事井盐生产与经营者为主体；交通以运盐道路为网络；商品交换亦围绕着盐业生产而进行；文化遗存也以盐业历史为依归。总之，盐业经济成为了自贡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自贡城市的结胎、孕育、形成、发展、兴盛，有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其一是东汉章帝年间（76—88年），这里便开始了盐业生产；其二是北周武帝时（561—578年）这一地区分别因大公井而置公井镇，因富世井而置富世县；其三是明代嘉靖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539—1553），隨着自流井的开凿成功，自流井、贡井产区形成。其四是清雍正七年（1729），分属富顺、荣县的自流井和贡井盐业的兴盛，促成了自流井县丞署和贡井县丞署的建立，成为富顺县和荣县的分县，设县丞“专司盐务”，其他诸如田赋、征役、治安等则一概不管。自流井又先后被称为富厂、富荣东厂、东场；贡井先后被称为荣厂、富荣西厂、西场；两地合称富荣厂、富荣场。其五是随着自流井、贡井两地盐业经济的融合，又进一步形成了以盐业为主的地域型工商业经济中心。自贡市于1939年9月1日正式建立，是四川省第3个，也是全国第23个省辖市。其后，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曾管辖自流井、贡井两地的富顺和荣县归属自贡市辖，形成更高层次的地区经济中心。据统计，自贡先后开凿了13000多口盐井，累计生产食盐1亿多吨。清光绪十四年（1888），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来到自流井，他根据当地情景撰写了《自流井考察记》。他在文中写道：“这些工厂显示出巨大的工业能量，也许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毫不怀疑有数千口盐井在生产……这里是个巨大的贸易中心……在全世界我们能再找到一个年代这么久远和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①
伴随着近两千年盐业的演进和发展而诞生的自贡，其物态文化、制度文化无不影响着城市心态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形成。
一、兼善天下的包容精神
纵观自贡城市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轨迹，自贡人坚韧刚毅、谦诚豁达的性格，无不蕴含在“海纳百川，心容万象”，兼善天下的包容精神之中。包容涵盖了自贡盐商、自贡盐工、自贡人民的大气、大量和大度；包容体现了自贡人的韧性、人性和理性。
早在宋末元初，自贡原住民以理性包容的精神，让数以万计的“襄汉流民”逃离兵燹之灾，到这里“自相部署”，私开盐井，数以百计。正是这种包容与融合，使自贡地区的卓筒井数量和技术走在了四川的前列。
明末清初，四川盐业从战乱中缓慢复苏。自贡人民以宽厚包容的精神，迎来了来自粤、闽、鄂、赣、湘的移民和晋、陕、豫的客商，共同进行盐卤资源的开发和盐业生产、运输、销售。在自贡地区，各省客商和各行帮修建会馆可谓蔚然成风，与西秦会馆同时或稍后修建的会馆比比皆是：广东商人修南华宫、贵州商人修霁云宫、福建商人修天上宫、江西商人修江西庙、四川商人修惠民宫，各省商人又联合修五皇殿。井商修井神祠、行商修紫云宫、银钱商修财神庙、橹船帮修王爷庙、屠沽行帮修桓侯宫、打铁行帮修老君庙，一时百里盐场，可谓会馆林立。在自贡地区，单是南华宫就有66座。更有大盐商如王朗云者，竟独资修建了牛王庙。在一些井盐运道口岸和井盐产区如邓井关、仙市镇、牛佛渡、鳌头铺、贡井场等地的南华宫、天上宫、江西庙等都随处可见。自贡地区的会馆林立现象，既是这里商品经济繁荣的体现，也是这座城市包容精神的具体体现。正是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商人、工人和匠作，勠力同心，各展其才，创新和完善了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井盐钻井、修治井技术，并走在当时世界的前沿，为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顿钻凿井技术被誉为“世界钻井之父”“西方石油工业之父”。从城市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来看，将自贡定性为一座移民城市一点也不为过。
自贡盐商和外地客商，合作双赢，普遍实行了契约股份制，在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贡是契约股份制的发祥地。在自贡盐业实行契约股份制经营的近三百年历史中，遍查这其间井、笕、灶、号、竹、木、油、蔴以及土地买卖租赁契约，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契约中，既有合作的诚意，又有详备的游戏规则，还有双方或多方责、权的约定，字里行间充盈着彼此的理解、谅解和宽容。当然，在契约的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歧义和矛盾，但大都能协商化解。
新中国建立后，自贡作为四川的重要工业城市，在三线建设中，纳入内迁的工矿企业19家，科研机构2家，高等院校1所。这22家内迁单位的进入，夯实了自贡现代工业的基础，改变了城市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城市的科研力量，增加了城市的财政税收，助力了自贡的城市发展。三线建设在自贡功不可没，它不仅给古老的盐都带来了新产业、新厂家，而且给自贡人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维，为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城市品位奠定了新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久远的自贡，包容和首创精神得到了发挥和弘扬，使这里成为了中外客商和企业家投资的一片热土。正是这种兼容天下的气概和不断创新的精神，铸就了盐都的城市名片。两千年盐业历史，千余年彩灯文化，亿万年秘藏恐龙，新时代科学技术，构建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铸就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妆点了世界地质公园、催生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自贡这座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的城市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还有一份辉煌；这座城市传承的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有一种与天地同在的精神。
二、诚实守信的契约精神
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契约代表着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关联。契约精神保证了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文明又强化了契约精神。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自贡人的“诚信”观念，甚至可以说，契约精神本质上就是诚信精神。只有交易双方都能诚实守信，履行合约不折不扣，才能确保交易安全，社会稳定和谐。契约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次建立。自贡盐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是一个值得解读的族群。他们同晋商、徽商，潮汕、宁波商帮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并没有闯关东，也没有走西口，更没有下南洋，而是守望着这块广袤而神奇的土地，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探索着地下的奥秘，靠着诚信天下的品德，引进了外地的商人和资金，靠着睿智精明的谋略，抓住了机遇，拓展了市场，赚取了利润，积累了财富。
自贡盐商的投资经营模式，印证了中国资本主义初始和早期工业化，留存了工场手工场经营的模块，折射了当时产权关系的变迁，以及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间的转换，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自贡盐商在投资经营的运作中，积累和采用了多种从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投资经营管理模式，如家族式、亲朋式、“井盘井”“盐盘盐”、组构“大关”、组织“堆金会”等模式。这里要提到的是，自贡盐商所首创的股份制和所开启的“BOT”投资经营模式，是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
纵览自贡盐商留下的大量盐业井、灶、笕、号的经营契约，我们不难发现，“水火既济、咸泉上涌”是盐商们共同的愿景，“天时地宝、利益均沾”是他们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自清初以降，自贡盐商为因应合资经济的正常运作，普遍实行了契约股份制。它是中国人建构的一种股份制，在世界股份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贡盐场签署于清乾隆年间的盐井经营契约（《同盛井约》），被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称作“中国最早的股票”。自贡盐商是契约股份制经营的首创和原创者。
在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契约股份制运作中，自贡盐商留下的数以千计的经营井、笕、灶、号的契约中，明细规定了股权单位、投资者、土地所有者的股份数额。早在清同治年间，吴鼎立即在其所著《自流井风物名实说》中对“井规”即股份制通则作了如下描述：“地主出井眼、廊厂一切基址，得地脉锅份三、四口，客出资捣锉成功得开锅十八口，浮锅二、三口。”① 自流井盐商一般以30股即30班来计算全部股权。贡井盐商则以24股即24班计算股权。在经营过程中，盐商又可依情势变化、资金运作、产权更迭等情况，签订股权转让、出顶即做中节、下节、再下节、杜卖等各类契约。具体约定不在本文赘述。
再看“BOT”招商引资模式。自贡盐商一直遵循着全盐场约定俗成的招商引资模式。“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这句流传在盐场的俚语，形象地说明了盐商们招商引资的模式。投资者投资开凿盐井，一般要同土地所有人签订“出山约”。约定投资者投入全部凿井费用，地主投入“一井三基”的用地，在盐井投产后，将全井收益合计为若干股，投资者占多少股，地主占多少股一一载明。出山约又分作两种，一种叫年限井，即规定盐井投产若干年，如10年或18年后，投资者即刻撤出且不准带走任何设备设施，盐井的全部产权利润归地主所有，这就是“客走主人收”了。这种模式应该是现代经济运作中BOT模式的鼻祖。另一种叫子孙井，即契约签订后，投资者和地主所占的股份永久延续，子孙继承。不少外地投资者签订了子孙井出山约后，逐渐演化成为本地盐商，那就是陕帮、晋帮、渝帮、江津帮、下江帮的先辈。陕帮的邬诚三、江津帮的刘灜州即是当时的代表。只要我们对年限井和子孙井两种契约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年限井是投资者享受盐井正式投产收益有时间限定的招商引资模式。子孙井则是投资者与地主共享鹽井收益而没有时间限定的招商引资模式。这是一种甲乙双方长期合作，互利共赢的体制。
自贡盐商的这种招商引资模式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解决迅速集中社会资本，有效募集资金经营盐业的成功模式。它以股东的资本集合为基础，可同时容纳多种所有者并存其中，并且这些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来说，并不是具有独立性、排他性，而是具有包容性、融合性，这种模式具有强化股东内聚意识，促进不同的所有者在经济利益上互补共赢的主动性，从而使各方利益社会化。
三、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
盐都自贡，成为了中国古代钻井技术的象征，以自流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钻井、测井、固井、修治井和打捞井下落物的一整套技术，精湛绝伦，有力地推进了世界钻井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和科学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千年盐都自贡的凿治井技术，即是一座世界钻井历史的丰碑。
在中国的盐业生产中，井盐生产的难度最大，技术性最强，需要攻克的难题也最多。历代自贡盐工在井盐生产的实践中，咬定青山不放松，以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断地探索、进取、实验，不断地完善井盐生产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成就。位居世界前列的深井钻凿技术，以补腔工艺为代表的修治井技术，以偏肩为代表的井下打捞技术，清代渐臻成熟的?盆无阻裸眼天然气开采技术，清末岩盐井自然连通开采技术，无压力连通笕管输卤技术，植物蛋白提取有机杂质制盐技术，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遥遥领先的。大坟堡岩盐体在其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开凿了198口盐井，创造了盐井分布最为密集的世界纪录。在90年时间内，大坟堡岩盐体的采盐量达903.08万吨，占自贡地区岩盐体总储量的92.53%，创造了世界深层薄盐层的最高开采率。
2006年6月8日，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被颁定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证明了自贡井盐技术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已被国家在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给予确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中叶时，自贡不仅是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井盐科技城。至今，自贡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和科研、设计、信息中心。
自贡市档案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批“岩口簿”，足可见证这种功绩甚伟的工匠精神。自清中叶以来，自贡地区的富荣盐场以及四川的其他一些盐场，即开始把凿井过程中每道工序使用的工具、每天钻凿的进度、岩层情况、井下发生事故的原因和处理事故采取的措施和方法等，用一个专门的簿子记载下来，作为日后修治井的参考和依据，这种专门的簿子称为“岩口簿”。岩口簿既是反映我国盐业钻井技术的珍贵档案文献，也是迄今为止最早反映人类探索地下奥秘，开发利用地下资源的真实记录，更是盐场工人工匠精神的记录。
在自贡盐商群体中，有部分盐商本身就是井盐技术的行家里手。颜桂馨堂的发家人颜昌英及其兄颜仕超在选择井位和钻凿盐井方面，掌握了较为先进的技术且富有经验，所凿的盐井均见成效，无一作废，藉以起家。清道光年间发迹起家的王向荣，还在盐场发明了一整套将井老水枯的盐井加深复淘的技术，不仅挽救了行将停废的盐井，而且还使其产量倍增，极大地提高了盐井的生产力。至于盐场“新四大盐商”（ 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中的熊佐周，更是盐场交口称誉的“土专家”。他聪敏好学，在盐矿地质、凿井、修治井等方面无不精通，不仅自己投资的盐井水丰火旺，而且还经常被其他盐商请去排除井下事故，每见奇效。
另一方面，自贡盐商前后雇请了不少掌柜、井口管事、山匠、灶头，他们当中不乏技术精英。颜蕴山生于清道光六年（1826），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性聪颖，少时学得不少凿井及修治井知识，后来在王三畏堂发家人王朗云的井上当学徒，积累了丰富的盐井钻凿和修治井知识，深为王朗云器重。颜蕴山精于建筑，他设计施工修建的井房、灶房特别坚固。他在熟谙“井脉”“卤信”的基础上造定的井位，定点凿井，无不见功。颜蕴山最为娴熟的本领是打捞井下落物，他经常悉心推考探测井下千差万别的情况，常用泥土制作各种工具模型，研究工具性能，推敲改进方案。他亲自指挥按定型锻制工具，并能根据不同盐井的井下情况和各种井下事故的情势，不断改变工具的结构，准确及时地排除井下事故。自贡盐场打捞落锉的工具偏肩，就是经过颜蕴山之手得以改进而定型的，极大地提高了打捞井下落物的效能。每当盐井发生故障，他便端坐井旁，夜以继日，从容指挥，直到事故排除，生产恢复。盐场上下，从井商到工匠，无不尊崇他那独到的技术。
颜蕴山去世之后，盐场的井口管事和山匠们尊称他为“颜三土地”。每当进行凿井和处理井下事故的作业之前，人们便要在井口一侧供奉“颜公蕴三香位”，顶礼膜拜。
四、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
自贡的城市精神，还体现在无论是盐商抑或是盐工仁爱济世、无私奉献的种种行为中。自贡盐商在盐都的社会生活中，“积而能散，富而能仁”，既是公益和慈善行为的身体力行者，也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首创倡导者。每当国家有难，民族有危，百姓有灾，乡里有求的时候，他们都会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或毁家纾难，或慷慨解囊，或济赈救灾，或投身公益。自贡盐商以其心力和财力，践行了这一群体的核心价值观。自清代以降至民国时期，自贡盐商捐资修建的道路、桥梁、书院、寺庙可谓不计其数。沿旭水、釜溪河而下，济元桥、新桥、善后桥、护国桥、广济桥，无一不是盐商捐建。盐区内的盐道，井邓马路以至自贡通往宜宾、内江、威远、资中的道路，也多是盐商捐建或捐资维修的。现存于自贡、宜宾交界处的乐善坊，清楚地记载了大盐商李振亨、颜昌英带头捐资修建自贡至宜宾大道的史实。清代自贡地区的五大书院中，三台书院、炳文书院、育林书院都是王朗云等盐商捐资筹款创建的。光绪末年废科举办新学，自贡第一批新学堂不少为盐商捐建。当时闻名全川的私立树人学堂，就是王三畏堂木支宗祠玉川公祠兴办的。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商以应得的“川盐济楚”津贴40万元悉数捐出，创办蜀光中学；大盐商余述怀独资开办旭川中学；李春霖捐修剑南中学。自贡地区的川剧之所以能夠成为资阳河的中心，自贡地区的灯会能誉满全川，都是与自贡盐商的参与和捐助分不开的。
王三畏堂的发家人、盐场首富王朗云除捐银7万两予清廷以赈山陕旱灾外，还设天心堂药铺于洞口井，方便井、灶的人、牛吃药和周济穷人。在釜溪河与沱江若干渡口，他还设立了“义渡”，其中牛佛义渡延续了一百多年。王朗云的叔伯兄弟，“王宝兴隆”的发家人王向荣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调恤贫乏，捐资修建会馆、道路。三畏堂的末代掌门人王德谦，更是一位矢志不渝的大慈善家。贫、残、孤、寡民众，经登记核实后，每月凭他发的钱折子到发折处领取钱币。他还拨出一笔巨款，作无息贷款所用，专门贷给无力创业的贫寒之士。王德谦施济范围遍及自流井城乡及周边乡镇，他对穷苦百姓的救济时间连续达20年，救济面之大，坚持时间之长，在自贡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自贡地区不少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如釜溪公园、儿童保育院第六院、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自贡分校（次年更名为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桃花庵、法藏寺、釜溪公园的经楼、自贡佛学社等，都有王德谦的捐赠。“李陶淑堂”的第二代传人李斐成，常以古训教育后代：“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时值自流井沙湾河岸渡口，每日过河人数众多，待渡费时，拥挤不堪。尤其在夜间，渡船停泊，行人若有急事，当绕行上游石桥。李斐成遂捐资造桥，方便两岸人民，乡人呼之为“沙湾草桥”。“胡慎怡堂”从胡勉斋始，于每年年终腊月，以米百余担，铜钱千余串，作赈济贫民之用，持续四五十年。“颜桂馨堂”的发家人颜昌英，凡济困扶危、急公好义之事，无不全力以赴。他不惜重金买山伐石，雇工修路。从自流井始，东至富顺，西至威远、乐山，南至大山铺、宜宾，北至资中，绵亘数百里尽成坦途，方便了井盐外运以及盐场所需物资运进。
自貢的盐商和盐工，不仅具有开拓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而且还具有奉献不甘国人后的精神，特别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彰显出他们的气节和担当。1942年，自贡盐工们响应《新华日报》的“献机运动”倡议，捐款购买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1944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到自贡发动爱国献金运动，大盐商王德谦、余述怀每人献金1000万元，创下了全国个人献金的最高纪录。王德谦外加500万元的食盐，余述怀再加200万元的黄谷。有位盐商一次捐金600万元，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王德谦在他的深宅大安寨上用豆花饭和回锅肉款待冯玉祥将军时曾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利，出钱出力，一本良心。”这道出了自贡盐商的家国情怀。全市社会各阶层人士，爱国献金的动人事例举不胜举。自贡全市献金达1.2亿元，其总数和人均献金数均为全国之冠。自贡盐商和全市人民共同谱写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壮歌，这是自贡城市精神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邹丽莎）
Abstract： In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ell salt industry in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Zigong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a town due to salt， setting up a county due to salt， and setting up a city due to salt. The salt industry economy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igong City， and it has shaped the unique urban spirit of Zigong. The spirit of tolerance， the spirit of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nd the dedication of great love are the core of Zigongs urban spirit. The spirit has long and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Zigong City.
Key words： Zigong； well salt industry； urban spi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