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
黄克利
[摘 要]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归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训育制度及其所包含的一些政策措施大多借鉴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对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益的参考。然而，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教育是落后的封建意识思想的反映，不能与培养“现代国民”的要求相一致。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教育制度则又是极端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违背。因此，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无疑是一个交织着糟粕与精华、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混合体。
[关键词]民国 高校 训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25-0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将教育宗旨由“党化教育”改为“三民主义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严厉控制和管理。训育制度是国民政府的核心教育政策，也是最为持久、执行最为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其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教育面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隔膜，以往学术界对训育制度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而近年来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中小学训育制度或者个案研究等方面，从学理层面的论述仍显不足。本文拟从宏观层面上对民国时期高校训育制度的特点进行初步探讨，以裨于思考当前我国高校的教育制度改革。
一、借鉴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的产物
教育学意义上的训育，最早来自于19世纪德国“教育科学之父”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派理论。赫尔巴特说：“对青少年心灵产生直接影响，即有目的的进行的培养，就是训育。”[1]1929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教育部通令各省遵照执行，并设立训育人员，这就是训育制度的开始。高等学校训育制度开始于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高等教育训育的目标和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强化了高校的训育制度。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44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训育标准》，1947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专科以上学校训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纲要》、《标准》、《规程》的颁布和施行，使高校的训育制度日趋严格。
训育的目的之一是从生活上改造学生。这一理论来自于美国的教育学家杜威。杜威的代表性教育理论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杜威 “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蕴含着深刻的训育观，体现了实用主义思想重实验、重实用、重行动的特征。
导师制是训育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它起源于14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在中国最早施行导师制的是美国主办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37年，英国学者林迈可受聘为燕京大学教师并施行导师制，国内其他高校开始仿效。1938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1939年7月公布了《切实推进导师制办法》，强化了导师制的实施。1946年7月，教育部决定废除大学导师制，代之以训育委员会，施行了将近十年的高校导师制自此废止。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管理多来源于西方，训育制度及其所包含的一些政策措施大多借鉴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对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益的参考内容。
二、维系中国传统道德的方式
赫尔巴特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可见道德非常重要，要加强道德训育。193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施行《训育纲要》，开宗明义指出：“中华民国教育所需之训育，应为依据建国之三民主义与理想之人生标准作育学生，使之具有高尚之志愿，坚定之信仰，与智、仁、勇诸美德，在家为良善之子弟，在社会为有守之分子，在国为忠勇守法之国民，在世界人类为维护正义促进大同之英雄。”[3]从中可以看出，《训育纲要》包含有完整的传统道德思想。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明确道德内涵、强化道德训育，把传统道德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上述蒋介石的论述和《训育纲要》考量，国民政府训育的核心是四维、八德。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校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一律蓝地白字，以资启迪。这就是所谓的八德。1934年，蒋介石发起把中国传统典籍《管子》中的“礼义廉耻”渗入日常生活的新生活运动，规定礼义廉耻为共同校训。这就是所谓的四维。在四维、八德中，蒋介石更看重四维，他把四维、八德比喻为“无形的枪炮子弹”，认为它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认为它是“挽救危亡，复兴民族最好的武器”，所以倡导“一切的教育都要以四维、八德来做基础”。[4]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多次在演讲、训话中提到给青年学生灌输四维、八德的重要性，使青年学生能够明礼仪、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做一个中华民国的现代国民。
四维、八德是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行为规范，也是维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石。蒋介石看到了四维、八德的优点，所以把训育作为维系中国传统道德的方式，力图把心理训练与道德训练结合起来，塑造青年学生民族固有的高尚精神与道德。但是，他却忽视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文化与传统道德之间的严重不适应。
三、强化专制统治的工具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行政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制度之外，专制国家对教育管理的控制更加严厉。“党化教育”是孙中山采用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在教育政策上的反映。在1927年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就曾积极推行“党化教育”，要求教育要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并通令颁行，由此成为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施政纲领。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高等教育的“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其目标是“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5]在此，明确规定高校学生的使命是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在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是：“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这里提出的“为国家社会服务”，其实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绝对服从精神，养成服从的习惯和成为国民党的忠实信徒。
为了保证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贯彻，加强对青年学生和高校的教育管理与控制，向青年学生灌输“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的思想，国民政府还出台并推行了一些控制高校教育的严厉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非国民党党员不得担任校长职务，中等以上学校开设党义课，建立训导制度、实行军训，随时调查学生的学习内容及社交活动，在学校内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等。
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不仅有原则性的目标设定，而且还把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实施步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令、条例、规范、程序，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是，三民主义教育的本质是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三民主义治国”的政治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直接反映。蒋介石虽然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实际上却与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与其说“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是国民政府关于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教育宗旨，不如说是蒋介石强化个人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
四、模仿法西斯军事教育的制度
国民党政府为了严格控制学校，灌输“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思想，采取了学校管理军事化的措施，在小学和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在高中以上学校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制度来自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极大影响。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执政后，通过控制法西斯大评议会，实现了个人独裁。墨索里尼是军队的总司令、绝对的领导者，被称为元首。法西斯主义教育制度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和古罗马好战精神至上为核心内容的，其主导思想是把法西斯主义渗透到学校，向学生灌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思想。墨索里尼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法西斯主义教育，认为大学是继承古罗马好战精神的主要阵地。
民国高校的军事训练开始于1927年。作为实施“党化教育”方针的一项具体内容，《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规定，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1933年这一年，中国充满了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元首的崇拜”，“蒋介石认为要认真的学习法西斯并把它移植到中国，他派了四个合作者到意大利以便尽快了解法西斯主义的体系。”。[6]1936年12月，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制订《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管理办法》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及其他高等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国民党政府强制推行《青年训练大纲》。其基本观念强调：信仰并服从领袖，中华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等。这显然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如出一辙。
法西斯主义教育的性质是战争教育。蒋介石说：“要使学校绝对军事化，以教兵的方法，来纠正学生食衣住行之错误。以教兵的纪律，来强迫学生实施复兴民族的新生活运动。”[7]新生活运动和改良中国的社会习俗等活动无疑也是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此看出，军事训练也是国民党政府实施高校训育的重要方法。
五、结语
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有三个源头：一个是继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个是模仿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一个是模仿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民国时期高校的训育制度也基本上来源于这三个方面。除了道德教育基本承袭了传统的内容之外，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管理大多也是借鉴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更多的是受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教育制度的影响。
总的来看，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应该归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虽然为了适应每个不同时期的现实和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训育的内容与方式、政策与方针多次做了调整，但是，训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忠诚国民党的领导、服从领袖意志、为蒋介石政府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然而，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教育是落后的封建意识思想的反映，不能与培养“现代国民”的要求相一致。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教育制度则是极端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违背。因此，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无疑是一个交织着糟粕与精华、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混合体。
[ 参 考 文 献 ]
[1] 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8.
[2] 蒋介石.军事化的教育[A].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六）[C].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4：137.
[3]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J].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361，4-5，1332.
[4] 蒋介石.救国途径与教育的目的[A].佚名.青年的责任与修养——蒋委员长对青年的训话集[C].上海：真理书局，1937：139.
[5]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J].上海：开明书店，1934：17-19.
[6] 樊米凯，任筱萌译.意大利墨索里尼与中国蒋介石政府关系之始终（1930-1937）[J].中国文化研究，2009（夏之卷）：174.
[7] 蒋介石.现代行政人员须知[A].张耕法.青年与政治（蒋主席青年问题言论集）[C].上海：世界书局，1946：107.
[摘 要]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归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训育制度及其所包含的一些政策措施大多借鉴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对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益的参考。然而，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教育是落后的封建意识思想的反映，不能与培养“现代国民”的要求相一致。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教育制度则又是极端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违背。因此，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无疑是一个交织着糟粕与精华、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混合体。
[关键词]民国 高校 训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25-03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并将教育宗旨由“党化教育”改为“三民主义教育”，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严厉控制和管理。训育制度是国民政府的核心教育政策，也是最为持久、执行最为严格的教育管理制度，其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教育面貌。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隔膜，以往学术界对训育制度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而近年来的研究也多集中在中小学训育制度或者个案研究等方面，从学理层面的论述仍显不足。本文拟从宏观层面上对民国时期高校训育制度的特点进行初步探讨，以裨于思考当前我国高校的教育制度改革。
一、借鉴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的产物
教育学意义上的训育，最早来自于19世纪德国“教育科学之父”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派理论。赫尔巴特说：“对青少年心灵产生直接影响，即有目的的进行的培养，就是训育。”[1]1929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教育部通令各省遵照执行，并设立训育人员，这就是训育制度的开始。高等学校训育制度开始于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高等教育训育的目标和内容都做了详细规定。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强化了高校的训育制度。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1944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训育标准》，1947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专科以上学校训育委员会组织规程》。这些《纲要》、《标准》、《规程》的颁布和施行，使高校的训育制度日趋严格。
训育的目的之一是从生活上改造学生。这一理论来自于美国的教育学家杜威。杜威的代表性教育理论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杜威 “教育即生活”的理论蕴含着深刻的训育观，体现了实用主义思想重实验、重实用、重行动的特征。
导师制是训育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措施，它起源于14世纪的英国牛津大学。在中国最早施行导师制的是美国主办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1937年，英国学者林迈可受聘为燕京大学教师并施行导师制，国内其他高校开始仿效。1938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1939年7月公布了《切实推进导师制办法》，强化了导师制的实施。1946年7月，教育部决定废除大学导师制，代之以训育委员会，施行了将近十年的高校导师制自此废止。
民国时期的教育行政管理多来源于西方，训育制度及其所包含的一些政策措施大多借鉴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近代民主教育制度，对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益的参考内容。
二、维系中国传统道德的方式
赫尔巴特说：“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可见道德非常重要，要加强道德训育。1939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施行《训育纲要》，开宗明义指出：“中华民国教育所需之训育，应为依据建国之三民主义与理想之人生标准作育学生，使之具有高尚之志愿，坚定之信仰，与智、仁、勇诸美德，在家为良善之子弟，在社会为有守之分子，在国为忠勇守法之国民，在世界人类为维护正义促进大同之英雄。”[3]从中可以看出，《训育纲要》包含有完整的传统道德思想。蒋介石国民政府通过明确道德内涵、强化道德训育，把传统道德教育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上述蒋介石的论述和《训育纲要》考量，国民政府训育的核心是四维、八德。1931年教育部通令各校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一律蓝地白字，以资启迪。这就是所谓的八德。1934年，蒋介石发起把中国传统典籍《管子》中的“礼义廉耻”渗入日常生活的新生活运动，规定礼义廉耻为共同校训。这就是所谓的四维。在四维、八德中，蒋介石更看重四维，他把四维、八德比喻为“无形的枪炮子弹”，认为它存在于每个人内心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认为它是“挽救危亡，复兴民族最好的武器”，所以倡导“一切的教育都要以四维、八德来做基础”。[4]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多次在演讲、训话中提到给青年学生灌输四维、八德的重要性，使青年学生能够明礼仪、知廉耻、尽忠孝、行仁义，做一个中华民国的现代国民。
四维、八德是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行为规范，也是维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石。蒋介石看到了四维、八德的优点，所以把训育作为维系中国传统道德的方式，力图把心理训练与道德训练结合起来，塑造青年学生民族固有的高尚精神与道德。但是，他却忽视了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文化与传统道德之间的严重不适应。
三、强化专制统治的工具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行政制度都不可能游离于政治制度之外，专制国家对教育管理的控制更加严厉。“党化教育”是孙中山采用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在教育政策上的反映。在1927年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就曾积极推行“党化教育”，要求教育要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并通令颁行，由此成为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施政纲领。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高等教育的“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其目标是“学生应切实理解三民主义的真谛，并且有实用科学的知能，俾克实现三民主义之使命。”[5]在此，明确规定高校学生的使命是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在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是：“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这里提出的“为国家社会服务”，其实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绝对服从精神，养成服从的习惯和成为国民党的忠实信徒。
为了保证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贯彻，加强对青年学生和高校的教育管理与控制，向青年学生灌输“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的思想，国民政府还出台并推行了一些控制高校教育的严厉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非国民党党员不得担任校长职务，中等以上学校开设党义课，建立训导制度、实行军训，随时调查学生的学习内容及社交活动，在学校内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等。
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不仅有原则性的目标设定，而且还把目标分解为具体的实施步骤，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令、条例、规范、程序，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但是，三民主义教育的本质是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三民主义治国”的政治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直接反映。蒋介石虽然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实际上却与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因此，与其说“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是国民政府关于培养高等教育人才的教育宗旨，不如说是蒋介石强化个人专制统治的政治工具。
四、模仿法西斯军事教育的制度
国民党政府为了严格控制学校，灌输“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思想，采取了学校管理军事化的措施，在小学和初中实行童子军训练，在高中以上学校实行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制度来自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极大影响。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执政后，通过控制法西斯大评议会，实现了个人独裁。墨索里尼是军队的总司令、绝对的领导者，被称为元首。法西斯主义教育制度是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领袖至上和古罗马好战精神至上为核心内容的，其主导思想是把法西斯主义渗透到学校，向学生灌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思想。墨索里尼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法西斯主义教育，认为大学是继承古罗马好战精神的主要阵地。
民国高校的军事训练开始于1927年。作为实施“党化教育”方针的一项具体内容，《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规定，各学校应增设军事训练。“1933年这一年，中国充满了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元首的崇拜”，“蒋介石认为要认真的学习法西斯并把它移植到中国，他派了四个合作者到意大利以便尽快了解法西斯主义的体系。”。[6]1936年12月，教育部、训练总监部制订《高中以上学校学生军训管理办法》规定：凡大学、高级中学及专门学校、大学预科及其他高等以上学校，除女生外均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国民党政府强制推行《青年训练大纲》。其基本观念强调：信仰并服从领袖，中华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等。这显然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如出一辙。
法西斯主义教育的性质是战争教育。蒋介石说：“要使学校绝对军事化，以教兵的方法，来纠正学生食衣住行之错误。以教兵的纪律，来强迫学生实施复兴民族的新生活运动。”[7]新生活运动和改良中国的社会习俗等活动无疑也是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由此看出，军事训练也是国民党政府实施高校训育的重要方法。
五、结语
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有三个源头：一个是继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个是模仿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一个是模仿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制度。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民国时期高校的训育制度也基本上来源于这三个方面。除了道德教育基本承袭了传统的内容之外，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管理大多也是借鉴了西方的制度，尤其是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更多的是受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教育制度的影响。
总的来看，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应该归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虽然为了适应每个不同时期的现实和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训育的内容与方式、政策与方针多次做了调整，但是，训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忠诚国民党的领导、服从领袖意志、为蒋介石政府勇于牺牲的精神品质。然而，四维、八德的传统道德教育是落后的封建意识思想的反映，不能与培养“现代国民”的要求相一致。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军事教育制度则是极端的军事帝国主义思想，与世界的发展潮流相违背。因此，民国高校的训育制度无疑是一个交织着糟粕与精华、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混合体。
[ 参 考 文 献 ]
[1] 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48.
[2] 蒋介石.军事化的教育[A].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六）[C].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84：137.
[3]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J].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361，4-5，1332.
[4] 蒋介石.救国途径与教育的目的[A].佚名.青年的责任与修养——蒋委员长对青年的训话集[C].上海：真理书局，1937：139.
[5]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J].上海：开明书店，1934：17-19.
[6] 樊米凯，任筱萌译.意大利墨索里尼与中国蒋介石政府关系之始终（1930-1937）[J].中国文化研究，2009（夏之卷）：174.
[7] 蒋介石.现代行政人员须知[A].张耕法.青年与政治（蒋主席青年问题言论集）[C].上海：世界书局，194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