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医结合”协同发展的时代意蕴、地方实践与推进思路
张剑威+汤卫东
摘 要：“体医结合”的培育与形成，是新时期迎合国家体育战略的客观需要、体育产业与健康服务业延伸融合的内在诉求、缓解健康需求与医疗供给矛盾的重要手段，更是一种医治未病的健康新观念。基于全面将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考量“健康中国2030战略”引领下“体育+医疗”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在收集“体医结合”地方实践模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探索“体医结合”在实施层面的现实路径，提出加强统筹体育与医疗部门协同合作、注重“医体结合”健康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宣传推广“体医结合”健康服务新理念、因地制宜探索“医体结合”发展新模式等推进思路。
关键词：健康中国；体育产业；群众体育；发展路径；体医结合
中图分类号：G 804 学科代码：04030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o cultivate and build a pattern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is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sports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health services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relieve the contradictions of health needs and medical supplies， is to prevent disease as a new concept of therap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materials and data base of local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rogram upgraded to a national strategy.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tries to grasp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and explore the realistic path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It is the priority to smoothly coordinate sports institution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build the personnel team for talent cultivation. Meanwhile， it is of high need to promote the new concept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and explore new modes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etc.
Keywords： Healthy China； sports industry；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path；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1 “體医结合”的缘起与释义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体医结合”概念的国家。早在19世纪，美国的健康专家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体育与医学结合的可能性上，进行有关体育与医疗结合的研究论证。由于美国的市场化程度高，使得“体医结合”在美国众多医院与健身俱乐部的合作空间很大[1]。
如今，我国慢性病呈现“井喷”态势，“现代文明病”成为危害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体医融合”已经在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慢病防治规划（2017—2022）》中被提及，将体医融合融入健康中国的内涵，就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健康身体、健康环境、健康经济、健康社会在内的大健康，构建“体医结合”这一新模式对于服务人的全面健康具有重要意义[2]。
通过对近10年“体医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体医结合”概念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对其具体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在当前一些文献中从不同视角进行界定，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从抽象概念角度进行解释，例如“体医结合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单一系统的大健康服务模式”；2）从知识体系层面上进行阐述，例如“体医结合就是体育和医学的结合，就是指保健体育、运动医学、康复医学、医学营养、运动处方、健康评估等众多知识的集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3）从操作角度对“体医结合”定义进行界定，指向其实践内涵维度。例如，“体医结合”主要指体育部门与医疗卫生部门在医学体检、体质测定和保健康复等方面相互配合补充，将医疗服务、健康教育与全民健身高效顺利地在社区推进，见表1。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体医结合”界定为：运用体育运动方式配合医疗卫生治疗方案促使身体恢复、保持、促进健康的一种模式手段，其特色在于综合运用运动处方或养生保健等多种体、医元素，发挥其在慢性病预防和康复、健康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常可通过个人体质测评评估和医学检测个体健康状况，并参考相关指标制定科学的、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实现自我健康、提升健康水平，是慢性病、病兆、康复、亚健康等人群回归健康的最优途径。其中，体育健身与医疗卫生是“体医结合”的2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以大众健康提供服务为根本，但二者过程和方式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点。体育健身侧重前端，涵盖基本身体锻炼、保健、养生等工作；医疗卫生侧重后端，涵盖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工作。二者犹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2 “体医结合”发展的时代意蕴
2.1 “体医结合”：新时期实施国家体育战略的客观需要
体育事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满足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8]。纵观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一段时期内我国体育的政治色彩浓厚，担当起国家外交宣传、形象打造与实力塑造等的战略角色，通过竞技体育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北京奥运会后，“奥运奖牌热”逐渐褪去，体育的健康促进的价值越来越受重视。随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全面健身计划（2016—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体育的战略定位开始向提升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倾斜，要求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体医结合”被提升到打造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将进一步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方式，从而发挥其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2.2 “体医结合”：体育产业与健康服务业延伸融合的内在诉求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常态”就是其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与相关产业的融合[9]。《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以及“积极拓展业态，促进康体结合，鼓励交互融通”等促进融合发展的任务要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更是将“共享共建”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在相关章节中专门论述了“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培育体育医疗康复业”与“积极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对体育产业融入健康产业发展进行了战略规划。当前“体医结合”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系列政策出台为“体医结合”发展指明方向；产业融合为“体医结合”发展开辟新路径；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则为“体医结合”发展提供动力。体育产业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业态创新势必也愈来愈凸显。
2.3 “体医结合”：缓解国民健康需求与医疗供给矛盾的重要手段
据2013年调查资料：“与2008年比较，我国慢性病患病率上升了9百分点”，相当于增加了1.2亿病人[10]。我国慢性病病发人数快速上升，并占用了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医疗卫生机构不能有效分流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加深了供需矛盾。探寻“体医结合”这样一种主动式、低成本、长受益的模式，采取更为有效的“上游策略”，用“体育+医疗”的方式去保护和促进大多数“未病者”的健康，将人们从长期依赖的“药罐子”中解放出来，以减少看病端、治病端的医疗供给。“体医结合”，最直接地体现在于可以减轻医疗部门的工作负担，将一部分慢性病人群的治疗场所从医院分流到健身场所，以达到优化医疗资源、缓解医患矛盾、减轻财政负担的目标。
2.4 “体医结合”：一种医治未病的健康新观念
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一直致力于研究治病的药物和手术，然而，所有的药物治疗是控制疾病或消除疾病，未来的健康促进要从根源入手，重预防、治未病。而体育手段、运动健身可以全周期、全人群地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是对抗亚健康、降低慢性病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传统的“求医问药”是被动解决健康问题，不能从根源上降低疾病风险、增强人的体质。现在更应强调的是一种以运动健身方式代替或部分代替医疗手段，使身体恢复健康的“体医结合”模式，这是使慢性病患者、亚健康群体和康复人群迅速回归健康的有效途径，是“大健康、大卫生、大体育”的健康新观念。
3 地方实践：对“体医结合”发展的有益探索
3.1 “苏州模式”：制定“阳光健身卡”政策新尝试
2005年，苏州市政府制定推行“阳光健身卡”政策，并下发《关于做好医保人员“阳光健身卡”申领工作通知》，在全国率先采用体育与医疗相结合的方式，使申请者可以将个人医保账户结余金额按规定划拨到“阳光健身卡”中，用于在指定的运动健身中心进行体育消费，并享受各定点场馆“三优”（优先、优惠、优质）服务。在划转标准方面，苏州市社保办出台了几种金额划转标准供申领人选择。申领人可根据医保账户的结余金额情况，结合自身锻炼习惯，选择500元、1 000元、1 500元、2 000元4种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一次性转入“阳光健身卡”专用账户（见表2）。
2006年作为苏州推行“阳光健身卡”的元年，办理人数和划转金额分别只有1 116人与67万500元，而到了2013年9月，市区范围内共计办理3万5 372人，已累计将3 843万4 200元的医保账户金额划入市民的健身卡，定点合作体育场馆由最初的21家27座扩展到37家47座，而在2014年1年间苏州便有6 163人办理阳光卡，根据统计，平均每周阳光卡用户消费达到约1万7 000人次[11]。这对于引导大众进行运动健身，提高全民整體健康水平，缓解当地医疗压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体医结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苏州模式”以“一卡通”为合作方式在当地体育部门与医疗机构开展合作是切实可行的，未来仍需在技术指导、运动康复、病例档案管理等方面深入合作，例如可以在体育健身场所设立医疗咨询服务机构、为持卡人定期进行体检反馈及调整运动方案、进一步完善“体医结合”相关医疗机构的资质认证等，从而将传统意义上的健身场馆变成医疗部门的“运动康复室”，实现“体”与“医”的互融共通。
3.2 “上海模式”：嘉定区“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
体育与医疗卫生结合，上海已探索多年。上海市体育局为响应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于2016年10月20日主办首届社区（上海）体育论坛，论坛围绕主题“变革中的社区体育组织发展与建设”展开，从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出台“社区主动健康计划”。位于上海西北部的嘉定区，率先提出了建立社区“体医结合”工作模式：一是推广“体卫结合”社区体质测试站；二是提倡非医疗健康干预，将预防保健的“靶点”前移，对慢性病患者采取社区综合防治方式，使其接受科学医疗健康指导，以体育干预的方式缓解病症。举措之一便是构建“1+1+2”社区工作团队，把健康促进纳入到社区发展中，即1个居民自我管理小组长（病友推荐），1名社区医生再加上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中：干预小组中社区家庭医生为大家提供医疗保障，社会体育指导员则负责教授各类健身操，对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等慢病患者进行运动干预缓解病症；在社区街道设立体质监测中心，提供监测服务，根据检查结果，组织指导居民进行针对性的健身锻炼，以增进社区辐射范围内的整体健康水平。当前上海嘉定各乡镇街道几乎都建立了运动干预小组，仅马陆镇各村社就有十几个小组[12]。2016年12月29日，区政府出台了《嘉定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使“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把健康促进纳入到社区发展之中，融入社区自治自理，将健康的关口前移，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普及健康教育，达到促进身体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目前，上海嘉定全民健身整体水平位居全市前列，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连续4年蝉联全市第一。此后，嘉定将重点建设完善“1+2+5+12+X+N”的社区主动健康工程、社会体育组织培育工程、智慧体育工程等，助推健康上海建设[13]。
嘉定区“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发展实践证明：首先，获得各级政府引导和社区居民支持是“体医结合”开展的重要前提；其次，要強化政府的体育保障服务职能，寻求多方支持，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供切实的健康保障；第三，整合多方资源，打破体育、医疗卫生部门之间的壁垒，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3.3 地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呈现特征
“苏州模式”与“上海模式”显示出，当前我国“体医结合”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萌芽阶段，“体医结合”模式在实施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苏州“阳光健身卡”实施以来，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申领过程效率低。申领人只能通过传统的线下排队办理，需到苏州社保中心填表申请，市社保中心受理审核后，申领人于2个月之后才能到指定营业厅领取使用“阳光健身卡”；2）“体医结合”深度不够。目前的结合仅仅停留在医保与健身房之间（经济手段），而在指导患者科学健身、医疗技术与运动指导具体操作层面的结合还比较薄弱，结合持卡人的健康状况给予有效体质测试与指导较少。而上海“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在“体医结合”具体服务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体育与医疗2大系统互动积极性不高，存在体制、条块管理方面的障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的健康保障服务职能，往往需要依托居委会或街道协调体育和卫生2个部门在体质监测、健康宣传及在业务划分、资金投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开展工作。
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对“医体结合”在实践层面上的健康服务都做了一些积极尝试，从横向对比分析来看，各地区所出现特有的“体医结合”发展模式表明：“体医结合”模式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外显形式进行表达和实现。例如苏州“阳光健身卡”政策与上海“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一方面反映了“体医结合”的地域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体医结合”的具体发展模式设定要灵活，要适应所在地域经济、文化、社区体育发展现状。目前“体医结合”模式尚未形成固定化的内容和形式，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健康服务模式，寻找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能够积极配合、互相合作的健康服务项目是推进“医体结合”实现的重要环节。
3.4 发展导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是“体医结合”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抓手
公共体育服务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实现法律给予公民的体育权利，由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主要主体提供的、面向全体公民的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14]。上述2个案例均表明，公共体育服务已经成为“体医结合”依存的重要载体，体育健身场馆和医疗咨询服务机构建设是“体医结合”发展的重要阵地，基层政府和社区体育组织则在“体医结合”公共服务模式构建中发挥着扶持与引导的作用。由于公共体育服务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仅仅依靠体育行政部门无法完成这个艰巨且繁重的任务[15]。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体育行政部门如要进一步满足公民基本的体育与健康需求，则要求“体育事业深化改革应紧紧围绕构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16]。当前，社区体育、体育科研以及体育医疗卫生都属于公共体育范畴[17]。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促进人们健康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面向大众、进入人们视野，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应当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也要求对当前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模式进行新的定位和选择，而“体医结合”模式在社区场域内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不同体育、医疗以及健康需求，按照一定结构形式结合起来，成为了面向大众的新型公共体育服务基本模式，推行基于公共体育服务营造的“体医结合”模式，显然是较为恰当的选择。鉴于我国当前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未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社区医生的客观现实，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及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更加凸显了以公共体育服务组织建设为抓手来发展“体医结合”新型体育公共服务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4 “体医结合”模式的推进思路
4.1 体育与医疗部门要通力协作，形成发展合力
当前，我国体育与医疗2大部门由于管理系统的长期分离，互动积极性不高，存在体制、条块管理方面的障碍，需要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制订相应法律法规，为落实“体医结合”清除现存于体育、医疗卫生部门之间的体制、管理障碍。体育和医疗卫生相关各级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寻求两者的合作和配合，并在制订各项协同发展规划、政策时，由2部门共同参与协商、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形成具有一定导向性的指导性意见和政策。如在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库、完善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后续追踪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时，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应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主动搭好桥梁，打破部门壁垒，在业务划分和利益分配方面应做好合理的协调工作，形成共同促进居民健康的发展合力。
4.2 注重“医体结合”健康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
“体医结合”服务体系涉及到运动、医学、营养、健康管理等多方面知识，主要由2大领域的相关元素融合构成，为保证服务质量的落实，必须建立“运动型—医学型”二位一体人才结构，招募专业人才来组成知识性管理团队[18]。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引导有关高校合理确定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模……规范并加快培养……康复治疗师、健康管理师、健身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从业人员”[19]，《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培养健康教育师资，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内容。”
在实践中，体育院校和医学院校可以通过联合办学、联合培养等方式，依托各自办学特色和优势，设置具有“体医结合”特色的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体系，加强体教、医教协同，以培养既懂“体”又能“医”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加快建成以未来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规划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3个阶段有机衔接的“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同时，建立“医体结合”的继续教育及职业认证体系。有关管理部门可通过制定政策，建立相应人才激励机制，对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适当给予补贴，鼓励和吸引“体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到社区工作和服务，并推动健康产业的创业创新。
4.3 加大对“体医结合”健康服务的宣传推广力度
现阶段，人们虽然对健康促进、康复保健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还未从根本上理解与接纳，对“体医结合”的了解程度不高。“体医结合”试行初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城镇居民，社区是健康理念传播和“体医结合”服务提供的主要地点。为此，在城镇社区应加大“体医结合”的宣传力度，倡导“体医结合”健康观。例如：从青少年抓起，从提高少儿健康风险意识入手，培养其良好生活方式和终身锻炼的习惯；举办健康讲座、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提供健康咨询、建立健康档案等形式促进居民树立正确的运动观、体育观及健康观；由职能部门统筹组织人力编写相关手册，发放宣传手册、入户宣传；在人们进行体检时告知，也可通过社区服务中心等进行疾病预防和科学锻炼等宣传教育[20]；还可充分利用媒体、报刊、研讨会与移动互联网推送等多种新型大众传播媒介，以科学、健康、鼓舞人心的口号向社会宣传“体医结合”的健康价值、健康意义，以提高人们对“体医结合”的参与度、关注度和认可度，为“体医结合”这一健康观念与实践模式的传播与普及营造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
4.4 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医体结合”发展新模式
文献梳理和实地调研表明，我国“体医结合”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萌芽阶段，“体医结合”模式尚未形成固定化的内容和形式，应因地制宜地探索、选择当地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能够积极配合、互相合作的健康服务项目，以满足各地区居民的健康服务诉求，有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例如国家体育总局联手BTV体育俱乐部共同策划发起一项名为“为孕而动” 运动辅助治疗试点计划[21]，这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体医结合”计划的首个试点项目。该项目在中国妇女基金会支持下由北京天伦医院专家推荐100名肥胖型多囊卵巢不孕症患者，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健身中心接受为期28 d的运动减肥课程，每节课1.5 h，每周2～3节课，课程安排全程由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健身中心教练执行，实践案例证明，患者体重减少至少10%，通过针对性的专业运动方案帮助患者进行医学辅助治疗是切实可行的。再如：北京海淀区全民健身科学指导中心携手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推进的“测—评—防—指导”为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新体系；山东青岛市崂山区老年体协配合区卫生计生局组织编写慢病患者“体医结合”9种健康“运动处方”，制订个性化的“药物+”“运动+”饮食处方，在指导用药的同时提出适度运动的意见，以达到精准施治效果[22]；江苏常州体育医院从体检、体测开始便筛查亚健康、生活方式不良、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出具健康运动处方或生活方式干预处方，在医院更是配备专门的PT训练大厅和器械训练区，在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设置专门的健康咨询室，进行体医结合的综合治疗[23]；还有前文提及的苏州制定“阳光健身卡”政策、上海嘉定区“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等。尽管“体医结合”模式当前尚无一致的定义及确切的实践形式，但部分省市对推进“体医结合”的有益探索，无疑为“体医结合”步入科学、合理、长效的发展轨道提供了有益借鉴。
5 结束语
“医体结合”作为现代体育与现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体医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目前国内对该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尚处于新兴的发展阶段，仍需政府、社会、学校等各界高度重视、通力合作，才能推进该发展模式的长效运行，从而实现新形势下“体医结合”应有的功能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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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医结合”的培育与形成，是新时期迎合国家体育战略的客观需要、体育产业与健康服务业延伸融合的内在诉求、缓解健康需求与医疗供给矛盾的重要手段，更是一种医治未病的健康新观念。基于全面将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考量“健康中国2030战略”引领下“体育+医疗”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在收集“体医结合”地方实践模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探索“体医结合”在实施层面的现实路径，提出加强统筹体育与医疗部门协同合作、注重“医体结合”健康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宣传推广“体医结合”健康服务新理念、因地制宜探索“医体结合”发展新模式等推进思路。
关键词：健康中国；体育产业；群众体育；发展路径；体医结合
中图分类号：G 804 学科代码：04030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o cultivate and build a pattern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is the objective necessity to support the national sports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health services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which will relieve the contradictions of health needs and medical supplies， is to prevent disease as a new concept of therap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materials and data base of local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rogram upgraded to a national strategy.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tries to grasp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and explore the realistic path at the implementation level. It is the priority to smoothly coordinate sports institution and medical institution and build the personnel team for talent cultivation. Meanwhile， it is of high need to promote the new concept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and explore new modes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s etc.
Keywords： Healthy China； sports industry；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path；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al care
1 “體医结合”的缘起与释义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体医结合”概念的国家。早在19世纪，美国的健康专家就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体育与医学结合的可能性上，进行有关体育与医疗结合的研究论证。由于美国的市场化程度高，使得“体医结合”在美国众多医院与健身俱乐部的合作空间很大[1]。
如今，我国慢性病呈现“井喷”态势，“现代文明病”成为危害国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体医融合”已经在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慢病防治规划（2017—2022）》中被提及，将体医融合融入健康中国的内涵，就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健康身体、健康环境、健康经济、健康社会在内的大健康，构建“体医结合”这一新模式对于服务人的全面健康具有重要意义[2]。
通过对近10年“体医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体医结合”概念的理解可谓众说纷纭，对其具体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在当前一些文献中从不同视角进行界定，可归纳为以下几类：1）从抽象概念角度进行解释，例如“体医结合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单一系统的大健康服务模式”；2）从知识体系层面上进行阐述，例如“体医结合就是体育和医学的结合，就是指保健体育、运动医学、康复医学、医学营养、运动处方、健康评估等众多知识的集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3）从操作角度对“体医结合”定义进行界定，指向其实践内涵维度。例如，“体医结合”主要指体育部门与医疗卫生部门在医学体检、体质测定和保健康复等方面相互配合补充，将医疗服务、健康教育与全民健身高效顺利地在社区推进，见表1。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体医结合”界定为：运用体育运动方式配合医疗卫生治疗方案促使身体恢复、保持、促进健康的一种模式手段，其特色在于综合运用运动处方或养生保健等多种体、医元素，发挥其在慢性病预防和康复、健康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常可通过个人体质测评评估和医学检测个体健康状况，并参考相关指标制定科学的、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实现自我健康、提升健康水平，是慢性病、病兆、康复、亚健康等人群回归健康的最优途径。其中，体育健身与医疗卫生是“体医结合”的2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以大众健康提供服务为根本，但二者过程和方式各不相同、各有侧重点。体育健身侧重前端，涵盖基本身体锻炼、保健、养生等工作；医疗卫生侧重后端，涵盖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工作。二者犹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2 “体医结合”发展的时代意蕴
2.1 “体医结合”：新时期实施国家体育战略的客观需要
体育事业发展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满足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需要[8]。纵观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整个历程可以看出，一段时期内我国体育的政治色彩浓厚，担当起国家外交宣传、形象打造与实力塑造等的战略角色，通过竞技体育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北京奥运会后，“奥运奖牌热”逐渐褪去，体育的健康促进的价值越来越受重视。随着《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全面健身计划（2016—202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颁布，体育的战略定位开始向提升全民族的健康素质倾斜，要求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体医结合”被提升到打造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径，将进一步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方式，从而发挥其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2.2 “体医结合”：体育产业与健康服务业延伸融合的内在诉求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常态”就是其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与相关产业的融合[9]。《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以及“积极拓展业态，促进康体结合，鼓励交互融通”等促进融合发展的任务要求。《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更是将“共享共建”作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在相关章节中专门论述了“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培育体育医疗康复业”与“积极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对体育产业融入健康产业发展进行了战略规划。当前“体医结合”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系列政策出台为“体医结合”发展指明方向；产业融合为“体医结合”发展开辟新路径；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则为“体医结合”发展提供动力。体育产业是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和业态创新势必也愈来愈凸显。
2.3 “体医结合”：缓解国民健康需求与医疗供给矛盾的重要手段
据2013年调查资料：“与2008年比较，我国慢性病患病率上升了9百分点”，相当于增加了1.2亿病人[10]。我国慢性病病发人数快速上升，并占用了大量的医疗卫生资源，医疗卫生机构不能有效分流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加深了供需矛盾。探寻“体医结合”这样一种主动式、低成本、长受益的模式，采取更为有效的“上游策略”，用“体育+医疗”的方式去保护和促进大多数“未病者”的健康，将人们从长期依赖的“药罐子”中解放出来，以减少看病端、治病端的医疗供给。“体医结合”，最直接地体现在于可以减轻医疗部门的工作负担，将一部分慢性病人群的治疗场所从医院分流到健身场所，以达到优化医疗资源、缓解医患矛盾、减轻财政负担的目标。
2.4 “体医结合”：一种医治未病的健康新观念
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一直致力于研究治病的药物和手术，然而，所有的药物治疗是控制疾病或消除疾病，未来的健康促进要从根源入手，重预防、治未病。而体育手段、运动健身可以全周期、全人群地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是对抗亚健康、降低慢性病风险最有效的方式。传统的“求医问药”是被动解决健康问题，不能从根源上降低疾病风险、增强人的体质。现在更应强调的是一种以运动健身方式代替或部分代替医疗手段，使身体恢复健康的“体医结合”模式，这是使慢性病患者、亚健康群体和康复人群迅速回归健康的有效途径，是“大健康、大卫生、大体育”的健康新观念。
3 地方实践：对“体医结合”发展的有益探索
3.1 “苏州模式”：制定“阳光健身卡”政策新尝试
2005年，苏州市政府制定推行“阳光健身卡”政策，并下发《关于做好医保人员“阳光健身卡”申领工作通知》，在全国率先采用体育与医疗相结合的方式，使申请者可以将个人医保账户结余金额按规定划拨到“阳光健身卡”中，用于在指定的运动健身中心进行体育消费，并享受各定点场馆“三优”（优先、优惠、优质）服务。在划转标准方面，苏州市社保办出台了几种金额划转标准供申领人选择。申领人可根据医保账户的结余金额情况，结合自身锻炼习惯，选择500元、1 000元、1 500元、2 000元4种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一次性转入“阳光健身卡”专用账户（见表2）。
2006年作为苏州推行“阳光健身卡”的元年，办理人数和划转金额分别只有1 116人与67万500元，而到了2013年9月，市区范围内共计办理3万5 372人，已累计将3 843万4 200元的医保账户金额划入市民的健身卡，定点合作体育场馆由最初的21家27座扩展到37家47座，而在2014年1年间苏州便有6 163人办理阳光卡，根据统计，平均每周阳光卡用户消费达到约1万7 000人次[11]。这对于引导大众进行运动健身，提高全民整體健康水平，缓解当地医疗压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体医结合”的一种有益尝试。
“苏州模式”以“一卡通”为合作方式在当地体育部门与医疗机构开展合作是切实可行的，未来仍需在技术指导、运动康复、病例档案管理等方面深入合作，例如可以在体育健身场所设立医疗咨询服务机构、为持卡人定期进行体检反馈及调整运动方案、进一步完善“体医结合”相关医疗机构的资质认证等，从而将传统意义上的健身场馆变成医疗部门的“运动康复室”，实现“体”与“医”的互融共通。
3.2 “上海模式”：嘉定区“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
体育与医疗卫生结合，上海已探索多年。上海市体育局为响应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于2016年10月20日主办首届社区（上海）体育论坛，论坛围绕主题“变革中的社区体育组织发展与建设”展开，从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出台“社区主动健康计划”。位于上海西北部的嘉定区，率先提出了建立社区“体医结合”工作模式：一是推广“体卫结合”社区体质测试站；二是提倡非医疗健康干预，将预防保健的“靶点”前移，对慢性病患者采取社区综合防治方式，使其接受科学医疗健康指导，以体育干预的方式缓解病症。举措之一便是构建“1+1+2”社区工作团队，把健康促进纳入到社区发展中，即1个居民自我管理小组长（病友推荐），1名社区医生再加上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中：干预小组中社区家庭医生为大家提供医疗保障，社会体育指导员则负责教授各类健身操，对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等慢病患者进行运动干预缓解病症；在社区街道设立体质监测中心，提供监测服务，根据检查结果，组织指导居民进行针对性的健身锻炼，以增进社区辐射范围内的整体健康水平。当前上海嘉定各乡镇街道几乎都建立了运动干预小组，仅马陆镇各村社就有十几个小组[12]。2016年12月29日，区政府出台了《嘉定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使“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轨道，把健康促进纳入到社区发展之中，融入社区自治自理，将健康的关口前移，通过参与体育运动，普及健康教育，达到促进身体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目前，上海嘉定全民健身整体水平位居全市前列，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连续4年蝉联全市第一。此后，嘉定将重点建设完善“1+2+5+12+X+N”的社区主动健康工程、社会体育组织培育工程、智慧体育工程等，助推健康上海建设[13]。
嘉定区“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发展实践证明：首先，获得各级政府引导和社区居民支持是“体医结合”开展的重要前提；其次，要強化政府的体育保障服务职能，寻求多方支持，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供切实的健康保障；第三，整合多方资源，打破体育、医疗卫生部门之间的壁垒，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3.3 地方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呈现特征
“苏州模式”与“上海模式”显示出，当前我国“体医结合”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萌芽阶段，“体医结合”模式在实施层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苏州“阳光健身卡”实施以来，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申领过程效率低。申领人只能通过传统的线下排队办理，需到苏州社保中心填表申请，市社保中心受理审核后，申领人于2个月之后才能到指定营业厅领取使用“阳光健身卡”；2）“体医结合”深度不够。目前的结合仅仅停留在医保与健身房之间（经济手段），而在指导患者科学健身、医疗技术与运动指导具体操作层面的结合还比较薄弱，结合持卡人的健康状况给予有效体质测试与指导较少。而上海“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在“体医结合”具体服务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体育与医疗2大系统互动积极性不高，存在体制、条块管理方面的障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的健康保障服务职能，往往需要依托居委会或街道协调体育和卫生2个部门在体质监测、健康宣传及在业务划分、资金投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开展工作。
目前，国内一些地区对“医体结合”在实践层面上的健康服务都做了一些积极尝试，从横向对比分析来看，各地区所出现特有的“体医结合”发展模式表明：“体医结合”模式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外显形式进行表达和实现。例如苏州“阳光健身卡”政策与上海“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一方面反映了“体医结合”的地域性，另一方面体现了“体医结合”的具体发展模式设定要灵活，要适应所在地域经济、文化、社区体育发展现状。目前“体医结合”模式尚未形成固定化的内容和形式，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健康服务模式，寻找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能够积极配合、互相合作的健康服务项目是推进“医体结合”实现的重要环节。
3.4 发展导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是“体医结合”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抓手
公共体育服务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实现法律给予公民的体育权利，由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主要主体提供的、面向全体公民的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14]。上述2个案例均表明，公共体育服务已经成为“体医结合”依存的重要载体，体育健身场馆和医疗咨询服务机构建设是“体医结合”发展的重要阵地，基层政府和社区体育组织则在“体医结合”公共服务模式构建中发挥着扶持与引导的作用。由于公共体育服务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仅仅依靠体育行政部门无法完成这个艰巨且繁重的任务[15]。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体育行政部门如要进一步满足公民基本的体育与健康需求，则要求“体育事业深化改革应紧紧围绕构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16]。当前，社区体育、体育科研以及体育医疗卫生都属于公共体育范畴[17]。公共体育服务作为促进人们健康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面向大众、进入人们视野，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应当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也要求对当前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模式进行新的定位和选择，而“体医结合”模式在社区场域内很好地满足了人们的不同体育、医疗以及健康需求，按照一定结构形式结合起来，成为了面向大众的新型公共体育服务基本模式，推行基于公共体育服务营造的“体医结合”模式，显然是较为恰当的选择。鉴于我国当前大多数社区居委会未配备社会体育指导员和社区医生的客观现实，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及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更加凸显了以公共体育服务组织建设为抓手来发展“体医结合”新型体育公共服务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4 “体医结合”模式的推进思路
4.1 体育与医疗部门要通力协作，形成发展合力
当前，我国体育与医疗2大部门由于管理系统的长期分离，互动积极性不高，存在体制、条块管理方面的障碍，需要加大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制订相应法律法规，为落实“体医结合”清除现存于体育、医疗卫生部门之间的体制、管理障碍。体育和医疗卫生相关各级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寻求两者的合作和配合，并在制订各项协同发展规划、政策时，由2部门共同参与协商、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形成具有一定导向性的指导性意见和政策。如在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建立居民健康档案数据库、完善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后续追踪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时，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应根据自身情况“量体裁衣”，主动搭好桥梁，打破部门壁垒，在业务划分和利益分配方面应做好合理的协调工作，形成共同促进居民健康的发展合力。
4.2 注重“医体结合”健康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
“体医结合”服务体系涉及到运动、医学、营养、健康管理等多方面知识，主要由2大领域的相关元素融合构成，为保证服务质量的落实，必须建立“运动型—医学型”二位一体人才结构，招募专业人才来组成知识性管理团队[18]。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引导有关高校合理确定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规模……规范并加快培养……康复治疗师、健康管理师、健身教练、社会体育指导员等从业人员”[19]，《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也提到：“培养健康教育师资，将健康教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内容。”
在实践中，体育院校和医学院校可以通过联合办学、联合培养等方式，依托各自办学特色和优势，设置具有“体医结合”特色的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体系，加强体教、医教协同，以培养既懂“体”又能“医”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加快建成以未来市场需求调整人才培养规划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3个阶段有机衔接的“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同时，建立“医体结合”的继续教育及职业认证体系。有关管理部门可通过制定政策，建立相应人才激励机制，对参加相关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人员适当给予补贴，鼓励和吸引“体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到社区工作和服务，并推动健康产业的创业创新。
4.3 加大对“体医结合”健康服务的宣传推广力度
现阶段，人们虽然对健康促进、康复保健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还未从根本上理解与接纳，对“体医结合”的了解程度不高。“体医结合”试行初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城镇居民，社区是健康理念传播和“体医结合”服务提供的主要地点。为此，在城镇社区应加大“体医结合”的宣传力度，倡导“体医结合”健康观。例如：从青少年抓起，从提高少儿健康风险意识入手，培养其良好生活方式和终身锻炼的习惯；举办健康讲座、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提供健康咨询、建立健康档案等形式促进居民树立正确的运动观、体育观及健康观；由职能部门统筹组织人力编写相关手册，发放宣传手册、入户宣传；在人们进行体检时告知，也可通过社区服务中心等进行疾病预防和科学锻炼等宣传教育[20]；还可充分利用媒体、报刊、研讨会与移动互联网推送等多种新型大众传播媒介，以科学、健康、鼓舞人心的口号向社会宣传“体医结合”的健康价值、健康意义，以提高人们对“体医结合”的参与度、关注度和认可度，为“体医结合”这一健康观念与实践模式的传播与普及营造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
4.4 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医体结合”发展新模式
文献梳理和实地调研表明，我国“体医结合”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萌芽阶段，“体医结合”模式尚未形成固定化的内容和形式，应因地制宜地探索、选择当地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能够积极配合、互相合作的健康服务项目，以满足各地区居民的健康服务诉求，有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例如国家体育总局联手BTV体育俱乐部共同策划发起一项名为“为孕而动” 运动辅助治疗试点计划[21]，这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体医结合”计划的首个试点项目。该项目在中国妇女基金会支持下由北京天伦医院专家推荐100名肥胖型多囊卵巢不孕症患者，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健身中心接受为期28 d的运动减肥课程，每节课1.5 h，每周2～3节课，课程安排全程由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健身中心教练执行，实践案例证明，患者体重减少至少10%，通过针对性的专业运动方案帮助患者进行医学辅助治疗是切实可行的。再如：北京海淀区全民健身科学指导中心携手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推进的“测—评—防—指导”为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新体系；山东青岛市崂山区老年体协配合区卫生计生局组织编写慢病患者“体医结合”9种健康“运动处方”，制订个性化的“药物+”“运动+”饮食处方，在指导用药的同时提出适度运动的意见，以达到精准施治效果[22]；江苏常州体育医院从体检、体测开始便筛查亚健康、生活方式不良、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出具健康运动处方或生活方式干预处方，在医院更是配备专门的PT训练大厅和器械训练区，在运动与健康促进中心设置专门的健康咨询室，进行体医结合的综合治疗[23]；还有前文提及的苏州制定“阳光健身卡”政策、上海嘉定区“1+1+2”社区主动健康工程等。尽管“体医结合”模式当前尚无一致的定义及确切的实践形式，但部分省市对推进“体医结合”的有益探索，无疑为“体医结合”步入科学、合理、长效的发展轨道提供了有益借鉴。
5 结束语
“医体结合”作为现代体育与现代医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体现了体医渗透，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目前国内对该模式的研究和应用尚处于新兴的发展阶段，仍需政府、社会、学校等各界高度重视、通力合作，才能推进该发展模式的长效运行，从而实现新形势下“体医结合”应有的功能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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