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在人类的精神家园
朱喜坤
所有与刘建军教授有过交往的人，都会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感慨：刘老师是个好人。对于“好人”的涵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在刘老师这里似乎是同一的：在为人方面，他踏实认真，是一位在交往中能够给人以很大的安全感和很高的诚信度的好人；在为学方面，他是一位学术与信仰的统一论者，也是这一理论的身体力行者，更是一位敢于在荒芜中开拓的好学者；在为师方面，他是一位富于人格魅力、深受学生拥戴的好老师。古人说得好：“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我为自己能够有幸成为刘老师的学生而感激上苍，感激它为我敞开了一个更好的求学世界。
刘建军教授于1963年10月出生在山东省博兴县的一个干部家庭，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由此开始学术生涯。说到他的学术探索，不能不首先提到“信仰”研究。众所周知，在人类现代化的历程中，人们的情感和灵魂却无所寄居，在精神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只剩下对财富的攫取、对欲望的追逐。这种理想信仰失落的状况弥漫全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但无所适从。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刘老师本能地感受到了时代与社会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自此以后，信仰问题就一直占据着他的意识屏幕。思考，再思考，使他成为中国较早从事信仰研究的学者。十几年来，刘老师对人类精神家园荒芜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地上辛勤地耕耘着。1995年，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基础》奠定了他在信仰研究领域的学术基础。其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信仰论》、《追问信仰》、《人生修养读本》、《马克思传》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未来的研究路途还很漫长并充满挑战，但刘老师将沿着信仰研究的道路执著地走下去。
做学问不仅要有智慧，也需要勇气。在治学上，刘老师信奉“板凳需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十几年来，他根据自己研究的方向做了几十本的读书笔记。在这些笔记上，一部分是原始材料的摘抄，大部分是他读书过程中所作评论的记录。对他而言，笔记不仅收藏了思想火花，更催生了新思想。当朋友开玩笑地问他：“若逃生的话，你把什么带在身边？”他笑着回答说：“读书笔记。”有人认为，他这么做学问有点笨，也有点傻。他说：“马克思以下地狱的精神来做学问，可算是‘傻博士的祖宗了，可又有谁敢说自己比马克思聪明呢？”他认为，做学问要出思想，但思想就像酒，需要酝酿。采摘葡萄是容易的，挤出里面的水也不难，难的是造出真正上好的葡萄酒，因为这需要时间。十几年来，他就是用这种科研精神在学术园地中孜孜以求，并且著述颇丰。他已出版专著、合著和参著作品3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论马克思主义信仰》（论文）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马克思主义信仰论》（专著）获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优秀科学成果奖；《新时期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教学片）获1999年首届“国家音像制品奖”；《邓小平理论青少年读本》（参编）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参编）获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吴玉章奖一等奖；参编的教材《邓小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获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材”奖。刘老师的勤奋努力也得到了学校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认可：1998年9月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入选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2007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刘老师文思敏捷，文辞洗炼细腻，文采飞扬清丽，行文间有着令人折服的思辨特色，学生们说他的文笔像一株兰花，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远远的清香。读他的文章和著作能够让人体会到思维的快乐，让人感到避开了喧嚣尘世的纷扰，进入到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他确信每个人都应该并需要有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他讲人生、谈信仰、说修养、论境界，那么投入，也那么令人信服，即使高深晦涩的理论，也能被他讲解得充满人性光辉。在谈到共产主义理想时，他认为不能把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看成是与人生和个人生活无关的政治问题，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者来说，他们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他们的追求过程之中，追求本身就是意义。刘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探寻方式，有着独立的见解，具有很大的学术勇气。他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人类的最后毁灭和人类历史的结束。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包含着若干个新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一个新纪元。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一个多幕活剧，漫长的史前期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源头，以原始社会开始的第一轮循环使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共产主义作为一系列未来社会形态的统称，它将构成另一轮人类历史的循环发展，使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进入一个更大的、更高的循环。
刘老师不仅是学术与信仰的统一论者，而且也是信仰与理解相统一的践行者。他认为，马列课教学活动不是一项普通的工作，而是具有某种神圣意义的工作，因为这一活动不仅是在传播信仰，而且对教学者来说，也是在实践自己的信仰。只有信仰坚定的人在宣讲马克思主义时才有感染力；只有向学生传授的信息与教师自己内心的信念一致的时候，传达的信息才最有力量。正是这种认识使刘老师在教学中有了他自己的表达方式。同时，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当中，语言风格严谨而富有感召力。在他的教学大课堂上，300多名学生被深深吸引着，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由衷的欢笑。有的学生说，听刘老师讲课自己的思路会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走，就像刘老师在单独给自己讲课一样，深入浅出、丝丝入扣、潜入心田。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刘老师在1989年为本科生开设和讲授了“信仰研究”课程，随后，把信仰研究作为了研究生课程，这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从1987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他主要讲授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史”、“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每一门课程的授课内容，都是他读书心得与思考成果的展现。
刘老师从1996年开始带研究生至今，师从他进行信仰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30余人，其中已有20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热心与耐心。他主张每半个月或不定期地召开师生座谈会，先由学生们谈近期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问题，专业上有什么新想法；老师也可以讲一讲自己的看法，或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座谈会上，无论学生的问题多么琐碎，他都认真做答，或结合自己的经验引经据典，把看似简单而又陈旧的问题，讲得富有新意。他强调每次谈话都要有收获，每次交流都要解决一定的问题，不能虚度光阴。他不仅把自己有益的学习和研究经验教授给学生，而且还经常把很多珍贵的书籍毫不吝惜地借给学生。许多“编外弟子”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无论是确立论文提纲，还是润色文章，无不凝结着他的思考与辛劳。他手把手教学生，没有任何门户偏见，为此，深受学生的崇敬与喜爱，在学生中有着极好的口碑。2002年，他被推选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工作性质的变化使他那平日忙碌的身影显得更为匆匆，但对学生的要求，他依然是有求必应。后来，他自愿辞去副院长的职位，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到学术研究之中，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正确选择。如今，在做学问与教书育人的忙碌中，他感觉自己很幸福。
有人说，学问做到最高处就是一个“德”字，因为学做人要难于学做事。在很多年以前，林语堂就曾尖刻地指出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痼疾，即“文人相轻”。然而，在刘老师身上以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里，却找不到一点“文人相轻”的痕迹，这是所有学生的幸运。刘老师经常向我们讲起他的师长学长、领导同事曾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有些都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他一直感怀至深。正如他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到的：“‘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但纵为野草，也享受着天地的厚爱。在此，我谨以寸草之心，感谢宇宙的不息运行，感谢大自然的阳光和雨露，感谢民族的绵延和社会的进步，感谢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著作，感谢导师的教诲和指导，感谢……”谦逊与真诚溢于言表。一位好教师不是把道德规范硬性灌输给学生，而是以自己的道德之行去影响学生，让学生对德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使学生发现自己道德上的不足，主动地完善自我。也就是说，导师不仅是学生的知识向导，更是学生的做人航标。刘老师就是这样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也将自己品德的光芒传输给了学生，他的理论与实践完美合一的人生观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刘老师身上，最动人的是他的“孝”。从大学开始，他的每个假期都是在父亲的病床边度过的。在有了固定的住所后，他就把父母接到了北京。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几年时间里，家庭与医院之间的道路上留下了他操劳的身影。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而刘老师的父母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左右的好儿子。
最令人感佩不已的是刘老师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忧，敬业不衰、全力以赴，超越了世俗功利。记得有人说过，平常心是完全自我的积极修养，是尘世中的微笑，是物欲中的淡泊，是风浪中的平静，是困难中的坦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平和心态也是一种品质和境界，因为在现世的嘈杂中，最难得的就是平常心。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想破解这样一个问题：刘老师怎么能把一种品格发展到如此极致的程度？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到，刘老师生活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里，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养成了谦让、温和、不事张扬的性格，这使他能够和各种性格的人友好交往。他真实坦荡，不善于作假和伪装，达观的性情、宽容大度的胸怀使他结交了许多真挚热诚的朋友。他喜欢生活在书的世界里。研读带着墨香的书籍、思维并耕耘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他美好的人生心愿，正如他所说：“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就是与书相伴。”书籍赋予他的智慧之光和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展现出来的平和心境，使学生们觉得他像个“圣人”，他听到后，笑着对我们说：“把我看成圣人还怎么跟我打交道啊？”他对幸福的看法很特别，他相信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的那句话：“想要某种东西而没有，这也是幸福的一个要素。”他说正因为有不能实现的愿望，所以那些能够实现的愿望才具有价值。这种思想使他总有一种知足感，即使有悲伤的事情发生，他也能在黯然之后立即露出笑容，内心之刚强总让人觉得与他消瘦的身体不相称，或许这又映证了一句老话：“真正的巨人是精神的巨人。”
（作者单位：教育部社科中心）
[责任编辑：吴 凡]
所有与刘建军教授有过交往的人，都会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感慨：刘老师是个好人。对于“好人”的涵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但在刘老师这里似乎是同一的：在为人方面，他踏实认真，是一位在交往中能够给人以很大的安全感和很高的诚信度的好人；在为学方面，他是一位学术与信仰的统一论者，也是这一理论的身体力行者，更是一位敢于在荒芜中开拓的好学者；在为师方面，他是一位富于人格魅力、深受学生拥戴的好老师。古人说得好：“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我为自己能够有幸成为刘老师的学生而感激上苍，感激它为我敞开了一个更好的求学世界。
刘建军教授于1963年10月出生在山东省博兴县的一个干部家庭，198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由此开始学术生涯。说到他的学术探索，不能不首先提到“信仰”研究。众所周知，在人类现代化的历程中，人们的情感和灵魂却无所寄居，在精神上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只剩下对财富的攫取、对欲望的追逐。这种理想信仰失落的状况弥漫全球，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但无所适从。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刘老师本能地感受到了时代与社会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自此以后，信仰问题就一直占据着他的意识屏幕。思考，再思考，使他成为中国较早从事信仰研究的学者。十几年来，刘老师对人类精神家园荒芜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空地上辛勤地耕耘着。1995年，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基础》奠定了他在信仰研究领域的学术基础。其主要著作《马克思主义信仰论》、《追问信仰》、《人生修养读本》、《马克思传》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未来的研究路途还很漫长并充满挑战，但刘老师将沿着信仰研究的道路执著地走下去。
做学问不仅要有智慧，也需要勇气。在治学上，刘老师信奉“板凳需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十几年来，他根据自己研究的方向做了几十本的读书笔记。在这些笔记上，一部分是原始材料的摘抄，大部分是他读书过程中所作评论的记录。对他而言，笔记不仅收藏了思想火花，更催生了新思想。当朋友开玩笑地问他：“若逃生的话，你把什么带在身边？”他笑着回答说：“读书笔记。”有人认为，他这么做学问有点笨，也有点傻。他说：“马克思以下地狱的精神来做学问，可算是‘傻博士的祖宗了，可又有谁敢说自己比马克思聪明呢？”他认为，做学问要出思想，但思想就像酒，需要酝酿。采摘葡萄是容易的，挤出里面的水也不难，难的是造出真正上好的葡萄酒，因为这需要时间。十几年来，他就是用这种科研精神在学术园地中孜孜以求，并且著述颇丰。他已出版专著、合著和参著作品3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奖：《论马克思主义信仰》（论文）获1998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马克思主义信仰论》（专著）获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优秀科学成果奖；《新时期的旗帜》（邓小平理论教学片）获1999年首届“国家音像制品奖”；《邓小平理论青少年读本》（参编）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参编）获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第四届吴玉章奖一等奖；参编的教材《邓小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获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政治理论课优秀教材”奖。刘老师的勤奋努力也得到了学校和上级领导机关的认可：1998年9月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1998年入选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2007年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刘老师文思敏捷，文辞洗炼细腻，文采飞扬清丽，行文间有着令人折服的思辨特色，学生们说他的文笔像一株兰花，总是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远远的清香。读他的文章和著作能够让人体会到思维的快乐，让人感到避开了喧嚣尘世的纷扰，进入到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他确信每个人都应该并需要有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他讲人生、谈信仰、说修养、论境界，那么投入，也那么令人信服，即使高深晦涩的理论，也能被他讲解得充满人性光辉。在谈到共产主义理想时，他认为不能把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看成是与人生和个人生活无关的政治问题，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者来说，他们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他们的追求过程之中，追求本身就是意义。刘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探寻方式，有着独立的见解，具有很大的学术勇气。他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人类的最后毁灭和人类历史的结束。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不是某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包含着若干个新意义上的社会形态的一个新纪元。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是一个多幕活剧，漫长的史前期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个源头，以原始社会开始的第一轮循环使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共产主义作为一系列未来社会形态的统称，它将构成另一轮人类历史的循环发展，使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进入一个更大的、更高的循环。
刘老师不仅是学术与信仰的统一论者，而且也是信仰与理解相统一的践行者。他认为，马列课教学活动不是一项普通的工作，而是具有某种神圣意义的工作，因为这一活动不仅是在传播信仰，而且对教学者来说，也是在实践自己的信仰。只有信仰坚定的人在宣讲马克思主义时才有感染力；只有向学生传授的信息与教师自己内心的信念一致的时候，传达的信息才最有力量。正是这种认识使刘老师在教学中有了他自己的表达方式。同时，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当中，语言风格严谨而富有感召力。在他的教学大课堂上，300多名学生被深深吸引着，时而鸦雀无声，时而爆发出由衷的欢笑。有的学生说，听刘老师讲课自己的思路会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走，就像刘老师在单独给自己讲课一样，深入浅出、丝丝入扣、潜入心田。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刘老师在1989年为本科生开设和讲授了“信仰研究”课程，随后，把信仰研究作为了研究生课程，这在全国也是较早的。从1987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他主要讲授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史”、“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每一门课程的授课内容，都是他读书心得与思考成果的展现。
刘老师从1996年开始带研究生至今，师从他进行信仰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硕士生、博士生30余人，其中已有20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热心与耐心。他主张每半个月或不定期地召开师生座谈会，先由学生们谈近期都读了什么书，有什么问题，专业上有什么新想法；老师也可以讲一讲自己的看法，或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座谈会上，无论学生的问题多么琐碎，他都认真做答，或结合自己的经验引经据典，把看似简单而又陈旧的问题，讲得富有新意。他强调每次谈话都要有收获，每次交流都要解决一定的问题，不能虚度光阴。他不仅把自己有益的学习和研究经验教授给学生，而且还经常把很多珍贵的书籍毫不吝惜地借给学生。许多“编外弟子”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无论是确立论文提纲，还是润色文章，无不凝结着他的思考与辛劳。他手把手教学生，没有任何门户偏见，为此，深受学生的崇敬与喜爱，在学生中有着极好的口碑。2002年，他被推选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工作性质的变化使他那平日忙碌的身影显得更为匆匆，但对学生的要求，他依然是有求必应。后来，他自愿辞去副院长的职位，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到学术研究之中，他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正确选择。如今，在做学问与教书育人的忙碌中，他感觉自己很幸福。
有人说，学问做到最高处就是一个“德”字，因为学做人要难于学做事。在很多年以前，林语堂就曾尖刻地指出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痼疾，即“文人相轻”。然而，在刘老师身上以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里，却找不到一点“文人相轻”的痕迹，这是所有学生的幸运。刘老师经常向我们讲起他的师长学长、领导同事曾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有些都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他一直感怀至深。正如他曾在一本书的后记中写到的：“‘生命的泥委弃在地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但纵为野草，也享受着天地的厚爱。在此，我谨以寸草之心，感谢宇宙的不息运行，感谢大自然的阳光和雨露，感谢民族的绵延和社会的进步，感谢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著作，感谢导师的教诲和指导，感谢……”谦逊与真诚溢于言表。一位好教师不是把道德规范硬性灌输给学生，而是以自己的道德之行去影响学生，让学生对德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使学生发现自己道德上的不足，主动地完善自我。也就是说，导师不仅是学生的知识向导，更是学生的做人航标。刘老师就是这样在传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也将自己品德的光芒传输给了学生，他的理论与实践完美合一的人生观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刘老师身上，最动人的是他的“孝”。从大学开始，他的每个假期都是在父亲的病床边度过的。在有了固定的住所后，他就把父母接到了北京。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几年时间里，家庭与医院之间的道路上留下了他操劳的身影。常言道：久病床前无孝子。而刘老师的父母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无论何时都能陪伴左右的好儿子。
最令人感佩不已的是刘老师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忧，敬业不衰、全力以赴，超越了世俗功利。记得有人说过，平常心是完全自我的积极修养，是尘世中的微笑，是物欲中的淡泊，是风浪中的平静，是困难中的坦然。在这个意义上说，平和心态也是一种品质和境界，因为在现世的嘈杂中，最难得的就是平常心。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想破解这样一个问题：刘老师怎么能把一种品格发展到如此极致的程度？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到，刘老师生活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里，作为长子的他，从小就养成了谦让、温和、不事张扬的性格，这使他能够和各种性格的人友好交往。他真实坦荡，不善于作假和伪装，达观的性情、宽容大度的胸怀使他结交了许多真挚热诚的朋友。他喜欢生活在书的世界里。研读带着墨香的书籍、思维并耕耘在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他美好的人生心愿，正如他所说：“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就是与书相伴。”书籍赋予他的智慧之光和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展现出来的平和心境，使学生们觉得他像个“圣人”，他听到后，笑着对我们说：“把我看成圣人还怎么跟我打交道啊？”他对幸福的看法很特别，他相信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的那句话：“想要某种东西而没有，这也是幸福的一个要素。”他说正因为有不能实现的愿望，所以那些能够实现的愿望才具有价值。这种思想使他总有一种知足感，即使有悲伤的事情发生，他也能在黯然之后立即露出笑容，内心之刚强总让人觉得与他消瘦的身体不相称，或许这又映证了一句老话：“真正的巨人是精神的巨人。”
（作者单位：教育部社科中心）
[责任编辑：吴 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