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出土玻璃珠的用途研究
刘明虎
[摘要]1994年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15万余枚玻璃珠，造型精美并受到了安家瑶、孟晖及朱晓丽等一批学者的密切关注，其生产工艺、化学成分与来源等问题被逐渐廓清。本文依托以上成果，结合文献记载推断出永宁寺玻璃珠的三种用途：绣珠像、菩萨璎珞、建筑珠帘，并分析其与当时佛教庄严时尚之间的联系，以此认识一种由丝绸之路所承载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现象。
[关键词]永宁寺；玻璃珠；用途；庄严
[Abstract]In 1994， over 150，000 glass beads of delicate formation were excavated from Yongning Temple's west gate ruin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Luoyang， which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such as An Jiayao， Meng Hui and Zhu Xiaoli. Those beads' production technology， chemical ingredients and source have been revealed ever sinc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the usage of them has been presumed to be： sewing bead stature， making Buddha necklace， and bead curtains for building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ads and solemn Buddhism trend of the day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through which we can get an idea about the China-western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aken by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Yongning Temple；Glass beads；Usage；Solemn
一、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出土概况与生产工艺
1994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发掘北魏永宁寺西门基址时，（图1）在台基较窄部分南侧地层中，清理出约15万余枚如绿豆或米粒般大小的小珠（图2）。小珠皆有孔，发掘报告将其归为料器·串珠类，记录如下：“出于西门遗址。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经清理，共清出大小珠15万余枚（T53：4994）。其中除极少数或为水晶珠、玛瑙珠外，其余皆为料（玻璃）珠，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珠体最大的，直径约0.35厘米，小的直径不足0.1厘米。”[1]136
相关信息，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有更详尽地记录：“（玻璃珠）为不太规则的圆柱形，直径1-5、孔径0.5-2、高1-6毫米。直径等于或小于3毫米的珠子约占95%以上。”玻璃珠均为单色，安家瑶随机抽样1000枚“发现黑色玻璃珠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1.2%，其次为绿色半透明的占17.9%，黄色不透明的占15.8%，砖红色不透明的占14.3%，无色透明的占7.2%，深蓝色透明的占4.3%，白色不透明的占3.8%，天蓝色半透明的占3.5%，豇豆红色不透明的占1.9%。”[2]
关于生产工艺，如发掘报告所述玻璃珠是由细管状料切割而成，属于拉制法。此种工艺较为特殊，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缠心法（或称铸接法）区别很大。珠子因化学成分又被确定为钠钙玻璃，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亦不多见。类似生产工艺与化学成分的玻璃珠，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南岸等地区，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将其称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图3）。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最初在印度阿里喀满都（Afikamedu）生产，兴盛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自公元1世纪起，阿里喀满都以东的斯里兰卡曼泰（Mantai）成为另一生产中心。另外，公元2-6世纪泰国克拉比（Kuan LukPat）的遗址、公元1-3世纪朝鲜半岛的金海贝塚遗址等处，均有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的发现。但遗憾的是，此类玻璃珠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支撑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定位。
虽然产地难以确定，但北魏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仍能反映沿丝绸之路而繁荣的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通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能找到外来玻璃或生产技术传入中原的一些线索。东晋葛洪著《抱朴子·论仙》曾有：“外国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应是玻璃器皿的烧制过程，可知“外国”玻璃制作技术至晚在东晋时期已通过海上贸易传入广州一带，并形成一定生产规模。北方地区，西域玻璃的生产技术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北史·列传·卷八十五 西域》录：“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魏）太武（424-451在位）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琉璃，亦作瑠璃，属于广义上玻璃的一种。一方面“铸石为五色琉璃”的过程与制作玻璃的工艺相似，另一方面“光色映彻”应描述了玻璃所具备的透明、光亮特征，据此把该文献视为中亚工匠将玻璃生产技术引入中国的证据，相对合理。
综上所述，印度或西域的玻璃制造技术伴随着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大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从陆上或海上丝路传入中国，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或许正是此次潮流中的一个缩影。
二、洛阳永宁寺出土玻璃珠的用途分析
洛阳永宁寺出土玻璃珠，色彩艳丽并数量巨多，应被作为一种珍贵的料珠用来营造永宁寺的华贵与精妙。洛阳永宁寺之精妙，由《洛阳伽蓝记》①可见一斑。北魏杨炫之撰写，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547）的《洛阳伽蓝记》，详细描绘了北魏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70余处佛寺。这些寺院，多由皇室、高官、富商兴立，亦有平常百姓发愿营建。其中，“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的永宁寺“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为北魏洛阳诸寺竞相模仿。波斯国沙门菩提达摩观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之殊胜景观后，曾赞叹：“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可见在中亚至洛阳的广阔区域内，其“精丽”被普遍认可。而“精丽”气度的营造，必然需要以精贵的材料为基础，昂贵的玻璃料珠或许是一个合适的选项。
南北朝时期，玻璃制品应具备较高商品价值。《洛阳伽蓝记》载當时“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②西域的琉璃碗被当时豪首视为珍宝，可证其商品价值是极高的。此处存在另一种情况，本土生产的玻璃制品受制作技术引入的影响，商品价值或已下滑。《北史》述大月氏国人在平城烧制琉璃，有：“国（北魏）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的记录。但是，考虑到永宁寺玻璃珠的数量多达15万，其总体价值仍旧十分可观。
那么，这批五色料珠如何庄严永宁寺精妙奢华之气度的呢？
考察此批玻璃料珠的用途，《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提供如下线索：“鉴于此类料珠极其细小，可穿而成线，又出于佛寺遗址，或者竟是装饰绣珠像的材料。”[1]136结合文献记载，这一推断是合理的。《洛阳伽蓝记》录永宁寺佛殿“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绣珠像又称结珠像，大致是串连各类珠子构成佛像或相关图案的一类造像形式，其用料为玻璃珠是可能的。我国早在十六国时期便有“结珠弥勒像”的记录，《高僧传·释道安》载：前秦“符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道安）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高僧传·释慧远》有“（后秦姚兴）赠以龟兹国细镂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依以上文献所述，绣珠像是作为一种珍贵礼物由统治者赠与高僧，并能够在大型佛事法会上设列使用。由于缺乏实物，绣珠像的尺寸、绣法、图样等相关信息无从考证，洛阳永宁寺“绣珠像”与玻璃珠之间的关系亦无法进一步讨论。此外，15万余枚玻璃珠与3躯绣珠像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数量落差。或许绣珠像尺寸巨大、工艺复杂会导致费料极多，但3躯仍不至耗用玻璃珠达15万余枚。洛阳永宁寺是否还存在其他绣珠像，同样难以考证。那么，玻璃珠是否存在其他用途？
在北朝佛教造像中，能够找到线索。永宁寺玻璃珠应采用“拉制法”制作，基本形状多圆柱（圆管）状。相似形制的珠子，大量出现在北朝菩萨造像上，是后者胸饰璎珞的主要构件。如麦积山第 127 窟正壁胁侍菩萨立像（图4）、西安查村出土北周菩萨立像（图5）、青州博物馆藏北齐菩萨立像（图6、7）所示，胸饰璎珞先由小颗的料珠、莲花饰、珊瑚等串接成股，再由数股珠串组合而成。由于璎珞上的珠串形似稻穗，亦常被形象地称为穗状璎珞。
璎珞，最初为古代南亚次大陆贵族[3]用来庄严身体的一类贵重首饰。《大唐西域记》曾记：“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贾，唯钏而已。”⑦随着神话与宗教的发展，璎珞的庄严对象进一步扩展。《大方等大集经·魔王波旬诣佛所品》有“持种种幢幡宝盖、金缕真珠、璎珞、衣服，以用奉佛而求请者”；另《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记释女瞿波且言：“解身璎珞庄严具，欢喜并珠施钵中。我时虽以染爱心，供养焰光真佛子”等等。从以上经典可知，璎珞可作为供奉佛的一种信物。菩萨胸饰璎珞，除其自身形象最初借鉴了古印度贵族身饰之外，还蕴藏着深刻的宗教含义。菩萨，为菩提萨埵之简称，承担着“自修佛道，又化他故”④的使命。菩萨佩璎珞，正是为了方便实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宗教使命。《放光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学五眼品》记载佛祖与舍利弗对话：“天上世间人所娱乐便身之具，以菩萨故皆悉有是。所以者何？行菩萨之事，住于六波罗蜜中调伏众生，使布施乃成般若波罗蜜。”故菩萨“放诸璎珞净光明，诸妙璎珞以为帐，散诸璎珞遍十方，供养一切诸如来”，并“着宝璎珞，当愿众生”⑤。可见，菩萨佩戴璎珞等“娱乐便身之具”，向上能够以光明供佛，下能够助众生修行智慧正觉。
璎珞的诸多用料中，是否包括玻璃？依经典观察，可能性较大。《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录：“阿僧祇众宝璎珞、阿僧祇白真珠璎珞、阿僧祇赤真珠璎珞、阿僧祇师子珠璎珞”等，又有“琉璃璎珞，百千光明，同时照耀”等等。可见，璎珞材质丰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等众宝物均属其用料范围。虽北朝菩萨造像胸饰的穗状璎珞多为石料凿刻而成，但其参照的真实原型或许是含有玻璃料珠的。穗状璎珞上那一颗颗珠子，或许正是玻璃料珠的艺术再现。另外，北朝菩萨造像璎珞的装彩与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呈色之间，似乎也存有联系。观察莫高窟第275窟、259窟、257窟等北朝早期菩萨造像，胸饰璎珞上多有绿色、蓝色与深褐色装彩痕迹，并以绿色最常见（图8、9）。云冈第11窟东壁交脚弥勒菩萨虽为后世补彩，但项圈等处仍外漏原始的绿彩痕迹。结合安家瑶所统计的数据，洛阳永宁寺玻璃珠黑色31.2%，绿色半透明17.9%，深蓝色透明与天蓝色半透明合计7.8%，除黑色外，同样以绿、蓝色玻璃珠占比较大。虽然两种数据不能完全对应，但作为一种假设，菩萨造像璎珞的装彩参考了世俗玻璃珠的颜色是具备可能性的。
近年来，孟晖提出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曾经共同串成一幅‘珠帘，高悬在永宁寺西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的二重楼阁前”[4]的推测，是关于这批玻璃珠用途的新观点。类似的案例，在南北朝多有文献记录。《十六国春秋辑补》载石虎建武二年（336）于襄国起大武殿：“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技巧”；《晋书·苻坚载记上》尚曰苻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录：“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南史·后妃列传下·后主沈皇后·后主张贵妃》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乃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之类，皆以沉檀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等等，可见珠帘装饰建筑在当时是一种奢华的风尚。虽然没有文献或实物资料能证明珠帘就是由玻璃料珠制成的，但洛阳永宁寺玻璃珠在出土时的状态较为符合孟晖的推断。洛阳永宁寺“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⑥或许正是在永宁寺西门灰飞烟灭之时，悬于楼阁上的玻璃珠帘遇火绳断，玻璃珠泻落到地上并混于灰烬之中，才最终在发掘时呈现出“已散乱，混杂于灰土之中”[1]11的景象。
三、从永宁寺出土玻璃珠管窥北魏佛教庄严时尚
如前所述，北魏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用途大致有繡珠像、菩萨璎珞与建筑珠帘三种可能。无论哪种，都能够与当时的佛教庄严时尚相联系。
“庄严”一词，约在东汉末年定型。《汉纪·武帝纪》有：“（南越）王、太后皆庄严，将入朝”。从字面理解，大致是精心装束、打扮之义。南北朝时期，庄严在佛教经典中出现频率极高。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指出，翻译佛经时使用“庄严”一词“意译梵语的vyūha（如《金刚经》中某些对译），或alamkrta（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或bhūsita（如《俱舍论》）等）。”按用法不同，庄严具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性质。“名词性的，似乎原指一种显现出来的带有佛教特色的装饰得十分壮丽的状态”，“或是指佛与菩萨等显现出的从内心到外表以至环境的一种整体的精妙宏伟盛饰壮丽境界。”而“动词性的，则指从事这种庄严，以用于外表修饰、身心净化、环境布置（包括各种生物和无生物、建筑、室内器物安置等）”⑦。显然，本文所讨论的“庄严”主要是动词性的，或指用诸种宝物、宝器、花鬘、珠帘装饰佛殿，或指用宝冠、璎珞、环钏或天衣庄严菩萨造像。
虽然玻璃珠在绣珠像、菩萨璎珞或建筑珠帘上的具体应用方式与最终表现形态存在差异，但其共性均是以玻璃珠为基础材料来庄严佛教造像或建筑。庄严，修饰造像、建筑使之精妙。稀有、通透、明亮的玻璃为世俗所珍爱，更被佛教视作七宝之一。如《妙法莲华经》以“金、银、琉璃、车璖（砗磲）、马脑（玛瑙）、真珠、玫瑰”为七宝；《佛说无量寿经》以“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璖（砗磲）、玛瑙”；《大阿弥陀经》则视“黄金、白银、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为七宝等等，琉璃或是玻璃多被经典列为七宝之一。值得注意，由于佛教对于光明的崇尚，或许更能彰显玻璃的价值。光明“象征佛、菩萨的智慧，能破除迷妄，彰表真理。”[5]佛教以无明为丑，赞光明之美，光明可庄严佛、菩萨、净土等处诸种妙相。《佛说无量寿经》便载：“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⑧而玻璃因自身透明、通透的特征，恰恰能成为光明的一种象征物。据此，玻璃不仅仅是简单的庄严使之精妙，更能够庄严使之光明或使之智慧。
无论如何认识庄严行为或玻璃珠的用途，其背后都蕴藏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强大影响力。正如，早期佛教译经时将“庄”与“严”组合，是用来概括《阿弥陀经》“极乐净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或《大智度论》“般若庄严”等深邃复杂词义的。然而，在佛教文化的影响或宗教时尚的引领下，“庄严”为世俗所频繁引用，最终演变成了大众所熟知并常用的“庄重严肃”等词义。徐晓慧《六朝服饰研究》中曾指出，随佛教引入的“相关名物却能够迅速地被世俗男女所借用，或用来表达其宗教信仰，或仅仅作为一种装饰物”，并表现在“一些新的服饰形制及习俗的出现”[6]方面。此类结论，同样认同了佛教文化或宗教时尚的强大引领作用。当然，宗教时尚的引领力显然并不局限于世俗用词或服饰方面，而是社会生活的诸种领域。
自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洛阳便成为了佛教发展的中心。洛阳永宁寺遗址发现的玻璃珠，反映了中印佛教文化的频繁交流，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影响下玻璃珠庄严造像或建筑此类新兴宗教装饰时尚的形成，更显示了洛阳作为新的佛教中心其强大的吸引力与引领力。例如，《洛阳伽蓝记》描述“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又有“神龟元年（518）十一月冬，（胡）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⑨北魏洛阳作为国际性都市，不但集聚中外名僧，胡太后更主动派遣高僧惠生西行取经，说明洛阳已在主动吸收佛教文化，并非被动式的接受。或许，正是因当时的人们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才能够真正理解玻璃珠的内涵与用途，才真正认识到玻璃珠的价值并形成一种消费时尚，并最终在永宁寺遗留下如此巨大数量的玻璃料珠。
结语
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发现的彩色玻璃珠，反映的是北魏时期中印佛教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洛阳作为新兴佛教中心的强大吸引力。虽然不能确定此15万余枚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的准确产地，但可以肯定在南北朝时期外来的玻璃珠或其生产技术已通过陆上丝路或海上丝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引入中国。考察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用途，无论是制作绣珠像、菩萨璎珞或建筑珠帘，都显示了佛教在外来商品或技术的引入过程中所具备的强大影响力。另外，丝路东端的中原文明显然不是以被动接受的姿态来对待外来商品或技术的传入。正如永宁寺玻璃珠的存在，应是北魏时人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能够真正理解玻璃珠的宗教内涵与价值，最终形成的一种在皇室引领下用玻璃珠来庄严佛教事物的新兴装饰时尚。
注释
①永宁寺相关诸句，均引自：（北魏）杨炫之著，四库家藏 洛阳伽蓝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3.
②同①41.
③参见白化文，璎珞、华鬘与数珠[J].紫禁城1999（1）：30，提及：“早在佛教兴起以前，古代南亚次大陆的人们就已开始使用这类饰物了。特别是那里的贵族，经常用它来装饰自己的身体以显示身份。”
④（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上）[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54.
⑤（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转引自：净慧法师汇编.在家教徒必读经典[M].石家庄：河北省宗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2001：150.
⑥同①7.
⑦均引自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207.
⑧（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转引自：释净宗编订.净土文献丛刊 净土三经[M].长沙：岳麓书社，2012：36.
⑨同① 44、47.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36.
[2]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J].文物2000（1）：91.
[3]玄奘.大唐西域记[M].章巽，校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5.
[4]孟晖.花露天香[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85.
[5]吴汝钧编.佛教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38.
[6]徐晓慧.六朝服饰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76.
[摘要]1994年北魏洛阳永宁寺西门遗址出土15万余枚玻璃珠，造型精美并受到了安家瑶、孟晖及朱晓丽等一批学者的密切关注，其生产工艺、化学成分与来源等问题被逐渐廓清。本文依托以上成果，结合文献记载推断出永宁寺玻璃珠的三种用途：绣珠像、菩萨璎珞、建筑珠帘，并分析其与当时佛教庄严时尚之间的联系，以此认识一种由丝绸之路所承载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现象。
[关键词]永宁寺；玻璃珠；用途；庄严
[Abstract]In 1994， over 150，000 glass beads of delicate formation were excavated from Yongning Temple's west gate ruins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Luoyang， which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from quite a few scholars， such as An Jiayao， Meng Hui and Zhu Xiaoli. Those beads' production technology， chemical ingredients and source have been revealed ever since.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findings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the usage of them has been presumed to be： sewing bead stature， making Buddha necklace， and bead curtains for buildings；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eads and solemn Buddhism trend of the day has also been discussed， through which we can get an idea about the China-western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aken by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Yongning Temple；Glass beads；Usage；Solemn
一、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出土概况与生产工艺
1994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发掘北魏永宁寺西门基址时，（图1）在台基较窄部分南侧地层中，清理出约15万余枚如绿豆或米粒般大小的小珠（图2）。小珠皆有孔，发掘报告将其归为料器·串珠类，记录如下：“出于西门遗址。出土时已散，散乱地混在灰土内，但分布十分集中。经清理，共清出大小珠15万余枚（T53：4994）。其中除极少数或为水晶珠、玛瑙珠外，其余皆为料（玻璃）珠，分别呈各种红、蓝、黄、绿及黑色，色泽异常鲜艳。珠体最大的，直径约0.35厘米，小的直径不足0.1厘米。”[1]136
相关信息，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有更详尽地记录：“（玻璃珠）为不太规则的圆柱形，直径1-5、孔径0.5-2、高1-6毫米。直径等于或小于3毫米的珠子约占95%以上。”玻璃珠均为单色，安家瑶随机抽样1000枚“发现黑色玻璃珠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1.2%，其次为绿色半透明的占17.9%，黄色不透明的占15.8%，砖红色不透明的占14.3%，无色透明的占7.2%，深蓝色透明的占4.3%，白色不透明的占3.8%，天蓝色半透明的占3.5%，豇豆红色不透明的占1.9%。”[2]
关于生产工艺，如发掘报告所述玻璃珠是由细管状料切割而成，属于拉制法。此种工艺较为特殊，与我国古代中原地区流行的缠心法（或称铸接法）区别很大。珠子因化学成分又被确定为钠钙玻璃，在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亦不多见。类似生产工艺与化学成分的玻璃珠，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我国东南沿海以及朝鲜半岛南岸等地区，美国学者彼特·弗朗西斯将其称为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图3）。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最初在印度阿里喀满都（Afikamedu）生产，兴盛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自公元1世纪起，阿里喀满都以东的斯里兰卡曼泰（Mantai）成为另一生产中心。另外，公元2-6世纪泰国克拉比（Kuan LukPat）的遗址、公元1-3世纪朝鲜半岛的金海贝塚遗址等处，均有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的发现。但遗憾的是，此类玻璃珠的相关研究成果难以支撑永宁寺玻璃珠的产地定位。
虽然产地难以确定，但北魏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仍能反映沿丝绸之路而繁荣的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通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能找到外来玻璃或生产技术传入中原的一些线索。东晋葛洪著《抱朴子·论仙》曾有：“外国作水精碗，實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作之者。”“合五种灰”作水精（晶）碗应是玻璃器皿的烧制过程，可知“外国”玻璃制作技术至晚在东晋时期已通过海上贸易传入广州一带，并形成一定生产规模。北方地区，西域玻璃的生产技术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北史·列传·卷八十五 西域》录：“大月氏国，都剩盐氏城，在弗敌沙西，去代一万四千五百里……（北魏）太武（424-451在位）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琉璃，亦作瑠璃，属于广义上玻璃的一种。一方面“铸石为五色琉璃”的过程与制作玻璃的工艺相似，另一方面“光色映彻”应描述了玻璃所具备的透明、光亮特征，据此把该文献视为中亚工匠将玻璃生产技术引入中国的证据，相对合理。
综上所述，印度或西域的玻璃制造技术伴随着中外文化与商业交流，大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从陆上或海上丝路传入中国，洛阳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或许正是此次潮流中的一个缩影。
二、洛阳永宁寺出土玻璃珠的用途分析
洛阳永宁寺出土玻璃珠，色彩艳丽并数量巨多，应被作为一种珍贵的料珠用来营造永宁寺的华贵与精妙。洛阳永宁寺之精妙，由《洛阳伽蓝记》①可见一斑。北魏杨炫之撰写，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547）的《洛阳伽蓝记》，详细描绘了北魏洛阳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70余处佛寺。这些寺院，多由皇室、高官、富商兴立，亦有平常百姓发愿营建。其中，“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立”的永宁寺“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为北魏洛阳诸寺竞相模仿。波斯国沙门菩提达摩观永宁寺“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之殊胜景观后，曾赞叹：“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可见在中亚至洛阳的广阔区域内，其“精丽”被普遍认可。而“精丽”气度的营造，必然需要以精贵的材料为基础，昂贵的玻璃料珠或许是一个合适的选项。
南北朝时期，玻璃制品应具备较高商品价值。《洛阳伽蓝记》载當时“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杯、琉璃碗、赤玉卮数十，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②西域的琉璃碗被当时豪首视为珍宝，可证其商品价值是极高的。此处存在另一种情况，本土生产的玻璃制品受制作技术引入的影响，商品价值或已下滑。《北史》述大月氏国人在平城烧制琉璃，有：“国（北魏）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的记录。但是，考虑到永宁寺玻璃珠的数量多达15万，其总体价值仍旧十分可观。
那么，这批五色料珠如何庄严永宁寺精妙奢华之气度的呢？
考察此批玻璃料珠的用途，《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提供如下线索：“鉴于此类料珠极其细小，可穿而成线，又出于佛寺遗址，或者竟是装饰绣珠像的材料。”[1]136结合文献记载，这一推断是合理的。《洛阳伽蓝记》录永宁寺佛殿“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金织成像五躯，玉像二躯。”绣珠像又称结珠像，大致是串连各类珠子构成佛像或相关图案的一类造像形式，其用料为玻璃珠是可能的。我国早在十六国时期便有“结珠弥勒像”的记录，《高僧传·释道安》载：前秦“符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道安）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高僧传·释慧远》有“（后秦姚兴）赠以龟兹国细镂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依以上文献所述，绣珠像是作为一种珍贵礼物由统治者赠与高僧，并能够在大型佛事法会上设列使用。由于缺乏实物，绣珠像的尺寸、绣法、图样等相关信息无从考证，洛阳永宁寺“绣珠像”与玻璃珠之间的关系亦无法进一步讨论。此外，15万余枚玻璃珠与3躯绣珠像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数量落差。或许绣珠像尺寸巨大、工艺复杂会导致费料极多，但3躯仍不至耗用玻璃珠达15万余枚。洛阳永宁寺是否还存在其他绣珠像，同样难以考证。那么，玻璃珠是否存在其他用途？
在北朝佛教造像中，能够找到线索。永宁寺玻璃珠应采用“拉制法”制作，基本形状多圆柱（圆管）状。相似形制的珠子，大量出现在北朝菩萨造像上，是后者胸饰璎珞的主要构件。如麦积山第 127 窟正壁胁侍菩萨立像（图4）、西安查村出土北周菩萨立像（图5）、青州博物馆藏北齐菩萨立像（图6、7）所示，胸饰璎珞先由小颗的料珠、莲花饰、珊瑚等串接成股，再由数股珠串组合而成。由于璎珞上的珠串形似稻穗，亦常被形象地称为穗状璎珞。
璎珞，最初为古代南亚次大陆贵族[3]用来庄严身体的一类贵重首饰。《大唐西域记》曾记：“国王、大臣服玩良异，花鬘宝冠，以为首饰，环钏璎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贾，唯钏而已。”⑦随着神话与宗教的发展，璎珞的庄严对象进一步扩展。《大方等大集经·魔王波旬诣佛所品》有“持种种幢幡宝盖、金缕真珠、璎珞、衣服，以用奉佛而求请者”；另《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记释女瞿波且言：“解身璎珞庄严具，欢喜并珠施钵中。我时虽以染爱心，供养焰光真佛子”等等。从以上经典可知，璎珞可作为供奉佛的一种信物。菩萨胸饰璎珞，除其自身形象最初借鉴了古印度贵族身饰之外，还蕴藏着深刻的宗教含义。菩萨，为菩提萨埵之简称，承担着“自修佛道，又化他故”④的使命。菩萨佩璎珞，正是为了方便实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宗教使命。《放光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学五眼品》记载佛祖与舍利弗对话：“天上世间人所娱乐便身之具，以菩萨故皆悉有是。所以者何？行菩萨之事，住于六波罗蜜中调伏众生，使布施乃成般若波罗蜜。”故菩萨“放诸璎珞净光明，诸妙璎珞以为帐，散诸璎珞遍十方，供养一切诸如来”，并“着宝璎珞，当愿众生”⑤。可见，菩萨佩戴璎珞等“娱乐便身之具”，向上能够以光明供佛，下能够助众生修行智慧正觉。
璎珞的诸多用料中，是否包括玻璃？依经典观察，可能性较大。《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录：“阿僧祇众宝璎珞、阿僧祇白真珠璎珞、阿僧祇赤真珠璎珞、阿僧祇师子珠璎珞”等，又有“琉璃璎珞，百千光明，同时照耀”等等。可见，璎珞材质丰富，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等众宝物均属其用料范围。虽北朝菩萨造像胸饰的穗状璎珞多为石料凿刻而成，但其参照的真实原型或许是含有玻璃料珠的。穗状璎珞上那一颗颗珠子，或许正是玻璃料珠的艺术再现。另外，北朝菩萨造像璎珞的装彩与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呈色之间，似乎也存有联系。观察莫高窟第275窟、259窟、257窟等北朝早期菩萨造像，胸饰璎珞上多有绿色、蓝色与深褐色装彩痕迹，并以绿色最常见（图8、9）。云冈第11窟东壁交脚弥勒菩萨虽为后世补彩，但项圈等处仍外漏原始的绿彩痕迹。结合安家瑶所统计的数据，洛阳永宁寺玻璃珠黑色31.2%，绿色半透明17.9%，深蓝色透明与天蓝色半透明合计7.8%，除黑色外，同样以绿、蓝色玻璃珠占比较大。虽然两种数据不能完全对应，但作为一种假设，菩萨造像璎珞的装彩参考了世俗玻璃珠的颜色是具备可能性的。
近年来，孟晖提出永宁寺出土的玻璃珠“曾经共同串成一幅‘珠帘，高悬在永宁寺西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的二重楼阁前”[4]的推测，是关于这批玻璃珠用途的新观点。类似的案例，在南北朝多有文献记录。《十六国春秋辑补》载石虎建武二年（336）于襄国起大武殿：“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技巧”；《晋书·苻坚载记上》尚曰苻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录：“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南史·后妃列传下·后主沈皇后·后主张贵妃》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乃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之类，皆以沉檀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等等，可见珠帘装饰建筑在当时是一种奢华的风尚。虽然没有文献或实物资料能证明珠帘就是由玻璃料珠制成的，但洛阳永宁寺玻璃珠在出土时的状态较为符合孟晖的推断。洛阳永宁寺“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⑥或许正是在永宁寺西门灰飞烟灭之时，悬于楼阁上的玻璃珠帘遇火绳断，玻璃珠泻落到地上并混于灰烬之中，才最终在发掘时呈现出“已散乱，混杂于灰土之中”[1]11的景象。
三、从永宁寺出土玻璃珠管窥北魏佛教庄严时尚
如前所述，北魏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用途大致有繡珠像、菩萨璎珞与建筑珠帘三种可能。无论哪种，都能够与当时的佛教庄严时尚相联系。
“庄严”一词，约在东汉末年定型。《汉纪·武帝纪》有：“（南越）王、太后皆庄严，将入朝”。从字面理解，大致是精心装束、打扮之义。南北朝时期，庄严在佛教经典中出现频率极高。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指出，翻译佛经时使用“庄严”一词“意译梵语的vyūha（如《金刚经》中某些对译），或alamkrta（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或bhūsita（如《俱舍论》）等）。”按用法不同，庄严具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性质。“名词性的，似乎原指一种显现出来的带有佛教特色的装饰得十分壮丽的状态”，“或是指佛与菩萨等显现出的从内心到外表以至环境的一种整体的精妙宏伟盛饰壮丽境界。”而“动词性的，则指从事这种庄严，以用于外表修饰、身心净化、环境布置（包括各种生物和无生物、建筑、室内器物安置等）”⑦。显然，本文所讨论的“庄严”主要是动词性的，或指用诸种宝物、宝器、花鬘、珠帘装饰佛殿，或指用宝冠、璎珞、环钏或天衣庄严菩萨造像。
虽然玻璃珠在绣珠像、菩萨璎珞或建筑珠帘上的具体应用方式与最终表现形态存在差异，但其共性均是以玻璃珠为基础材料来庄严佛教造像或建筑。庄严，修饰造像、建筑使之精妙。稀有、通透、明亮的玻璃为世俗所珍爱，更被佛教视作七宝之一。如《妙法莲华经》以“金、银、琉璃、车璖（砗磲）、马脑（玛瑙）、真珠、玫瑰”为七宝；《佛说无量寿经》以“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璖（砗磲）、玛瑙”；《大阿弥陀经》则视“黄金、白银、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为七宝等等，琉璃或是玻璃多被经典列为七宝之一。值得注意，由于佛教对于光明的崇尚，或许更能彰显玻璃的价值。光明“象征佛、菩萨的智慧，能破除迷妄，彰表真理。”[5]佛教以无明为丑，赞光明之美，光明可庄严佛、菩萨、净土等处诸种妙相。《佛说无量寿经》便载：“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⑧而玻璃因自身透明、通透的特征，恰恰能成为光明的一种象征物。据此，玻璃不仅仅是简单的庄严使之精妙，更能够庄严使之光明或使之智慧。
无论如何认识庄严行为或玻璃珠的用途，其背后都蕴藏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强大影响力。正如，早期佛教译经时将“庄”与“严”组合，是用来概括《阿弥陀经》“极乐净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或《大智度论》“般若庄严”等深邃复杂词义的。然而，在佛教文化的影响或宗教时尚的引领下，“庄严”为世俗所频繁引用，最终演变成了大众所熟知并常用的“庄重严肃”等词义。徐晓慧《六朝服饰研究》中曾指出，随佛教引入的“相关名物却能够迅速地被世俗男女所借用，或用来表达其宗教信仰，或仅仅作为一种装饰物”，并表现在“一些新的服饰形制及习俗的出现”[6]方面。此类结论，同样认同了佛教文化或宗教时尚的强大引领作用。当然，宗教时尚的引领力显然并不局限于世俗用词或服饰方面，而是社会生活的诸种领域。
自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洛阳便成为了佛教发展的中心。洛阳永宁寺遗址发现的玻璃珠，反映了中印佛教文化的频繁交流，体现了当时佛教文化影响下玻璃珠庄严造像或建筑此类新兴宗教装饰时尚的形成，更显示了洛阳作为新的佛教中心其强大的吸引力与引领力。例如，《洛阳伽蓝记》描述“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又有“神龟元年（518）十一月冬，（胡）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⑨北魏洛阳作为国际性都市，不但集聚中外名僧，胡太后更主动派遣高僧惠生西行取经，说明洛阳已在主动吸收佛教文化，并非被动式的接受。或许，正是因当时的人们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才能够真正理解玻璃珠的内涵与用途，才真正认识到玻璃珠的价值并形成一种消费时尚，并最终在永宁寺遗留下如此巨大数量的玻璃料珠。
结语
北魏洛阳永宁寺遗址发现的彩色玻璃珠，反映的是北魏时期中印佛教文化的频繁交流，以及洛阳作为新兴佛教中心的强大吸引力。虽然不能确定此15万余枚印度洋—太平洋玻璃珠的准确产地，但可以肯定在南北朝时期外来的玻璃珠或其生产技术已通过陆上丝路或海上丝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引入中国。考察洛阳永宁寺玻璃珠的用途，无论是制作绣珠像、菩萨璎珞或建筑珠帘，都显示了佛教在外来商品或技术的引入过程中所具备的强大影响力。另外，丝路东端的中原文明显然不是以被动接受的姿态来对待外来商品或技术的传入。正如永宁寺玻璃珠的存在，应是北魏时人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能够真正理解玻璃珠的宗教内涵与价值，最终形成的一种在皇室引领下用玻璃珠来庄严佛教事物的新兴装饰时尚。
注释
①永宁寺相关诸句，均引自：（北魏）杨炫之著，四库家藏 洛阳伽蓝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3.
②同①41.
③参见白化文，璎珞、华鬘与数珠[J].紫禁城1999（1）：30，提及：“早在佛教兴起以前，古代南亚次大陆的人们就已开始使用这类饰物了。特别是那里的贵族，经常用它来装饰自己的身体以显示身份。”
④（宋）法云编.翻译名义集（上）[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54.
⑤（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品.转引自：净慧法师汇编.在家教徒必读经典[M].石家庄：河北省宗教协会虚云印经功德藏，2001：150.
⑥同①7.
⑦均引自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207.
⑧（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转引自：释净宗编订.净土文献丛刊 净土三经[M].长沙：岳麓书社，2012：36.
⑨同① 44、47.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1979-1994年考古发掘[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36.
[2]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J].文物2000（1）：91.
[3]玄奘.大唐西域记[M].章巽，校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5.
[4]孟晖.花露天香[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85.
[5]吴汝钧编.佛教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38.
[6]徐晓慧.六朝服饰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