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路径探析
朱国华 吴兆雪
[摘 要]教育在制度驱动、技术推动和时代需求的拉动下迅速融入了互联网思维，正在经历着组织形态、教学范式、课程资源、教学关系等四大转型，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以及教育培训机构等教育供给侧主体在面临改革形势变化时，重点应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强化互联网思维的深度融合、“互联网+教育”的生态构建以及“互联网+教育”的技术革新。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转型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8）02-0011-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2.003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长期低迷，经济增长低位运行且复苏迟缓的现象倒逼各国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与振兴战略。中国为加速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到了各行各业，这是我国“互联网+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
一、“互联网+教育”供给侧的改革动力
供给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在教育领域更加突出简政放权，以双向并立的教育体系①为制度驱动、以“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为技术推动、以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建设和优质教育供给为需求拉动，加速教育供给侧生态的营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硬件环境的提升。
（一）制度驱动
互联网是继蒸汽工业、电力工业之后科技工业时代的产物，先后经历了“+互联网”阶段即互联网依附其他行业、“互联网+”阶段即其他行业依附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经济”阶段即互联网思维将各行各业由传统的同行业一维竞争提升到上下游产业协同竞争的二维竞争[1]。在教育领域，“互联网+”成为制度驱动的核心要素，于2015年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制度驱动的最大动力源。
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制度驱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双向并立的教育体系改革为重点加速推进学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现代化，初步建设一批“双一流”高校与学科群，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高水平的教育资源供给；二是以教育信息化发展十年规划为蓝图加速建设各类各级教育全覆盖的互联网教育平台，实现互联网+教育的环境供给；三是以高校综合改革为重点加速释放科研、应用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限制性制度供给，实现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并转化为创新生产力。通过教育供给侧改革，让行业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究技术人员等集成在互联网+教育的外围，释放创新要素的制度约束空间，让教育成为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协同创新中心动力源之一。
（二）技术推动
技术变革往往渐次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蔓延至生产方式，扩展至思维方式，甚至加速社会形态的演变。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历经了四次教育革命，极大地拓展了教育人群即促使知识传承由极少数人向绝大多数人的传递，极速地革新了教育形态即以师生传承为特征的教育教学方式的单一化向多样化，再向标准化，最终向个性化转变的发展导向，每一次技术变革均在教育领域甚至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表1）[2]。
2012年，“互联网+”获得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互联网与各主要行业的技术对接，深刻地改变了各个行业的设计、生产、经营、销售态势；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互联网企业屡次荣膺企业排行榜前几名，GOOGLE、百度、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未来互联网工业的形式将深刻改变各个行业的运行方式、运行规则。随后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将经济驱动的希望寄托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发展上，美国推出围绕互联网创新的“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高端智能的“工业4.0”，中国推出“中国制造2025”等，将互联网+技术与各行业进行深度融合，试图加速创新智能产业发展。教育方面的改革正在通过互联网设备终端的全面提升，实现智能连接；通过创新教育教学资源融合互联网，实现智能教学；通过教学规范与教学评价改革的互联网支撑，实现智能学习与智慧教育。
（三）需求拉动
伴随着教育产业化的高校扩张与国际化办学，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已提升至近40%，部分发达地区达到70%；与此同时，中国连续多年成为赴欧美留学第一大国，教育消费超过3 000亿美元，呈现出留学人数递增化、留学人员低龄化、留学目的多样化、留学专业泛在化等特征，侧面反映出优质高等教育供给不足、教育需求旺盛的现象。“互联网+”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主要依赖以下几大需求：一是庞大的适龄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即对符合个性化学习与职业化定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效率教育；二是各級各类学校对主动融入互联网环境以及政府对教育机构投资的需求，国家将教育经费逐年提高至4%左右，加大了基础性互联网环境投入；三是教育主体供给需求即以教师群体为主的教育者迫切需要在互联网+教育硬件环境配套的同时完成教育资源的供给需求。
二、“互联网+教育”引领教育四大转型
以“互联网+”教育为核心的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改变了外在的教育环境与硬件设施，更重要的是将带来教育内涵的全方位提升，主要表现在四大转型上，即组织形态转型、教学范式转型、课程资源转型和教学关系转型。
（一）组织形态转型
在互联网时代的第三阶段即互联网经济阶段，互联网思维将彻底改造各类企业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传统的中心工厂式企业将精简为研发中心，政府机构将大量向政务服务中心转移，学校组织将向研究室（实验室）和实践教学中心转移，这种形态转移是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各种组织结构自调整、自适应、自转型的过程。其实质是适应互联网思维对各行业组织的改造，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生产设计、经营、销售推广的新形态；其本质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诱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对高校而言，负责规范化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务处的核心地位将转移至实践教学中心，图书馆的第二补充作用将让位于互联网学习平台②，内部组织结构进一步扁平化，科层结构体系进一步弱化，灵活的虚拟组织将与实体组织机构协同发挥作用，高校将从规范的人才生产线演变为开放的教育生活集成中心[3]。
校校独立的围墙逐渐被互联网连接起来（图1）。学校尤其是高校往往以独立的培养体系相互隔离，即使以往的实验室（研究基地）布局或学科交流也往往只能作为补充；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更加注重协同创新中心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校校独立的学术围墙。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教育教学环境的全方位渗透，学校的中心独立性让位于互联网集成中心的连接性，学校的资源也将被纳入开放的“互联网+教育”大环境之中，“互联网+”将先后拆除教育硬件围墙、课程资源围墙、学生围墙（未来教育部将出台学生自由流动甚至校际流动的规范），彻底将校校独立的围墙连接起来。
负责规范培养的教务组织让位于实践教学组织。高校的核心组织是虚拟的学术委员会，常态化运作实体是教务组织，负责学科专业规范化培养方案的制定修订，是学校运行发展和创新的中心（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科研处同时作为学校中心组织；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实践教学机构同时作为学校中心组织）。随着互联网思维的冲击以及对各个行业产业的改造，封闭而固定的人才生产线必然要让位于开放而个性的人才培养方式。教学组织预先设定的统一的培养方案将越来越遭遇现实变化的挑战、教学革新的挑战、个性需求的挑战，实践教学组织的核心任务就是依托互联网，搭建开放的核心课程平台，提供多元化选修平台和实践平台，畅通校内流动甚至校际流动的学习方式，彻底改变学校培养流程，在“互联网+教育”供给侧背景下切实发挥好核心作用。
院系科级负责制纵向结构向模块式扁平结构转型（图2）。受近现代以来学科划分的影响，目前高校仍以专业、学科为基础进而划分系部、学院的纵向结构为主，部分高校如香港中文大学尝试书院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尝试少年班、浙江大学尝试求是学院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纵向结构进行了补充。纵向结构最大的特征在于以专业为核心，以院系为主体完成标准化、规范化的统一样式的培养，辅以选修式通识教育，其主导权在院系，其教育导向不是创新人才而是标准化人才。横向结构最大的特征在于以通识教育为主，以学生自主选修为方向，主导权在学生，其教育导向是让学生自我创新。互联网思维对教育供给侧最大的冲击就在于学习方式的改变，进而深度推进围绕学习方式设计的学校组织逐渐由纵向结构向模块式扁平结构转型。
（二）教学范式转型
在互联网技术融入教育领域之前及过程中，教学范式一直在尝试革新并完善教学大纲、教师讲课水平、课堂设计、教育技术、教学反馈与教学评价体系而未成功。但互联网技术的全行业普及却将教学主体、客体全部连接起来了，实现了由内部封闭的教学范式转向为公开教学范式的目标。在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进程中，灌输式传统课堂将逐渐转向启发式互动课堂，固定式教室课堂将逐渐转向网络化课堂与实践式课堂，图书式资源将逐渐转向微课型资源。
灌输式传统课堂转向启发式互动课堂。传统课堂式教学是现代学科分类后最有效的知识传授范式，能够在规定时限内较为系统地完成教学方案，是以知识传承为导向的，特别能够适应大工业化时代对知识工人的批量化需求。随着“创新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创新要素驱动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富有想象力与创新力的独特个性人才已经成为时代的需求，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启发式教育正在逐步取代知识型灌输式教育。启发式互动课堂是在知识教育基础上进行的发散性思维训练，能够在相对完整的知识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为今后长远发展开拓新思路。
固定式教室课堂转向网络化课堂与实践式课堂。经过多轮次自主性改革，固定年限、固定学时等专业学年制向学年学分制过渡，再向学分制过渡，这一渐进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固定式教室课堂的弊端，但其核心思想仍然尚未跳出固定培养方案的窠臼即仅仅解除了何时完成限定课程的束缚。固定式教室课堂只是由“一支粉笔、三尺讲台”慢慢向“一张嘴巴、一张PPT”过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渗透，MOOC等网络化课堂与实践式课堂将越来越多地出现，最终改变传统的统一固定的培养方案。网络化课堂不仅仅是教学方式的与时俱进，更是教育理念的与时俱进；相对于固定式教室课堂分段式知识灌输，网络化课堂更倾向于分类式梳理与定点式研讨，实践式课堂更倾向于独特的亲身体验与专业探索，这些特点极其适应互联网+教育的发展趋势[4]。
图书式资源转向微课型资源。作为对固定的培养方案的补充，部分高校尝试了选修课、实践课、通识课模块甚至游学模块，极大地促进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设置，而最大的资源平台即图书馆（图书信息中心）仍然以放羊式海量供给为主，知识的教学范式尚未转化为知识检索与运用的教学范式，学生需要的资源利用率较低，被动覆盖率向有效覆盖率转化成效微乎其微。高校学生对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对纸质图书资源的检索率、阅读覆盖量都普遍偏低。事实上造成了学生由知识教育解脱后陷入无效自主发展的学习陷阱，未来教学范式将在启发式教育基础上以信息检索、有效信息反馈和创新性学习为中心，图书式资源供给的教学范式正转向微课型资源供给的范式，教育將更多地以微课的形式有效筛选关键信息，充分提升学生对资源的知晓率、使用率、使用量。
（三）课程资源转型
课程资源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一方面教学范式的革新倒逼课程资源的更新，另一方面课程资源的调整带动了人才培养的整体迁移，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课程资源设置方式转型即以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附加通识课程模块、实践课模块等转型为垂直课程模块。原有的资源设置是同时指向学生，学生逐层逐级完成课程资源模块，然后进行实践实习，最后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所有的资源设置是指向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互联网思维下的教育资源并不针对最终的毕业设计，更倾向于学习过程及课程资源自我配置即学生可以在垂直的课程资源模块中自由选学甚至可以跨专业、跨学校。二是全面而系统的整体资源向深入而细化的局部资源转型，微课、MOOC等形式便集中反映了这一转型趋势。课程设置尤其是教材承载着太多全面而系统的专业知识，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被迫面面俱到但难以深入，这反而难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点。微课、MOOC等形式很好地适应了兴趣点课程资源，由点及面，利于学生进行针对性学习[5]。三是传统考核方式转向网络考核即以网络考试平台为基础的综合性评价。学业考核作为课程资源模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期末纸质化考场逐渐转向多元化评价，但多数高校仍以课堂参与、课外作业（课外实践）和期末考试为主，互联网技术介入并非仅仅改变考核形式而更在于考核学习效果，网络化考试资源提供了课程资源拓展，有利于学生兴趣点的延伸。另一方面，网络化考试可能会与专业证书培训融合，或者相互认可，进而把课程资源扩充到职业证书方面。
教育变革不仅仅是互联网渗透教育的单向度变革，同时也是教育各方借助互联网构建教育新生态的变革，“互联网+教育”强调教育理念变革，体现为组织模式、教学模式、服务模式的融合[9]。对教育供给侧主体而言，教育生态主要体现在“互联网+教育”资源供给生态上。内部资源整合毕竟难以面面俱到，外部资源引入或接入势在必行，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循环互补必然成为常态，通过学习反馈系统不断丰富教育资源服务平台，实现“互联网+教育”新生态。对学生而言，在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之间自由切换释放了学习自主性，也增强了自我学习针对性，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化学习需求。同时，学校不再是封闭的知识传授所，而是搭建学生实践的平台，能够以开放的平台通过游学、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参观游览等丰富形式构建社会对接生态，加速教育生态与社会生态的有效衔接，适应“互联网+教育”的跨界服务。
（三）“互联网+教育”技术革新
作为教育供给侧主体，不管是理念革新、生态构建还是技术革新，都有改革依赖惯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的第三阶段，技术革新将日新月异，教育生态构建和教学范式的调整将越来越依赖即时性与延续性的双重变革，符合学生兴趣点的小众化技术革新将层出不穷，甚至成为“互联网+教育”的常态，将演化出多向度的教学范式。以往的“互联网+”技术往往首先在经济领域使用，然后在教育领域铺开。而“互联网+教育”融合后将形成新的经济链，政府主导的优势与免费获取的便利将推动技术革新成为教育改革原始驱动力之一，技术革新主要通过教育大数据、教育人工智能和教育技术范式革新实现对知识及知识体系的供给变革[10]。
以教育大数据颠覆知识供给程序。教育大数据是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革新的直接体现，一方面将知识碎片化，一方面重新整合知识逻辑关系，最终结果是颠覆了知识供给程序。传统知识传授注重依据教材按部就班完成知识体系供给程序，主导权更多的在教师手中，关注点更多的集中在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而非学生兴趣点。教育大数据将实现知识相关性的最优化供给，同时推荐最优质的关注度高或影响力大的教育资源，让以教师主导的大众教学和以学生主导的兴趣点教学可以重组知识供给程序。教师主导的大众教学也更加注重专题式教学，正如当前风靡校园的微课。学生主导的小众教学更加注重深度挖掘，以激发学生在某个领域的兴趣。
以教育人工智能颠覆知识供给场景。“互联网+教育”可以不断汲取人工智能，构建智慧教育生态，彻底颠覆知识供给场景。目前阶段已经基本实现了传统纸质化教育向网络化教育的转变，接下来将实现现实场景向虚拟场景的转变，最终将实现模拟场景供给。传统纸质化教育是适应农业时代特征的教育场景，网络化教育更加适应工业化时代特征的教育场景，而模擬场景更适应知识信息时代特征的教育场景。教育供给场景的转变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的供给，更是教育方式的供给。其一方面解放了教师与学生对知识场景融入的前置障碍，另一方面跨越了知识供给时空对师生的阻隔，使师生更容易在供给场景中相互协作。
以教育技术范式颠覆知识体系。教育技术范式革新表征为微课、翻转课堂、MOOC等不同的方式，其实质影响是对现有高度程序化知识体系的颠覆，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突破学科专业壁垒，培育跨界创新思维能力。教育技术一直处于教育的外围，也是教育变革历史的生动写照，正如生产工具标志着经济社会发展时代一样，教育技术标志着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反映出知识体系供给方式的变化。教育技术范式演化初期将精细化学科知识体系，中期将模糊化学科界限，最终将完全颠覆程式化的知识体系[11]。
注释：
①双向并立的教育体系指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学术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两个支柱构成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其中学术教育体系一般包括以双一流为导向的研究型大学、以教学与研究并重的教研型大学和以教学为主的普通本科院校；职业教育体系一般包括以一流职业教育为导向的应用型大学、以技术应用为导向的应用型本科和以技术传承为导向的高等职业院校。当前，中国学术教育体系培养链是完整的，水平是逐渐提升的，在亚洲属于第一梯队，在世界属于第二梯队；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是不完整的，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当前正以应用型本科建设为主，未来十年将以应用型大学建设为主，在205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体系。
② 关于互联网学习平台，目前以MOOCS平台最为先进，同时很多商业教育推广机构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网易云课堂（网易公开课）、百度传课、新浪爱课程、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主办的精品课、腾讯课堂等；教育主管部门也在积极筹划建设开放共享的互联网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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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ath of Internet + Education Supply-side Reform
ZHU Guohua1， WU Zhaoxue2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jiang College， Jinhua， Zhejiang 321013， China；
2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China）
Abstract： The field of Internet + education has rapidly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et thinking driven by the system-driven， technology-driven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t is experiencing four major transformation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forms， teaching paradigms，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teaching relations. In the face of the change of the reform situation， the main subjects of education supply such as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schools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should focus on reforms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thinking， constructing the ecology of the Internet + education and innovating the technology of Internet + educ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supply-side reform；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