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行为对教育期望影响的性别差异
李烨
[摘 要]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基线数据，探讨同伴行为对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初中生的教育期望存在性别差异，而且女生的教育期望显著高于男生；同伴的积极行为会提升个人的教育期望，而同伴的消极行为会降低个人的教育期望；同伴的积极行为对男生教育期望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女生，而同伴的消极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因此，应充分发挥同伴的积极影响，努力减少或消除同伴的消极影响，缩小两性在教育期望上的差异，进而促进男生在学业上的成就。
[关键词]同伴行为；教育期望；性别差异；CEPS
[中图分类号] G4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2-0022-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2.005
一、研究背景
在初中生成长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同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随着初中生在校时间的增加，与同伴进行交流频率逐渐提升，同伴交往构成了其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人际环境；另一方面，该时期也是初中生认知、情感和能力不断发展变化的关键阶段，对同伴影响的反应更加敏感。有学者认为，儿童成长的唯一决定因素是同伴群体而非家庭[1]。
目前，大量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同伴对个体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即同伴的积极行为会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其也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倾向；而同伴的失范行为会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行为。权小娟利用多层次模型对某高等院校的学生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同伴群体的高考成绩越高，个体的学习成绩也越高，而班级中的同伴对个体学习成绩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个体学习能力的影响[2]。邓小平等学者通过对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同伴影响效应进行元分析及研究后发现，在青少年发展的早期和中期阶段，个体易受同伴的影响而产生偏差行为[3]。同时，还有学者发现，同伴甚至会对青少年的体重以及抑郁指数产生影响[4][5]。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同伴对个体的成绩、偏差行为、身心健康等方面产生的作用及影响，而这些影响大多是个体外在结果的表现。那么同伴对于青少年自我期望这一内在感知是否同样会产生影響呢？对该方面的研究目前涉及较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期望即对未来的事物或人的前途有所希望和等待[6]。而自我期望是期望的一种，它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个体自身，其中又包括自我教育期望、自我行为期望、自我人际关系期望等不同形式。本文所关注的自我期望主要是指学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即个体对自身未来所能达到的最终教育水平或学历的期待。本文将从同伴行为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入手，在探讨影响效应的同时，对该影响效应的性别差异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同伴行为是否会影响学生的教育期望？同伴对于不同性别学生的教育期望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旨在为同伴群体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补充，同时为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同伴行为影响青少年认知、态度及行为的理论基础
首次将同伴作用应用于教育研究中的是科尔曼，其在1966年发布的《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的报告》（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中指出，除了家庭背景外，同伴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另一重要因素。那么，同伴是如何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呢？
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观察学习是社会学习的主要方式。在青少年认知和态度形成的过程中，其主要通过观察同伴的行为来进行自我概念和行为塑造[7]。已有研究也证明，学生会通过观察同伴的不当行为并进行模仿。相反，他们也会注意到身边努力学习的同伴，并向他们看齐[8]。不论产生哪种影响，最终的结果都是学生的行为与同伴的行为逐渐趋同。Sherif认为，青少年的态度是在与同伴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9]。该观点与信息交换理论类似，即同伴主要通过与个体的日常沟通、交流以及反馈产生影响。在交流过程中，同伴对其赞同或不赞同的观点进行回应，这种响应会反馈给个体不同的讯息，从而影响个体自身认知和态度的形成[10]。
虽然在不同理论中对于同伴行为的影响机制做出了不同解释，但毫无疑问的是，同伴的行为会对青少年的认知、观念和行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众多学者也开始在中国的背景下探讨同伴行为及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二）同伴与自我教育期望的研究
同伴是青少年进入中学后对其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群体，如果同伴重视教育的作用并对学习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那么青少年也会重视自身学业的发展，从而提升自己的学业期望和学业追求[11]。
Haller 和Butterworth较早关注到了同伴影响，并利用密歇根州某地区的数据对其进行了验证，发现同伴对个体的职业期望和教育期望存在正向影响[12]。Aunola通过对339名九年级学生进行分组，以研究青少年及其同伴教育期望的相近程度，发现相同组内的个体教育期望基本相似[13]。还有部分研究发现，学校或家庭阶层的效应通过同伴对个体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Mcdill和Coleman就家庭和同伴对学生进入大学意愿的影响进行研究后发现，成长于优势阶层家庭的青少年，其同辈群体多拥有优秀品质，使他们更倾向于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而个体所在学校阶层越高，其同辈的上进程度也越高，从而会提升个体的教育期望[14]。总之，同伴是影响个体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
（三）同伴对个体教育期望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
随着女性主义的崛起以及男女平等观点的普及，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近些年女性在教育获得以及学业成绩上表现出的“性别逆转”。孙云晓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男生的学业成绩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教育阶段均普遍落后于女生，并把这种现象称为“男孩危机”，从而发出了“拯救男孩”的呼声[15]。国外研究同样表明，从1967年至2002年，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增长了20%，而男性却下降了4%[16]。这些证据均显示出女性在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上的优势。那么，教育期望作为影响学业成绩和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是否也会存在性别差异？这种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
不同的性别文化使得男生和女生在学校中表现出行为差异，女生更多表现出对学校文化及教师要求的顺从，她们倾向于按照学校或教师提出的要求来规范自己，如遵守纪律、认真完成作业等；而男生则与女生相反，他们对待学业更加消极，在学校中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这些差异使得女生群体的学业效果情况更佳，从而使得其拥有更高的教育期望。而这些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中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会向其同伴传递不同的信号，从而影响与之交往的个体。研究表明，同性同伴之间的互动会放大个体学业效果或教育期望上的性别差异，即男生与不上进的男性同伴交往会变得更加不上进，而女生与上进的女性同伴交往会变得更加上进[17]。
同时，由于男生和女生的成就动机不同，男生的成就动机以控制权和自我满足为导向，而女生的成就动机多以他人的评价及肯定为导向，使得女生更倾向于扮演好学生的角色[18]。在此情况下，作为榜样的同伴表现出的积极行为对男生教育期望的影响会更加显著。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初中生的自我教育期望存在性别差异。与男生相比，女生的教育期望更高。
假设2：同伴行为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积极行为的同伴越多会提升学生的教育期望，而消极行为的同伴越多会降低学生的教育期望。
假设3：同伴行为对自我教育期望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同伴的积极行为对男生的影响较大。
三、研究设计与统计
本文采用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并组织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该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县（区）级行政单位中抽取28个县（区）；在每个县（区）所辖地理范围内分别抽取4所开设了七年级和/或九年级的学校；在每个学校中分别抽取4个班级，包括两个七年级班和两个九年级班。本次调查共获得19487个学生样本，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等内容，调查内容适合回应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个人教育期望。CEPS向青少年询问了“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去掉了“无所谓”的应答，将其余选项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并进行重新编码：“现在就不要念了”=6、“初中毕业”=9、“中专/技校”=10、“职业高中”=11、“普通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博士”=23。
2.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同伴的积极或消极行为。CEPS向青少年询问了好朋友的积极行为（学习成绩优秀；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和消极行为（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并让其根据实际，针对每类情况在“1.没有这样的” “2.1～2个这样的” “3.很多这样的”三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将三类积极行为进行汇总，得到取值范围为3～9的同伴的积极表现，分数越高表明拥有积极行为的同伴越多，即同伴的上进程度越高；将三类消极行为做相同处理，同样得到取值范圍为3～9的同伴的消极表现，分数越高表明拥有消极行为的同伴越多，即同伴的上进程度越低。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的年级、认知成绩、户口、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教育期望以及家庭经济情况。
其中，将年级重新编码为“七年级”=0、“九年级”=1；去掉了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以及“没有户口”两选项的应答，并将户口重新编码为“农业户口”=0、“非农业户口”=1；取父母双方最高受教育水平作为父母受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将其重新编码为“没受过任何教育”=0、“小学”=6、“初中”=9、“中专/技校”=10、“职业高中”=11、“高中”=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19；而父母教育期望的编码方法与学生自我教育期望的编码方式相同；最后将家庭经济情况编码为“非常困难”=1、“比较困难”=2、“中等”=3、“比较富裕”=4、“富裕”=5。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从总体来看，初中生的自我教育期望约为大学本科程度，略高于父母的教育期望；而个人教育期望和父母教育期望均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了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被调查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多为中等水平且农业户口居多；男生和女生以及七年级和九年级学生比例约为1：1；同时，初中生的同伴多表现出积极行为而较少表现出消极行为。那么同伴表现出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是否会对个人教育期望产生影响呢？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这有待下文进一步验证。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个人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
利用差异检验对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进行回应。从表2中可以看到，女生的教育期望平均为16.85年，而男生的教育期望平均为16.33年。t检验的结果显示出，女生的教育期望高于男生，且在0.001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
此分析以个人教育期望作为因变量，利用回归对个人教育期望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进一步验证。从回归中可以看出，男生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女生，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该影响效应逐渐减小但仍然显著为负。同时，与已有研究一致，认知成绩、父母教育期望、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经济情况也会显著影响个人教育期望。但与其他变量不同，家庭经济情况的影响显著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家庭经济情况富裕的个体，其拥有更多更为直接的物质基础来帮助其获得成功，并不一定通过教育这单一途径来实现。
（二）同伴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的影响
下面重点分析同伴的积极和消极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积极行为的同伴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人的教育期望便提升0.24年；而具有消极行为的同伴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人的教育期望便降低0.19年。也就是说，拥有积极行为的同伴越多、同伴的上进程度越高会对个人的教育期望得以提升；相反，拥有消极行为的同伴越多、同伴的上进程度较低会对个体的教育期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当模型3的回归中将同伴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同时放入时，它们对个人教育期望的影响效应略有减小但仍然显著。本文提出的假设2得以验证。
同时可以看到，三个模型中除了核心的解释变量外，家庭背景的相关因素以及学习成绩对个人的教育期望均达到了显著程度。在控制家庭背景后，同伴的影响仍然显著，这也为个体教育期望的提升提供了另一个努力途径。
（三）同伴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影响的性别差异
从整体来看，三个模型的设置均解释了个人教育期望的50%以上的变异，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具体来看，模型1的交互项显著，说明同伴的积极行为对男生教育期望的影响作用更明显。具有积极行为的同伴每增加一个单位，男生的教育期望便增加0.28年（0.2+0.08），本文提出的假设3得以验证。虽然模型2中同伴的消极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同伴的消极行为虽然会显著影响个人教育期望，但这种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模型3同时考虑了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及其交互项后，进一步验证了同伴的积极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男生的影响效应更大。但此时同伴消极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也不存在性别差异，说明与同伴的消极行为相比，同伴表现出的积极行为的影响效果更佳强烈。进一步对比模型1和模型3发现，模型3中同伴的积极行为对男生教育期望的影响效应减少了0.02年（0.28-0.19-0.07）。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的基线数据的分析，本文从同伴的角度入手，主要探讨了同伴的积极或消极行为对初中生教育期望的影响以及该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与已有研究相一致，我国初中生的教育期望存在着性别差异，女生的教育期望显著高于男生。第二，除了已有研究表明的同伴行为对个体的成绩、问题行为等的影响外，同伴行为同样会影响个人教育期望。其中，表现出积极行为的同伴越多，同伴的上进程度越高，个人的教育期望也越高；表现出消极行为的同伴越多，同伴的上进程度越低，也会降低个人的教育期望。同时，同伴的积极行为对个人教育期望的影响力度大于同伴消极行为的影响。第三，同伴行为对个体教育期望的影响存在着性别差异。同伴的积极行为对男生教育期望的正向影响效应比对女生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但同伴的消极行为对个体教育期望的影响效应不存在性别差异。
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倾向于智力的分工，从而对个体的身体素质要求逐渐降低，男性的统治地位必将有所下降，女性的崛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际上，女性也不应将自己的未来规划局限于处理日常琐碎事务和养育儿女等方面。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使得学者将更多的关注焦点置于女性在教育期望、学业成绩以及教育获得等方面表现出的优势上。但要注意到，女性意识的崛起不能以男性的式微为代价，而应该努力使两性都得到平衡的发展。尤其是男生在自身性别文化的引导下，其更倾向于在学校表现出一些失范行为，从而带来一系列学业问题。因此，教师也应通过一些有效途径加以引导来促进男生更好地發展，而本研究的结果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提示我们，教师在日常教学以外，还要加强对同伴群体的关注，充分发挥积极同伴的作用，努力减少甚至消除消极同伴产生的不良影响。例如通过轮换座位等方式使得积极同伴的榜样作用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学生，从而进一步提升男生的教育期望，缩小两性在教育期望、学业成绩甚至教育获得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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