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张妍 潘国刚 朱子君
摘要:建设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于中国提高教育发展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经验来看,卓越人才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合理的学科组织模式和学科布局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运用更全面的学科评价体系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保障。结合这些经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即提高学科组织模式的自主性,结合办学理念进行学科布局,重视顶尖人才与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培养与引进,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建设。
关键词:世界一流学科;学科建设;办学理念;人才队伍;学术团队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10107
在国务院公开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高校要以学科为基础,通过学科结构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及创新,明晰发展方向,突出建设重点,建立更多顶尖学科,从而推动高校形成其自身优势及办学特色。培育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重要基础,作为大学重要的细胞组织,学科的发展不容忽视。
2017年9月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此次“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只是一次对“211工程”名称的修改;也有人认为这会造成新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因而为某些未入选的高校感到不公。三部委负责人表示,“双一流”名单的遴选标准既综合考虑权威的第三方评价结果,又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基础,合理参考国际评价,同时充分考虑国家战略和行业区域急需等因素,是继985和211工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笔者认为,此次评选较以往有很大进步。例如,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有25所“非211”高校入选,这表明新战略更强调入选高校名单的动态性,有利于督促各高校不断前进。同时,从一流建设学科入选高校的地域分布来看,国家对以往部分高等教育薄弱地区有所扶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也体现出目前高校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77所高校都仅有一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一流学科数量超过两个的也仅有12所。这表明,中国各高校的学科建设水平亟待提高,一流学科数量有待增加。虽然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增强对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但与发达国家一流学科的建设仍有一定差距。本文基于学科与世界一流学科的概念,通过介绍国内外权威的学科评价体系,提炼出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几点启示,并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以期能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提供帮助。
一、世界一流学科概述
(一)学科的内涵与世界一流学科的遴选标准
学术界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学科”有不同的解读。周光礼在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之上利用词频分析法发现,“知识体系”“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这些主题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反映了“学科”概念的关键点。他认为,学科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在一定条件下,学科会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或活动形态。[1]
教育部等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对遴选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标准进行了明确阐述,即一流大学应是被长期重点建设、办学理念先进、拥有强劲实力和高社会认可度的高校,同时需要具有在国内、国际都居于领先地位的学科,能够在新时期建设中取得突出成果。一流学科应是那些在权威的第三方评价中居于前列,或者能够迫切满足国家需求、对行业或地区发展有显著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突出优势学科。
(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从教育部等发布的《实施办法(暂行)》中可以看出,学科竞争力的提升对大学整体实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培育出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世界一流学科是培育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赵蓉英等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学科的发展虽已比较全面,但是除去数学、材料科学和化学等,其余大多数学科的竞争力还比较弱,依然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2]因而,要使更多的高校成为世界一流高校,關键是建设出更多的顶尖学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实现“双一流”战略、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的关键,它将培育和吸引更多顶尖人才,提高高校的研究水平,不断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更高水平。
二、国内外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目前有关学科的评价体系有限,对世界一流学科的认识多来源于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国外权威的评价体系主要有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和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这两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相继提出一系列评价体系,包括上海交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其中比较权威的当属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武汉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和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因此,本文对这5个国内外比较权威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总结整理,如表1所示。
(一)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U.S.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是近年来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的为有意向出国的学生提供的择校参考依据。该评价体系的指标主要包括声誉(25%)、文献计量(65%)和科学卓越(10%)3个一级指标。 下面还有更详尽的12个二级指标,声誉指标下面包括全球科研声誉和区域科研声誉指标;文献计量指标下面包括出版、专著、学术会议、归一化引用影响力、总引用次数、高被引文献数量和国际合作等指标;科学卓越指标下面包括博士学位及师均博士学位的授予数。[3]
(二)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选用了同行评议、雇主评价、国际教师和学生、师生比及人均论文被引次数等指标。可以发现,这些指标的选用范围非常全面,例如声誉、教学和科研实力、毕业生质量、国际化水平等都有涉及。同时它根据不同领域将学科划分成艺术与人文、工程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五类。后来,它联合汤森路透公司共同发布的全新排名中对其进行了重新设计:一级指标有教学(30%)、科研(30%)、论文引用(30%)、国际化(75%)及产业收入(25%)五项,同时设置了13个子指标,多采用相对指标。[4]
(三)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主要包括师资与教学、科研成果、其他3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获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校友数和教师数、各学科被引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SCI或SSCI收录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前20%期刊发表论文数及科研经费等共6个。[4]该评价体系的评价内容包含人文艺术与交叉学科之外的众多学科,非常重视那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如经济学、物理等。
(四)武汉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
武汉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的数据来源于汤森路透公司的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和德温特专利创新引文数据库(DII),基于汤森路透公司的美国基本科学指标划分的22个学科开展学科排名。该评价体系主要针对科研能力,包括生产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发展力4个一级指标,其二级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量及总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和进入排行的学科数等6个。
(五)浙江大学《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
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是浙江大学基于国内外较权威的评价体系提出的,该体系采取分类别、分层次评价。它主要包括国际和科研活力、学科及教学实力、效益水平5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面又包括国际学术交流、院士数、精英人才数、重点学科数、重要奖项获奖人数、高水平论文数、国家重大项目数、优秀博士论文数、博/硕比、硕/本比等二级指标。[5]。
综上,五个评价体系具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都将“论文数量或质量”“声誉”“国际化水平”“博士学位授予数”这4个指标作为其重要的评价指标,其中“论文数量或质量”这一指标更是在5个评价体系中都有出现。其次,这几个评价体系都侧重于对学科的学术产出水平进行评价,而对学科实践产出水平以及学科组织自身建设水平缺少明确的衡量[6],这会使部分高校为迎合评价指标而投机取巧,无法使学科建设水平获得真正的提高。不同之处主要是有些评价体系之间的一级和二级指标选取区别较大。例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将各种收入包括师均收入、科研收入和来自产业界的科研收入作为学科评价的指标,而这在其他几个指标体系中没有显著体现;武汉大学的评价体系则主要将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和创新性作为评价重点。
通过对国内外权威的学科评价体系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学科发展实际的特色评价体系。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要涵盖与学术产出水平有关的诸如科研生产力、师资与教学、国际化水平、声誉、毕业生质量、博士生授予数等指标,还要涵盖体现学科与实践结合水平的指标,如学科实践基地数量、学科促进企业生产效益提高百分比等,此外学科组织模式的灵活性、自主性,学科制度的完备性与规范性以及学科是否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等指标也应纳入到考核体系中。[6]
三、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经验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于世界前列的高校和学科数量较少。因此,在进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时我们应善于借鉴国外顶尖高校的经验,取长补短。通过文献梳理得出,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自组织”为主的学科组织模式
“自组织”理论是由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组成的在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协同学创始人 Haken认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时间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则称其是自组织的。在此基础上,组织的进化形式被分成两种:他组织和自组织。[7]发达国家的学科组织更多地强调发挥学科、学院、學校的作用,给予各层级充分的自主性,强调学科以“自组织”为主、“他组织”为辅。一是国家干预较少,让其根据自身需要设计组织模式,不作统一规定。例如,与中国传统的学校—学院—专业的组织结构不同,美国不同高校的科研组织模式各有其特点,像麻省理工学院使用矩阵制,而斯坦福大学采用独立科研机构管理模式。[8]二是让学科组织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遵循其自身规律。例如,日本筑波大学为保持学科组织活力,减少学科发展中宗派主义严重等弊端,废除了讲座制度,建立起学群、学系制度,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稳固基础。三是根据学科及时代进步的需要不断变革。例如,东京大学根据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和需要,经历了从学院学系—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变革[9],不断对传统模式进行推陈出新,使学科组织模式不断适应现实需求。
(二)各具特色的学科布局
通过分析众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可以发现,学科布局没有统一的范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的世界一流高校学科布局以基础学科为主。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基础学科设置比较齐全,非常重视数学、生物、经济、计算机、历史、心理、文学、社会学等文、理基础学科,一些学科在美国顶尖大学的覆盖率甚至达到90%以上。[10]这些高校利用其在基础学科上的雄厚实力,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另一类是,办学历史较短的年轻一流大学,如香港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根据自身不同的定位形成了多样化的学科布局。虽然它们也很重视基础学科,但由于学校定位不同,学科内部构成有很大差别,例如不同学校自然学科和工程学科的比重以及应用学科的比重设置区别较大。[11]
(三)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中后期,移居至美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水平人才有16万人。1980年以后,仍有大量的各领域专家涌入美国。[12]美国政府从20世纪中期就把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不断加大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及物质支持,提出各种人才战略,以吸引各处的高水平人才。美国的一些知名高校也通过各种丰厚的奖学金政策以及世界一流的学科吸引了大量世界各地优秀留学生。例如,大量美国硅谷的科研人员都来自于中国或印度。经过多年的建设,其顶尖学府里汇聚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例如,哈佛大学现有或曾经的教职员中,有4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此外,这些顶尖学府还拥有大量优秀的学术团队,并为其设立专门的科研平台,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起的计算机工程中心、林肯实验室、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等。[13]
(四)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建设
发达国家大都非常重视跨学科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以美国为例,跨学科建设的先进性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跨学科建设具有完善的动力机制。焦磊、谢安邦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动因分析认为,跨学科交流是内生动力、外部推力和大学本身的助力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14]第二,跨学科建设成为许多高校重要的办学理念。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强调“跨越传统的界限去追求知识”[15];哈佛大学专门建立“拉德克里夫”等高等研究院,致力于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研究[16];著名的杜克大学实行“Bass连接”项目[17],以更好地实现其以知识服务社会的使命,践行跨学科的重要理念。第三,不断改革其组织模式。美国大学的跨学科组织模式贯穿课程设置、组织结构、项目资助、评价机制等各个环节,且这些环节都在不断改进完善。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不断增加跨学科课程与学位数、伊利诺伊大学建立矩阵式跨学科研究所等。
(五)实际需求驱动特色学科形成与发展
王莉华等指出,许多大学的优势特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来源于社会需求,或是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紧密结合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二战期间一些大学加入到美国政府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工程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芝加哥大学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研究工作,由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众多知名大学共同参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大学的多学科联合。市场经济环境中为提高竞争力,各大公司对新型产品和工艺的需求越来越大,由此推动了诸如分子生物科技以及一系列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六)学科评价体系指标全面
国际上几个权威的学科评价体系大多来自于发达国家,它们对学科评价开始较早,学科评价指标也较为全面。如美国的最佳大学排名和英国的“THE”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它们除了对可以量化的诸如高水平论文数量、高水平人才数量等指标进行考核之外,同样还把科研声誉、国际化程度等不易量化的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中。此外,它们根据不同类别学科的特点,在一级学科下面结合各学科实际十分详细地列出各类二级指标。这种全面、科学的学科评价体系,对其一流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原因在于,全面的学科评价体系既能够避免高校学科的建设局限于某一方面,又能够促使其注重学科建设的实践意义。
四、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启示
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对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主要有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卓越人才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充分发挥学科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的作用,用领军人物吸引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和优良的教育资源,用学科带头人凝聚高校的优秀资源,组建学术团队、创建实验室,使学科不断朝高度组织化发展,从而提升整体学术水平。对当前中国高校来说,顶尖人才的短缺制约着高等教育朝更高水平发展,成为实现“双一流”目标的重要阻力。倪亚红等指出,近年中国外出留学生数量不断增长,“出多进少”现象使人才流失严重,阻碍学科的发展,不利于“双一流”的实现。[18]许多全国重点学科缺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这导致中国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界吸引优秀资源的能力及学科凝聚力和创新力降低。因此,中国高校一方面要加快引进一批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与学术团队,鼓励教师与国内外顶尖大学的优秀人才加强交流,不断开阔眼界;另一方面要留住优秀人才,减少流失;再一方面就是要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推进个性化培养,打造自己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人才。
第二,合理的学科组织模式和学科布局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武建鑫认为中国偏向于“他组织”的学科组织模式。具体体现在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高校無法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5];学科建设过于追求是否符合考核指标而忽视内部的学科组织及制度的建设;对各种人财物等资源只是大量投入,对后续如何有效地使其发挥效用等问题没有持续的追踪。“他组织”的学科组织模式自身内驱力较弱,外部支持虽较强劲,但多浮于表面,无法有效内化。因此要重视学科组织的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其自主性。
对于学科布局,中国高校需要充分结合自身发展目标和特色,合理布局学科结构,明确发展方向。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下,高校的学科布局要重视交叉学科的发展。目前中国真正进行跨学科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高校数量非常有限,多集中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尽管中国近几年在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究其根本大多仍是国家举措。[19]因此,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双一流”的目标,中国高校亟须通过调整组织模式和学科布局结构以实现跨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
第三,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任何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发展都要植根于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以服务社会为根本,做到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那些不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实际利益、不能走出“象牙塔”使知识应用于国家发展的学科都不是一流学科。高校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不断输出科研成果、输出高水平建设人才,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是能够紧跟国家发展步伐、满足社会需求。学科的建设只有做到以需求为导向,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和活力。要将学科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注重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高校自身的努力外,外部的支持同样必不可少。政府要为高校的学科建设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帮助其整合更优的可用资源。鼓励校企合作,根据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大胆创新调整学科建设,使学科建设充满活力。
第四,运用更全面的学科评价体系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保障。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体系主要有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武汉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和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学科及专业等级排行榜》等。有学者统计,这些体系多是针对科研产出、享誉世界的高水平学者的数量、硕博生质量等可以量化的指标的评价[6],却忽视了对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的评价,如学科建设的进步速度、对社会的贡献度、对各种资源的整合利用程度、对文化的传承创新所起的作用等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学科评价体系要能够做到“体用”结合,除对学科的功用进行评价之外,还要对研究方向、学科使命和制度、文化等本质的东西进行评价。[6]
五、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议
根据发达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中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本文提出四点建议以期对中国一流学科建设有所帮助。
(一)提高学科组织模式的自主性
一流学科的建设不能仅限于对外部资源的获取,还应注重学科组织内在的生长规律,正如武建鑫指出的那样,一流学科的建设在资源和制度支持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学科组织内部的生长规律。[7]高校创建一流学科要重视学科组织的内在规律,让学科组织模式与时俱进,提高自身适应性。越来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组织模式强调尊重学科的主体性,给予学科、学院更多的自主权,让其根据内部和外部的需要自行进行组织制度和结构设计,减少行政干预,政府只做适当的调整和监督。这种灵活的学科组织模式能避免资源堆砌和浪费,对资源的组织、使用按需进行,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来分配不同的资源,同时对其进行持续改进,使组织建设与学科建设同步。[20]
(二)结合办学理念进行学科布局
从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可以看出,不论是注重基础学科的老牌一流高校,还是具有多样化学科布局的新兴一流高校,它们的学科布局都十分注重与办学理念的紧密结合。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注重各学科的均衡发展。注重传统的普林斯顿大学则十分重视人文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建设。[21]浦项科技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等学校则根据理工科交融式发展的学校定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比重设置上几乎各占一半。[9]对中国众多高校而言,办学历史和办学宗旨各有不同,要在充分审视自身办学定位和理念的基础上,合理参考国外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从而进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布局。
(三)重视顶尖人才与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培养与引进
“大学之大,大师也,非大楼也。”对于大学来讲,师资队伍是大学之根本。引进顶尖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是高校提升研究水平、培养顶尖人才的重要途径。大学应该为教师搭建发展的平台,对不同的教师类型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鼓励形成优秀科研团队。剑桥大学的物理学科、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学科都是世界一流学科,观察它们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一个一流学科的形成都离不开包括教师和优秀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在内的各类顶尖人才。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杰伊·弗雷斯、马文·明斯基等众多年轻人才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经验表明,要促进整体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除了需要具有高超学术造诣的顶尖人才之外,还需要具有管理能力的领导者来整合资源,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通过设计合理的管理机制来推动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形成。
(四)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建设
发达国家的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拥有先进的跨学科研究水平,它们大都将跨学科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些学校结合不同学科特点,打破传统的院系壁垒、校际壁垒,鼓励各学科交流学习,建立广泛的跨学科科研平台。为了更好地完成跨学科建设,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跨学科组织模式的科学性,不断根据需要进行学科组织模式的改革创新[12],不断增加跨学科课程与学位,鼓励本硕博不同层次阶段的学生参与到跨学科课程的学习或研究中去。因此,中国高校的跨学科建设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具体而言,一方面,各高校需要具有开放的理念、科学的组织模式等;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并提供各种政策和财政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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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可阔
摘要:建设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于中国提高教育发展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促进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经验来看,卓越人才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合理的学科组织模式和学科布局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运用更全面的学科评价体系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保障。结合这些经验,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应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即提高学科组织模式的自主性,结合办学理念进行学科布局,重视顶尖人才与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培养与引进,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建设。
关键词:世界一流学科;学科建设;办学理念;人才队伍;学术团队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1010107
在国务院公开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高校要以学科为基础,通过学科结构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及创新,明晰发展方向,突出建设重点,建立更多顶尖学科,从而推动高校形成其自身优势及办学特色。培育世界一流学科是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重要基础,作为大学重要的细胞组织,学科的发展不容忽视。
2017年9月由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公布的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认为此次“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只是一次对“211工程”名称的修改;也有人认为这会造成新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因而为某些未入选的高校感到不公。三部委负责人表示,“双一流”名单的遴选标准既综合考虑权威的第三方评价结果,又以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为基础,合理参考国际评价,同时充分考虑国家战略和行业区域急需等因素,是继985和211工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笔者认为,此次评选较以往有很大进步。例如,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有25所“非211”高校入选,这表明新战略更强调入选高校名单的动态性,有利于督促各高校不断前进。同时,从一流建设学科入选高校的地域分布来看,国家对以往部分高等教育薄弱地区有所扶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也体现出目前高校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77所高校都仅有一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一流学科数量超过两个的也仅有12所。这表明,中国各高校的学科建设水平亟待提高,一流学科数量有待增加。虽然近年来各高校不断增强对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但与发达国家一流学科的建设仍有一定差距。本文基于学科与世界一流学科的概念,通过介绍国内外权威的学科评价体系,提炼出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几点启示,并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以期能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提供帮助。
一、世界一流学科概述
(一)学科的内涵与世界一流学科的遴选标准
学术界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学科”有不同的解读。周光礼在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之上利用词频分析法发现,“知识体系”“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这些主题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反映了“学科”概念的关键点。他认为,学科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在一定条件下,学科会表现为一种学术制度、学术组织、教学科目或活动形态。[1]
教育部等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对遴选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标准进行了明确阐述,即一流大学应是被长期重点建设、办学理念先进、拥有强劲实力和高社会认可度的高校,同时需要具有在国内、国际都居于领先地位的学科,能够在新时期建设中取得突出成果。一流学科应是那些在权威的第三方评价中居于前列,或者能够迫切满足国家需求、对行业或地区发展有显著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突出优势学科。
(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必要性
从教育部等发布的《实施办法(暂行)》中可以看出,学科竞争力的提升对大学整体实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培育出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世界一流学科是培育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赵蓉英等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学科的发展虽已比较全面,但是除去数学、材料科学和化学等,其余大多数学科的竞争力还比较弱,依然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2]因而,要使更多的高校成为世界一流高校,關键是建设出更多的顶尖学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是实现“双一流”战略、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的关键,它将培育和吸引更多顶尖人才,提高高校的研究水平,不断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更高水平。
二、国内外世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目前有关学科的评价体系有限,对世界一流学科的认识多来源于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国外权威的评价体系主要有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ews)和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这两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也相继提出一系列评价体系,包括上海交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和管理科学研究院等。其中比较权威的当属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武汉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和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因此,本文对这5个国内外比较权威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总结整理,如表1所示。
(一)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
U.S.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是近年来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推出的为有意向出国的学生提供的择校参考依据。该评价体系的指标主要包括声誉(25%)、文献计量(65%)和科学卓越(10%)3个一级指标。 下面还有更详尽的12个二级指标,声誉指标下面包括全球科研声誉和区域科研声誉指标;文献计量指标下面包括出版、专著、学术会议、归一化引用影响力、总引用次数、高被引文献数量和国际合作等指标;科学卓越指标下面包括博士学位及师均博士学位的授予数。[3]
(二)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选用了同行评议、雇主评价、国际教师和学生、师生比及人均论文被引次数等指标。可以发现,这些指标的选用范围非常全面,例如声誉、教学和科研实力、毕业生质量、国际化水平等都有涉及。同时它根据不同领域将学科划分成艺术与人文、工程与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五类。后来,它联合汤森路透公司共同发布的全新排名中对其进行了重新设计:一级指标有教学(30%)、科研(30%)、论文引用(30%)、国际化(75%)及产业收入(25%)五项,同时设置了13个子指标,多采用相对指标。[4]
(三)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主要包括师资与教学、科研成果、其他3个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包括获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校友数和教师数、各学科被引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量、SCI或SSCI收录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前20%期刊发表论文数及科研经费等共6个。[4]该评价体系的评价内容包含人文艺术与交叉学科之外的众多学科,非常重视那些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学科如经济学、物理等。
(四)武汉大学《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
武汉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的数据来源于汤森路透公司的美国基本科学指标(ESI)和德温特专利创新引文数据库(DII),基于汤森路透公司的美国基本科学指标划分的22个学科开展学科排名。该评价体系主要针对科研能力,包括生产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发展力4个一级指标,其二级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量及总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和进入排行的学科数等6个。
(五)浙江大学《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
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是浙江大学基于国内外较权威的评价体系提出的,该体系采取分类别、分层次评价。它主要包括国际和科研活力、学科及教学实力、效益水平5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面又包括国际学术交流、院士数、精英人才数、重点学科数、重要奖项获奖人数、高水平论文数、国家重大项目数、优秀博士论文数、博/硕比、硕/本比等二级指标。[5]。
综上,五个评价体系具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主要包括两方面。首先,都将“论文数量或质量”“声誉”“国际化水平”“博士学位授予数”这4个指标作为其重要的评价指标,其中“论文数量或质量”这一指标更是在5个评价体系中都有出现。其次,这几个评价体系都侧重于对学科的学术产出水平进行评价,而对学科实践产出水平以及学科组织自身建设水平缺少明确的衡量[6],这会使部分高校为迎合评价指标而投机取巧,无法使学科建设水平获得真正的提高。不同之处主要是有些评价体系之间的一级和二级指标选取区别较大。例如,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将各种收入包括师均收入、科研收入和来自产业界的科研收入作为学科评价的指标,而这在其他几个指标体系中没有显著体现;武汉大学的评价体系则主要将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和创新性作为评价重点。
通过对国内外权威的学科评价体系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学科发展实际的特色评价体系。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要涵盖与学术产出水平有关的诸如科研生产力、师资与教学、国际化水平、声誉、毕业生质量、博士生授予数等指标,还要涵盖体现学科与实践结合水平的指标,如学科实践基地数量、学科促进企业生产效益提高百分比等,此外学科组织模式的灵活性、自主性,学科制度的完备性与规范性以及学科是否有明确的使命和目标等指标也应纳入到考核体系中。[6]
三、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经验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于世界前列的高校和学科数量较少。因此,在进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时我们应善于借鉴国外顶尖高校的经验,取长补短。通过文献梳理得出,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自组织”为主的学科组织模式
“自组织”理论是由耗散结构论、突变论等组成的在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理论。协同学创始人 Haken认为,如果一个体系在获得空间、时间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则称其是自组织的。在此基础上,组织的进化形式被分成两种:他组织和自组织。[7]发达国家的学科组织更多地强调发挥学科、学院、學校的作用,给予各层级充分的自主性,强调学科以“自组织”为主、“他组织”为辅。一是国家干预较少,让其根据自身需要设计组织模式,不作统一规定。例如,与中国传统的学校—学院—专业的组织结构不同,美国不同高校的科研组织模式各有其特点,像麻省理工学院使用矩阵制,而斯坦福大学采用独立科研机构管理模式。[8]二是让学科组织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遵循其自身规律。例如,日本筑波大学为保持学科组织活力,减少学科发展中宗派主义严重等弊端,废除了讲座制度,建立起学群、学系制度,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稳固基础。三是根据学科及时代进步的需要不断变革。例如,东京大学根据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和需要,经历了从学院学系—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变革[9],不断对传统模式进行推陈出新,使学科组织模式不断适应现实需求。
(二)各具特色的学科布局
通过分析众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可以发现,学科布局没有统一的范式,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较长办学历史的世界一流高校学科布局以基础学科为主。例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基础学科设置比较齐全,非常重视数学、生物、经济、计算机、历史、心理、文学、社会学等文、理基础学科,一些学科在美国顶尖大学的覆盖率甚至达到90%以上。[10]这些高校利用其在基础学科上的雄厚实力,奠定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另一类是,办学历史较短的年轻一流大学,如香港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等,根据自身不同的定位形成了多样化的学科布局。虽然它们也很重视基础学科,但由于学校定位不同,学科内部构成有很大差别,例如不同学校自然学科和工程学科的比重以及应用学科的比重设置区别较大。[11]
(三)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以美国为例,20世纪中后期,移居至美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水平人才有16万人。1980年以后,仍有大量的各领域专家涌入美国。[12]美国政府从20世纪中期就把教育作为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的关键,不断加大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及物质支持,提出各种人才战略,以吸引各处的高水平人才。美国的一些知名高校也通过各种丰厚的奖学金政策以及世界一流的学科吸引了大量世界各地优秀留学生。例如,大量美国硅谷的科研人员都来自于中国或印度。经过多年的建设,其顶尖学府里汇聚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例如,哈佛大学现有或曾经的教职员中,有44人获得过诺贝尔奖。此外,这些顶尖学府还拥有大量优秀的学术团队,并为其设立专门的科研平台,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建立起的计算机工程中心、林肯实验室、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等。[13]
(四)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建设
发达国家大都非常重视跨学科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以美国为例,跨学科建设的先进性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跨学科建设具有完善的动力机制。焦磊、谢安邦通过对美国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动因分析认为,跨学科交流是内生动力、外部推力和大学本身的助力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14]第二,跨学科建设成为许多高校重要的办学理念。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强调“跨越传统的界限去追求知识”[15];哈佛大学专门建立“拉德克里夫”等高等研究院,致力于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研究[16];著名的杜克大学实行“Bass连接”项目[17],以更好地实现其以知识服务社会的使命,践行跨学科的重要理念。第三,不断改革其组织模式。美国大学的跨学科组织模式贯穿课程设置、组织结构、项目资助、评价机制等各个环节,且这些环节都在不断改进完善。例如哥伦比亚大学不断增加跨学科课程与学位数、伊利诺伊大学建立矩阵式跨学科研究所等。
(五)实际需求驱动特色学科形成与发展
王莉华等指出,许多大学的优势特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来源于社会需求,或是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紧密结合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例如,二战期间一些大学加入到美国政府原子弹研制的曼哈顿工程中去,在这个过程中,芝加哥大学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研究工作,由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众多知名大学共同参与,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大学的多学科联合。市场经济环境中为提高竞争力,各大公司对新型产品和工艺的需求越来越大,由此推动了诸如分子生物科技以及一系列交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六)学科评价体系指标全面
国际上几个权威的学科评价体系大多来自于发达国家,它们对学科评价开始较早,学科评价指标也较为全面。如美国的最佳大学排名和英国的“THE”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它们除了对可以量化的诸如高水平论文数量、高水平人才数量等指标进行考核之外,同样还把科研声誉、国际化程度等不易量化的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中。此外,它们根据不同类别学科的特点,在一级学科下面结合各学科实际十分详细地列出各类二级指标。这种全面、科学的学科评价体系,对其一流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义。原因在于,全面的学科评价体系既能够避免高校学科的建设局限于某一方面,又能够促使其注重学科建设的实践意义。
四、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启示
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对中国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主要有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卓越人才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充分发挥学科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的作用,用领军人物吸引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和优良的教育资源,用学科带头人凝聚高校的优秀资源,组建学术团队、创建实验室,使学科不断朝高度组织化发展,从而提升整体学术水平。对当前中国高校来说,顶尖人才的短缺制约着高等教育朝更高水平发展,成为实现“双一流”目标的重要阻力。倪亚红等指出,近年中国外出留学生数量不断增长,“出多进少”现象使人才流失严重,阻碍学科的发展,不利于“双一流”的实现。[18]许多全国重点学科缺乏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这导致中国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界吸引优秀资源的能力及学科凝聚力和创新力降低。因此,中国高校一方面要加快引进一批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与学术团队,鼓励教师与国内外顶尖大学的优秀人才加强交流,不断开阔眼界;另一方面要留住优秀人才,减少流失;再一方面就是要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制度,推进个性化培养,打造自己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优秀人才。
第二,合理的学科组织模式和学科布局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武建鑫认为中国偏向于“他组织”的学科组织模式。具体体现在政府的行政干预过多,高校無法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5];学科建设过于追求是否符合考核指标而忽视内部的学科组织及制度的建设;对各种人财物等资源只是大量投入,对后续如何有效地使其发挥效用等问题没有持续的追踪。“他组织”的学科组织模式自身内驱力较弱,外部支持虽较强劲,但多浮于表面,无法有效内化。因此要重视学科组织的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其自主性。
对于学科布局,中国高校需要充分结合自身发展目标和特色,合理布局学科结构,明确发展方向。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下,高校的学科布局要重视交叉学科的发展。目前中国真正进行跨学科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高校数量非常有限,多集中于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尽管中国近几年在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究其根本大多仍是国家举措。[19]因此,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和建设“双一流”的目标,中国高校亟须通过调整组织模式和学科布局结构以实现跨学科建设的重大突破。
第三,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任何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发展都要植根于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以服务社会为根本,做到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那些不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实际利益、不能走出“象牙塔”使知识应用于国家发展的学科都不是一流学科。高校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和社会不断输出科研成果、输出高水平建设人才,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是能够紧跟国家发展步伐、满足社会需求。学科的建设只有做到以需求为导向,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和活力。要将学科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注重成果转化,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高校自身的努力外,外部的支持同样必不可少。政府要为高校的学科建设提供更多的实践平台,帮助其整合更优的可用资源。鼓励校企合作,根据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大胆创新调整学科建设,使学科建设充满活力。
第四,运用更全面的学科评价体系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保障。目前,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学科评价体系主要有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武汉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学科竞争力评价》、浙江大学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研究》和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学科及专业等级排行榜》等。有学者统计,这些体系多是针对科研产出、享誉世界的高水平学者的数量、硕博生质量等可以量化的指标的评价[6],却忽视了对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的评价,如学科建设的进步速度、对社会的贡献度、对各种资源的整合利用程度、对文化的传承创新所起的作用等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学科评价体系要能够做到“体用”结合,除对学科的功用进行评价之外,还要对研究方向、学科使命和制度、文化等本质的东西进行评价。[6]
五、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建议
根据发达国家一流学科建设的经验及其对中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本文提出四点建议以期对中国一流学科建设有所帮助。
(一)提高学科组织模式的自主性
一流学科的建设不能仅限于对外部资源的获取,还应注重学科组织内在的生长规律,正如武建鑫指出的那样,一流学科的建设在资源和制度支持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学科组织内部的生长规律。[7]高校创建一流学科要重视学科组织的内在规律,让学科组织模式与时俱进,提高自身适应性。越来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组织模式强调尊重学科的主体性,给予学科、学院更多的自主权,让其根据内部和外部的需要自行进行组织制度和结构设计,减少行政干预,政府只做适当的调整和监督。这种灵活的学科组织模式能避免资源堆砌和浪费,对资源的组织、使用按需进行,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来分配不同的资源,同时对其进行持续改进,使组织建设与学科建设同步。[20]
(二)结合办学理念进行学科布局
从国外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可以看出,不论是注重基础学科的老牌一流高校,还是具有多样化学科布局的新兴一流高校,它们的学科布局都十分注重与办学理念的紧密结合。如加州伯克利分校在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注重各学科的均衡发展。注重传统的普林斯顿大学则十分重视人文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建设。[21]浦项科技大学、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等学校则根据理工科交融式发展的学校定位,在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比重设置上几乎各占一半。[9]对中国众多高校而言,办学历史和办学宗旨各有不同,要在充分审视自身办学定位和理念的基础上,合理参考国外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从而进行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布局。
(三)重视顶尖人才与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培养与引进
“大学之大,大师也,非大楼也。”对于大学来讲,师资队伍是大学之根本。引进顶尖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是高校提升研究水平、培养顶尖人才的重要途径。大学应该为教师搭建发展的平台,对不同的教师类型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鼓励形成优秀科研团队。剑桥大学的物理学科、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学科、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学科都是世界一流学科,观察它们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一个一流学科的形成都离不开包括教师和优秀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在内的各类顶尖人才。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杰伊·弗雷斯、马文·明斯基等众多年轻人才为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达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经验表明,要促进整体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除了需要具有高超学术造诣的顶尖人才之外,还需要具有管理能力的领导者来整合资源,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通过设计合理的管理机制来推动高水平学术团队的形成。
(四)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建设
发达国家的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拥有先进的跨学科研究水平,它们大都将跨学科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些学校结合不同学科特点,打破传统的院系壁垒、校际壁垒,鼓励各学科交流学习,建立广泛的跨学科科研平台。为了更好地完成跨学科建设,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跨学科组织模式的科学性,不断根据需要进行学科组织模式的改革创新[12],不断增加跨学科课程与学位,鼓励本硕博不同层次阶段的学生参与到跨学科课程的学习或研究中去。因此,中国高校的跨学科建设需要高校自身的努力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具体而言,一方面,各高校需要具有开放的理念、科学的组织模式等;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应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并提供各种政策和财政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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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可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