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与发展的逻辑要素

    刘慧园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和发展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阶段，而三个阶段顺利推进并取得巨大历史成就则是三阶段暗含的共同推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三阶段共同起作用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历史批判与继承，二是社会主义自我改革与自我完善的能力提升，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力驱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因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和发展的最本质的动因。研究暗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阶段的共同因素，对于当前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前提;逻辑要素;实践特色

    从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和发展具备了一个基本历史前提、三个发展逻辑要素和一个鲜明特色。一个基本历史前提主要辨明“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对以往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确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阶段论等关键概念;三个核心发展要素则主要是从系统要素建构的角度，回答“怎么构建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问题，确立了思想路线、发展环境、发展策略等思想;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这一特色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的根本依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历史前提——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批判与继承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不能割裂的阶段性和历史连续性，阶段性暗含了事物的根本性质的变化，连续性暗含了事物的进步性，阶段性和连续性共同反映了事物螺旋上升的发展理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与发展正是在阶段性的反思与连续性的继承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基础上走出了特色。

    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继承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离不开对以往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实践的继承和发展。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鲜明的“人民主体性”特色为我国在20世纪初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基础。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实践打破了以阶级压迫为特征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共同劳动、人人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找到了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实现形式，初步尝试了普遍劳动、平均工资制度、人民监督制度等具有社会主义鲜明特征的制度。因此，这一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来说影响深远，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处于社会底层而被奴役、被剥削。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可以说中国从未实现人民的政治独立、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失败也向中国社会展示了，新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立在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保持无产阶级政权的内生性独立、外在性安全、制度的长久稳定和社会的秩序性。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萌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和吸取了巴黎公社优秀的思想成果和经验教训，逐渐明晰了代表中国绝大多数利益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获得政治上的独立权，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

    从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经验反思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离不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有战争威胁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全国力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甚至保证了其在冷战争霸中维持近四十年的霸权一极，但当社会从战争、对抗模式转换成发展模式之后，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经济结构、社会基础、民族团结、政治体制的腐蚀性暴露无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弯路”走出来的，是一个不断矫正社会发展目的和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试误—反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发现发展社会主义真谛，逐渐明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使中国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宽。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和发展的逻辑要素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外部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契机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的辨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带动人民群众建设热情，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使命驱动等核心要素综合作用则是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根本动因，而贯穿始终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

    1.外部要素：外部环境为中国提供重要发展机遇

    在发展机遇面前，每个国家都有顺势而为、加快发展的机会。然而，落后国家没有抓住发展机遇，要么缺乏世界战略格局的胸怀，要么陷入国内社会动荡，要么疲于國家制度的频繁更迭，没有真正找到国家发展的正确路径。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先经历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基础制度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即中国要坚定地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坚定地走与西方资本主义以剥削为本质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而，没有第一代领导人进行的早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探索作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排除了西式民主发展道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道路无前人经验可寻，只能靠实事求是、埋头苦干的精神进行探索，因而这个道路注定是一条充满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基于世界形势做出正确研判的国际战略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成和发展的思想前提。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顺利铺开离不开邓小平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形势的战略研判，他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③他认为在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人民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总体上说，这一机遇主要是指三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在世界总体和平、没有战争的趋势下，加快国内经济的发展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二是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经济，抓住全球化经济发展大势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三是在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初见端倪，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未在这一领域站稳脚跟的发展间隙中，中国抢占信息技术革命的战略先机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事实证明，中国正是抓住了这三个发展战略机遇，才为国内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顺利。

    2.内部要素：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和发展深深扎根于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基础之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的批判》中有一定的解释，他指出，作为“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⑤，在这一阶段，物质生产是建立在社会劳动协作基础之上，但劳动成果的分配关系仍旧受资产阶级法权框框的影响。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打破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的条件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只有这样，分配关系“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⑥。这说明要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法权对人自身的限制，必须创造充分的、丰富的“集体主义财富”，建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因为只有那样，劳动本身不仅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由劳动增进的个人生产力全面发展能够促进真正自由、平等、协作的社会的实现，这个必要条件始终不能绕过。然而传统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看到这一层逻辑关系，缺乏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深刻理解，只看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而没有看到实现“基本特征”所需要的社会物质条件，最终导致没有在一定“量和质”的积累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片面追求社会主义的“形”的相似性，从而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困境。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强大的物质前提，弄清楚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推进经济社会改革，构建了以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完善法制建设为保障的三元结构的制度基底，恢复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富起来”的源头，也是中国“强起来”的基础。世界人民都能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体制改革，释放市场经济巨大活力，及时跟进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制度改革，稳固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由此实现社会生产力在制度改革和保障中实现“大体量、地域广、高纵深”的爆发式经济增长，从而带动了中国社会整体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上的讲话那样，中国在不到7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生产关系的深刻改革，释放生产力诸要素发展活力⑦。如果没有实现全面的、逐步深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革与国家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势必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挣扎，要走更多的弯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也无从谈起。

    3.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由谁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核心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不乏争取民族独立、促进国家发展的仁人志士，但他们拯救中国社会的实践在历史洪流中被湮没，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摆脱中国旧式制度的窠臼，社会内部各方力量撕裂，导致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由混乱向有序发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破了这一僵局，它凝结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一是将从不被考虑在内的中国社会底层和基层再组织起来，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支撑;二是与社会正义、进步力量相契合，争取最大限度的社会合作;三是自身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保持自身灵活机变、自我革新的鲜明特征，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和水平，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上主导中国发展的核心力量、支撑力量和动力引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成和发展的最本质特色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两个维度的历史使命，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使命——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二是现实意义上的使命——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和独特的政党特色分不开。首先，中国共产党除了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品质外，还具有独具中国特色的“民本主义”色彩，即马克思主义历史使命与两千年来的“民为邦本”政治基因，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全民福祉、实现“民享”的基本价值导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善于自我革命、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政党，这就保持了党为人民服务，全力进行现代化的初心和决心，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创造性。再者，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建构模式、权力监督模式、人才教育和培养模式等是党长期执政和有效执政、提升执政能力的根本保障，有效革除了两千多年来权力异化、权力失控的传统弊病，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和权为民所用。

    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宏观层面形成了四个基本逻辑——历史方位逻辑，要始终观察、评估中国在历史、世界的发展坐标，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方向;主要矛盾逻辑，社会的发展是矛盾运动的结果，要认清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和各领域、各行业的主要矛盾，准确掌握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发展;社会主义特色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色和发展方向;人民主体逻辑，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群众是中国发展成果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断推动人民群众走向现代化。微观上，深入社会发展的肌理，调试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矛盾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持续改善民众生活，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铸造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魂，不断矫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最本质原因，是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頁。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22页。

    ⑦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