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视角下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构建

    杨文正　徐杰　李慧慧

    摘要：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正向“多元、共创、共享、服务”的生态化趋势发展。《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为学习者享有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发展任务。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数字教育资源应彰显“数字化”和“服务于教育教学”的核心价值。数字教育资源“自然禀赋”的共享特性，决定了其优化配置应具有稀缺性、非同质性、外部性和增值性等特征。生态学视角下，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过程可以从生态位效应、长尾效应、限制性因子和生态发展链中汲取理论支撑，并由此构建出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生态系统模型。该模型不仅能理顺配置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合作、竞争、适应），而且能揭示出该生态系统的运行机理（资源流转、协同竞争、互惠共生、动态平衡和价值增值），还能凸显出配置生态系统中数字教育资源持续“进化”的原理。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有利于推进我国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由“无序、低效、不稳定”的状态向“有序、高效、稳定”的状态演变，为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模型构建；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8）02-0094-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8.02.011

    一、引言

    丰富优质的数字教育资源及其高效利用是教育信息化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自《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颁布并实施以来，我国在数字教育资源相关标准规范制订、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市场供给、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搭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数字教育资源实现从无到有，从低质向优质，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交互的转变，而且其在信息化教学中的应用不断拓展和深化，效果逐渐显现。《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构建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为学习者享有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提供方便快捷服务”的发展任务（教育部，2016），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正朝着“多元、共创、共享、服务”的生态化趋势快速发展。

    已有学者将生态学的基本思想引入教育信息化研究领域，并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来探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共享与应用问题。王佑镁等（2009）基于生态学原理构建了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开放生态系统模型。余胜泉等（2009）从教育信息生态进化视角阐述了生态观对教育信息系统构建指导的适恰性，提出生态观指导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推进策略。王民等（2013）构建了数字教育资源生态化建设和共享的技术框架，勾绘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路线。禹丽锋（2015）剖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践经验，构建了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生态系统模型。余亮等（2016）从教育生态学视角对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多元、共创、精准推送”趋势。刘雅馨等（2016）认为利用大数据技术有助于资源建设的精准化，可以实现资源的无缝流通与共享，提出大数据支持下的数字教育资源生态建设思路。

    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人们也常用“生态”来定义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和谐的事物均可用“生态”来修饰。数字教育资源生态化建设一方面强调运用生态学的系统观、平衡观和整体观来考察资源建设与服务问题，旨在体现数字教育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另一方面则强调以资源使用者为中心，提升资源质量和深化资源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旨在实现“资源优质、多元和开放性发展，资源配置主体间协同、共生、创新发展，为用户提供精准、快捷、智能的个性化服务，以及用户主动参与、主动使用和乐于分享”的数字教育资源生态结构。本文将从资源优化配置视角，基于生态学的生态位效应、限制因子定律、长尾效应及生态发展链理论，研究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主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构建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模型，揭示其运行机理，以期拓展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思路，为数字教育资源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数字教育资源的概念内涵

    尽管“数字教育资源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对数字教育资源概念内涵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国内关于数字教育资源概念的探讨，从最早马德民（2002）在《论教育资源的建设问题》一文中提出，到《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术语并正式发布后，数字教育资源概念的使用才逐渐增多，并成为主流。在此期间，学术界并未对“数字教育资源”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做过详细探讨，而是采取与其他一些相关概念（如信息化教育资源、信息化教学资源、教育信息化资源、教育信息资源等）混合使用的态度。数字教育资源相关概念的不同表述如下表所示。

    表 数字教育资源相关概念的不同表述

    [概念名称＼&概念表述＼&代表人物＼&信息化教育资源＼&信息化教育资源是指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设计、形成、存储的支持教育教学活动的数字化资源＼&杨改学（2009）＼&教育信息化资源＼&教育信息化资源是指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包括数字化教学案例、电子图书、多媒体教学软件等＼&熊才平等（2010）＼&教育信息资源＼&教育信息资源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教育者和学习者所开发、使用的信息内容及载体的总称。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信息的内容，如知识、经验等；二是信息的载体，如影视材料、课件和网络上的信息材料等＼&李康（2010）＼&信息化教学资源＼&信息化教學资源是指支持教和学活动的学习材料、学习工具和交流工具等资源，是经过数字化处理或者经过再加工和制作的、可以在多媒体计算机与网络环境下运行的、能够展现相关知识节点内容的教学材料 ＼&张一春（2012）＼&数字教育资源＼&数字教育资源是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而设计与开发，支持教学活动开展，以数字化形态存储的课程资料＼&余亮等（2016）＼&]

    数字教育资源概念是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应用的加深，而引起教育教学资源的形态、表现形式、传递方式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来的。数字教育资源的实践先于理论研究，即先有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共享和服务的实践经验，再来分析实践对象的内涵，这符合“从实践到理论”的一般认识规律。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和政策文件中“数字教育资源”概念的使用语境及内涵的解读和剖析，我们认为：（1）各相关概念均将“数字教育资源”看作是教育资源的一个子集，强调信息内容资源本身；（2）将其功能主要定位为服务教育教学，为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3）体现出“数字化”在教育资源形态、呈现方式和使用形式上的作用变化；（4）这些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信息化与数字化”“教育与教学”的理解及其具体应用领域上的差异。鉴于此，我们认为数字教育资源是指为教育教学目的而专门设计与开发，经过数字化处理并能在信息化环境中运行，服务于教育教学活动的资源集合。这不仅能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内涵所指，重点突出教育资源数字化的内容层面，体现资源直接服务于教育教学的价值，还能突出数字教育资源区别于传统实体教育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开放共享的特性。

    对“数字教育资源”概念的理解，需把握以下几点：（1）数字教育资源是教育资源的子集，教育信息资源是数字教育资源的属概念。“数字（化）”作为概念的种差，与未进行数字化处理的其他教育信息资源进行区别。（2）“专门设计与开发”是指特定的教学目标需要采用特定的数字教育资源或多种资源的组合来支持和促进教学活动的完成。只有经过精心设计和专业开发，并且在使用过程中即时更新和升级，才能保证数字教育资源的质量。（3）“信息化环境”除了包括多媒体计算机及网络、数字终端等使用条件外，还需要实体信息资源或物质资源等非数字化环境作为资源使用的必要條件。（4）概念中使用“服务”一词，旨在突出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使用的目的在于支持或辅助教育教学，体现其直接服务于教育教学的核心价值。（5）运用“教育”一词来统领教学和学习，使用“集合”意在强调数字教育资源的有序化。（6）本文仅从狭义层面对“数字教育资源”的概念内涵进行解读，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和场域，对其进行拓展或约束，进而形成相应的规定性概念。

    三、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特征

    相对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只要资源存在不同的利用主体与目标，就存在资源配置问题。一般认为，资源配置是对稀缺性资源在各种可能性使用方向上进行选择、安排和搭配的过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认为，资源最优配置就是在给定的技术和消费偏好下，如何将有限的资源按照某种规则分配于各种产品的生产，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马费成等，2003）。数字教育资源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资源。查先进（2008）认为信息资源配置是以人们的信息需求为依据，以信息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为指针，调整当前的信息资源分布和分配预期的过程。它既包括对已有信息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包括对潜在或新产生的信息资源的合理分配。赵晓声（2015）认为数字教育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和优化利用问题，优化利用本身就包含了配置的要求。

    我们认为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是以教育教学的需求为依据，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将有限的数字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和应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的过程，以实现资源效用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既包括对数字教育资源在数量、时间、空间及类型方面进行分配、传递和重组，也包括资源的获取、生成、加工和优化利用。相对于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和无限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在资源建设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找出现有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发挥那些潜在的、分散的甚至利用不当的资源潜力。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就是实现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均衡合理配置，无限扩大资源共享和利用范围，实现配置效益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主要具有稀缺性、共享性、非同质性、外部性和增值性等特征。

    稀缺性。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任何数字教育资源的总效用总有一个最大的极限值，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用户总可以体验到总效用中的一部分。对于多数资源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更新和社会的变迁，用户新的需求和新的标准常常会导致原有的信息内容因过时而失效。一旦效用“磨损”殆尽，就失去了共享的外在动力，这使得资源的总效用往往得不到及时和全面的挖掘，从而引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网络环境下，即使数字教育资源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相对于用户对数字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仍然是稀缺的。

    共享性。相对于传统纸质资源在使用上的独占和排他性，数字教育资源最大的特点在于共享性。即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相同资源可以由不同的人在同一或不同时期占有和使用，而且不仅不改变其价值与性质，还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可以实现增值。同样，某些人对其内容的控制与享用并不以减少其他人对该信息资源内容的控制和享用机会为前提，对资源的利用越多、越广，其效用就越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非同质性。相同数字教育资源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教学情景，不同使用者使用相同的资源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使用者需要根据教学情景、教学目的和教学风格等要素的变化对资源的使用方向做出选择。由于数字教育资源具有自然禀赋的共享特性，某一资源一旦被开发设计出来并开始应用，便意味着在其他时空范围内没有再次设计开发的必要。换言之，对于既定的数字教育资源，它由不同内容的信息素材组合，并具有独特的性质，在一个信息畅通、规划有序、组织协调的教学活动中，各种琳琅满目的资源原则上是不同质的。从这一角度讲，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设计与开发只有在第一次时才具有经济意义，没有必要重复开发，只需根据使用目的和需求的变化进行更新或改进即可。

    外部性。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的外部性是指在资源生产或使用过程中，生产或使用行为影响了他人或社会，但生产或使用主体并未因此给予相应的补偿，而当他人或社会因生产或使用行为获得收益时，生产或使用主体也未得到相应的报酬。例如，对于资源开发者而言，当数字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正的外部性时，其生产者自身获得效益的同时还对外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但是资源开发者并未获得相应的报酬，因而会降低其开发的积极性。

    增值性。一种特定的数字教育资源，当它被设计开发出来并运用于教学过程中后，其本身的内容不会被消灭，只不过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种载体转移到另一种载体中去。即使由于数字教育资源具有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社会变迁，新的使用需求和标准可能会导致原有资源内容的“老化”，但相对于资源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它却是无损的。不仅如此，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同一信息资源还可以由不同的人在相同或不同时期占有和使用，却不改变资源的性质与价值，反而会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实现增值。

    四、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的生态学分析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生物或生物群体与其环境关系的科学。生态学与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交叉融合，为相关学科带来新的視角（Sven Erik J?rgensen，2013）。基于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的生命周期，动态把握数字资源配置的运行规律，本文赋予数字教育资源一定的“生命”属性，将其视为一个具有生命意义的实体。换言之，数字教育资源具备以极高的效率储存和传递信息，以及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是一个不断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交换，实现资源自身的生成、生长、成熟和再生的过程；通过调配系统内的富有资源，弥补系统中的短缺性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和重组；注重在资源使用的同时，积极开发和利用再生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价值增值。由此，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系统可以视为一个以配置主体为主导，以信息化环境和资源服务平台为依托，以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各环节流动为命脉的复合生态系统。运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效应、限制因子定律、长尾效应和生态发展链理论对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

    生态位效应。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每个物种在整个生物群落中处于不同地位，形成群落中各种不同物种之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从而带来资源共享问题。生态位效应对数字教育资源协同配置的启示是：（1）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彼此排斥或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数字资源开发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教育主管部门在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各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竞争等。（2）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系统与社会其他生态系统共存。例如，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系统是信息化教育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对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区域数字资源配置系统的完善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同样起着促进作用。（3）区域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系统中存在由生态位带来的边缘效应。不同地区或学校之间各有侧重和优势，通过相互沟通与合作，比较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新和突破；区域内存在城市与农村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导致资源建设很不平衡，因此要加强在薄弱边缘区域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的渗透力，扩大资源配置的受益范围。

    限制因子定律。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生态因子在数量、质量上的不足或过多会阻止其生存、生长、扩散或分布，这些因子就成为生态系统发展的限制因子。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系统中，同样存在限制性生态因子。它们可能是资源建设的资金投入、用户的数字教育资源使用意识和信息技术能力水平因子，也可能是基础设施、规范标准和政策制度等环境因子。例如，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目标设定的高低、资源质量水平、资源使用激励措施等因子都会对资源配置绩效有限制作用；教育管理部门制定的相关资源建设政策和规范、学校领导的信息化观念，以及师生对资源的使用态度都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系统的生态化发展。资源配置系统的限制因子随着系统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不同阶段的限制因子会有所不同。在研究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绩效改进路径时，要善于发现限制因子，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变限制因子为非限制因子，找到改进资源配置绩效的有效途径。

    长尾效应。长尾理论是由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en）于2004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由于成本下降和效率提升，只要商品流通的渠道足够宽广，非主流的、需求量较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与主流的、需求量大的“畅销商品”的销量相当，甚至更大，人们有机会以很低的成本关注到“尾部”商品（克里斯·安德森，2006）。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用户需求、资源开发与共享、用户获取与使用资源等方面都存在“长尾”现象。例如，除了大众所需的基础性数字教育资源外，还存在较多的个性化数字资源需求，用户需求的差异化形成了需求“长尾”；在资源开发与共享过程中，除了由国家或教育主管部门构建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外，还有众多由市场或个体构成的资源网站、微视频教学资源和移动教育APP等，它们成为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长尾”；在数字资源使用方面，除了有教师群体外，还有更多的学生和家长群体，他们构成了数字教育资源的潜在使用“长尾”。数字教育资源配置要以用户为中心，完善资源配置体系；搭建交流服务平台，降低使用成本；提供有效的资源发现和检索机制，建立良好的用户推荐机制，提高用户获取数字资源的便利性，激发潜在用户的资源使用需求。

    生态发展链。生态链原指在一个生态群落中，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成分通过能量与物质循环，以及不同层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协同，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条式依存关系。社会生态链中，能量与物质的循环是为信息流转服务的，更强调信息之间的双向交互性。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链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生态链，其间的资源流转也必然强调双向交互性。我们认为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链是指配置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通过资源流转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的链式依存关系。它存在于特定的资源配置生态系统中，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向用户提供资源与服务，使资源在具有生成、存储、传递、整合、加工、使用等功能的节点间流动增值。从生态学的角度，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链也要经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其资源数量、质量、技术水平、配置功能和层次结构等都会随着生态链的成长而不断进化或升级。从价值链理论来看，数字教育资源配置过程是一个从资源产品设计、开发、共享到使用的增值过程，各个配置环节都充满了相应的价值增值节点，从而形成一条有机的价值链（杨文正等，2015），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价值链如图1所示。

    五、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每个自然生态系统都可以分成生物成分（有机主体或生物群落）和非生物成分（无机环境或生态环境）两大部分。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主要靠生物群落来完成，生态环境是影响生物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生物群落与生态环境之间通过营养或食物传递的组织形式是生态系统的最基本结构。同样，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系统应由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主体、配置环境组成。数字教育资源在配置生态系统中主要体现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获取的便捷性、使用的共享性、传播的时效性、传递的交互性、结构发展的动态性，以及配置节点资源的丰裕度和冗余度等特性。配置主体根据与资源配置过程的相关性主要分为资源生产者、资源传递者、资源分解者和資源消费者四个生态因子。资源配置的生态环境则主要包括政策法规、规范标准、技术创新、市场竞争，以及用户认知和意识水平等。配置主体之间和配置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配置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稳定和持久发展的枢纽，承载着生态系统的能量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任务。

    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有其对应的资源生产者（资源开发企业）、资源传递者（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平台）、资源分解者（教育管理部门）和资源消费者（学校、师生）。数字教育资源生态环境影响着资源的设计、开发、共享与应用的整个过程，以及影响着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的孕育、成长、成熟和衰落。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的“主体-主体”“主体-环境”之间主要有合作、竞争和适应三种关系。

    第一，合作关系。合作关系是指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中，多个独立主体之间为了实现特定的共同目标或效益而形成的一种相互协调关系。配置主体间合作的主要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形成核心竞争力。例如，为了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共享和服务中取得优势地位，需要资源生产者、传递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以此降低成本，形成互利共赢的价值体系；二是来自服务外包战略的动力。例如，在我国基础教育数字资源建设中，具有政府背景的事业单位为了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通常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与资源开发实力较强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这样就能发挥各合作方的相对优势，在配置主体之间形成信息共享程度更高、协作反应更迅速的资源优化配置价值链。

    第二，竞争关系。竞争是多个独立主体为了达到不同的资源配置利益，在一定规则下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而开展的较量。资源配置过程中，同级节点的配置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大的利益，必然会与对手展开竞争。资源配置主体间的竞争关系具有双面性：一是配置主体在竞争中逐渐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双方达成一种共同进化、互惠共赢的局面；二是配置主体在竞争过程中彼此消耗，竞争获胜者在同级节点中取得“垄断”地位。“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主体间的竞争应体现更多的创新性，通过加速各种创新活动（如技术创新、资源质量改进、提供个性化服务等）来增强自己的优势，实现配置主体各方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适应关系。适应关系主要指配置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关系。例如，教育主管部门既可以通过资源消费者反馈的需求信息或使用反馈来调控市场和资源建设资金的流向，也可以通过制定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相关规范标准、政策法规来保障数字教育资源建设有序而高效地运行；资源配置主体通过对外部环境优劣的判断，决定自己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角色及其投入程度。

    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是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质是数字教育资源的流转和价值增值。为了实现数字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应用，在配置生态环境的支持下，不同配置主体相互作用、协同发展，从而形成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共享、应用、进化和服务的有机体。生态系统中，每个生物种群为了生存和发展，都要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从而形成生态链。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链是指在信息化环境下，资源生产者、传递者、分解者和消费者之间由于数字资源流转而形成的链式依存关系。在该配置生态链中，生产者是资源流转的起点，传递者与分解者是资源流转的渠道与中介，消费者是资源流转的目的端。数字教育资源生态链就是在资源流转过程中，这四类“物种”之间形成的协同竞争、互惠共生、价值增值和动态平衡的关系。从参与资源配置的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

    六、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模型解释

    整体上，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由资源配置主体和生态环境两部分构成。其中生态环境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制度与政策、资源建设规范标准、资源共建共享的意识和观念，以及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等因子。资源配置主体包括数字教育资源开发、组织传递和使用评价三个子系统。资源开发子系统中，生产者根据规划开发出数字教育资源，并通过传递者将资源予以发布，分解者对资源进行筛选，将不合格的数字资源从生态链中淘汰，同时分解并重组生产者提交的部分资源，以使其更符合资源消费者的应用需求。此外，根据分解者提供的资源建设规划类目，资源生产者还可以采用学校独立开发、企业独立开发或校企联合开发等形式生产数字教育资源，或者引进优秀资源等多种建设模式，形成生态化的资源建设体系。

    资源组织传递子系统中，传递者完成资源的发布，并向消费者提供资源传递服务以实现自身价值。传递者通过搭建区域数字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充实平台的资源内容，供教师和学生等消费群体方便、快捷地利用自己所需的优质资源，以此促进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教学质量提升。分解者是指数字教育资源的组织管理方，在生态链中主要起调节功能。一方面分解者通过分析资源消费者的需求，统筹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建设规划，有计划、有目的地协调资源生产者，委托生产者开发高质量的数字资源，并通过征集、购买、定制等形式，获取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分解者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使生产者在消费需求和政府调控下有目的地进行资源建设。分解者也可以通过出台一定的政策法规或激励措施，促进消费者积极使用数字资源。总之，依托传递者提供的资源服务平台，通过版主搜索、修改定制与智能推荐等方式，传递者将资源共享给消费者，消费者使用资源后对资源予以评价反馈，分解者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对资源实施分解、重组，同时对失去生命活力的资源予以淘汰，保障数字教育资源的良性发展。

    资源使用评价子系统中，资源消费者是数字教育资源的使用方，主要包括老师、学生、家长、科研工作者等个人，以及学校、家庭和教育管理部门等组织。消费者基于自我提高的学习需要，对数字教育资源产生需求。消费者通常在政府或学校的激励下，根据个人需求，自觉应用区域教育资源服务平台所提供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及相关的教育信息管理资源，促进个人发展。同时，消费者在充分利用数字教育资源过程中，通过学习、评论、编辑资源，促进生成性资源的产生与进化。各消费主体在使用资源过程中，形成协作、交流的关系，共同探讨数字教育资源使用经验，以此来提升或改进教学效果。

    在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中，各主体因子的角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例如，资源消费者对接收到的数字教育资源进行二次加工，或上传自制的数字资源，经分解者审核通过后形成新资源，并通过传递者传递到其他消费者手中，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实质上已经成为生产者。教师和学生所创作的资源往往是资源服务平台中不可或缺的特色资源（如优秀教师的教案、课堂实录、教学反思和学生的优秀作品、创造发明等）。实质上，数字教育资源生态系统中，资源的生产者、传递者、分解者和消费者既是资源的建设者，也是资源的共享者，我们应该根据各主体因子在配置过程中具体参与的活动来确定他们的角色。正是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传递和应用活动过程中，各主体因子之间相互转换，协作交流，主体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形成一定的行为模式，才促进了数字教育资源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进而持续推进和优化数字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发展。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主要有以下5种。

    资源流转机制。数字教育资源在不同配置主体之间流动，并在生态链节点上主体通过资源加工、使用和反馈等实现内容的转化。数字教育资源流转的动力主要来自消费者的资源需求和各配置主体的利益诉求两个方面，资源需求形成其流转的主要拉动力，利益诉求成为资源流转的主要推动力，两者共同驱动数字教育资源的配置活动。

    协同竞争机制。数字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协同的主要形式有资源共享、合作开发、协同服务和联合推广，各配置主体间的竞争形式主要有资源竞争、用户竞争、收益竞争和标准竞争等。生态系统中每一条资源配置生态链都会出现协同与竞争，配置主体通过协同与竞争形式的选择及其动态变化，使个体目标与群体目标达到平衡。

    互惠共生机制。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链一旦形成，其配置主体之间就具有一定的共生关系。共生能产生共同利益，互惠是对生态链所产生利益分配的较高要求。资源配置主体在多元异质的互惠共生中所获利益与其投入相对匹配，其主动加入资源配置共生体的意愿较强。

    动态平衡机制。通常情况下，原有生态链平衡状态被破坏后，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链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其演化为新的平衡状态。这种主动演化的平衡会促使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態链的结构更合理、功能更为强大，进而带来生态链的进化。

    价值增值机制。基于数字教育资源的共享性，生态链上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内部调节和分配进行共享，生态链或链上节点价值的获得取决于资源的共享程度。数字教育资源配置节点的价值增值方式主要有积累资源、提升能力、更新技术、创新资源、提高质量、促进使用和降低成本等。

    最后需要阐明的是，数字教育资源的生态化建设不是一次开发完成的，而是一个螺旋上升、循环迭代的持续过程，其进化过程如图3所示。资源生产者在创建原始资源并将其发布后，由其本人或其他分解者、消费者结合教学实践不断进行维护与更新，形成优秀资源，然后初始资源与外围资源不断整合、消融，形成更好、更有价值的核心资源，这样循环反复，在每一次数字教育资源优化迭代过程中，都将产生更加完善的版本，直到得到用户认可的优质数字资源产品，或直至资源使用“寿命”终结。整个过程体现了数字教育资源生产者、传递者、分解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特征，形成了一个资源再生的循环链。这样的资源开发流程会不断推动资源重组和内容优化，实现资源不断升级，从而使资源的可用性和品质得到不断提升，保证了资源在优胜劣汰进化过程中的生命力。

    七、结语

    数字教育资源生态化建设旨在强调以用户为中心，提升资源质量和深化资源应用，体现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可持续发展的诉求。生态化是研究数字教育资源、配置主体和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规律及其动态平衡的一种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演替和进化，实现动态平衡和自身发展。其演化发展遵循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基本规律，如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生物进化规律等。然而，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还具有社会系统演化的特殊性，与自然生态系统中多数生物群体的无意识、被动和随机进化不同，其配置主体是人，是具有判断力的理性人，他们能够主动、有意识地进行自主选择，适应环境变化，并通过自组织学习实现自我创新。

    资源优化配置必然要以服务于“人”为最终目的，配置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学习者对资源的选择权、使用偏好和使用体验。资源配置要真正落实到“用户至上”的应用服务层面，不仅要从资源的可用性、可靠性、合意性、引导性、交互性、泛在性、适应性、共享性、开放性等方面增加用户的体验（蒋立兵等，2017），而且需要从用户角度来重新审视资源的质量，优化重组资源的结构，加速资源的流转与共享，切实发挥数字教育资源的效用，促进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本文仅在理论层面阐释了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及其特征，在生态学思想指导下构建了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结构模型，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了探讨。文章意在抛砖引玉，希冀引起研究者对“数字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更多关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对数字教育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剖析，采用实证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其进行仿真分析，结合区域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实践案例，针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参考文献：

    [1][丹]Sven Erik J?rgensen（2013）. 系统生态学导论[M]. 陆健健.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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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7-10-07 责任编辑 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