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野下的我国农民教育问题

    何光全

    摘要：农民教育问题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问题。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将重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计划。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的现代性。现代性是指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现代性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体现出现代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就我国而言，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我国农民的现代性表现为以现代观念、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为内涵的人格特征。农民教育的宗旨在于通过各种正规、非正规和正式、非正式教育，培养农民的现代性，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目前我国农民现代性现状存在诸多问题：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还比较保守，科学、理性精神与个人效能感群体差异明显，政治、组织与社会治理参与程度较低，社会交往仍然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特征等。因此，如何将农村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这是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改变农民的“群体文化性格”，必须培育农民的现代人格特征。现代公民社会，没有农民公民素养的提高，我国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就无法实现。农民教育应该在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有和改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关键词：农民教育；现代化；现代性；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8）01-0068-10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8.01.00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于农业农村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十九大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之一，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关键在于通过教育大力提升我国农民的现代性。

    一、现代化与现代性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与现代性（Modernity）这两个术语都源于“现代”（Modern）。就字面含义而言，“现代”即指当今时代，包括“近代”和“当代”的内涵或指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阶段（陈柳钦，2011）。美国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认为，“现代化”过程是知识进展、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个人性格变化共同发生转变的过程（张静等，1992）。就社会而言，“现代性”是指近代西方社会启蒙运动以来所开启的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是一种持续进步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和价值观念。现代性是从哲学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現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陈嘉明，2003）。就个人而言，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现代性是很多性质的综合体，而心理属性和社会特征是人的现代性这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就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现代化是“因”，现代性则是“果”，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

    笔者认为，我国农民的现代性指农民在农村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属性和社会特征，主要表现为以现代观念、心理、态度和行为方式为内涵的人格特征。农村农业现代化是农民现代性养成的社会条件，而农民的现代性则是农村农业现代化的结果。农村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也就谈不上我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梦想。特别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主义运动，构成了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汪晖，2000），现代性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制度转型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刘小枫，1996）。总之，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民的现代性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教育对于提升农民现代性的重要意义

    教育对于提升个人现代性具有关键性作用。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强调教育水平与现代性有直接的独立的贡献。特别是学校教育是促使个人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他同时指出，如果说教育是决定和解释现代性的唯一因素，那就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并非教育本身，而是那些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以及他们的影响，才能够作为对个人现代性的真正解释。”

    1.学校教育与现代性

    学校教育对于现代性至关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学校教育是个人现代性形成的重要条件。“学校教育不仅教会了人们读写算的基本技能，也教给了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方式。在学校接受较长时间教育的人，不仅知识丰富，而且有强烈的个人与社会的效能感、强烈的时间观念，积极地参与地区社团的活动和事务，乐于接受新的事项观念和接触新事物。”（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其次，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的。在学校正式教育中，人们学会的新的生活态度、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在成年时都会显现出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学校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组织，它不仅是教学之地，而且从根本上说，还是使人们逐渐适应社会化的环境（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总之，由教育有形和无形提供的促成现代化的环境，无疑将为一个人在成年后转向或形成现代化的人格打下基础。

    2.继续教育与现代性

    就现代性而言，“没有人生来就是现代化的。人们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的。”（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台湾学者杨国枢认为，人的性格是可以改变的，而教育就是重塑人的性格的最有力的因素（张静等，1992）。成年人的人格的改变，甚至基本的价值和精神活动的方式的改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在人生任何阶段，特别是在成年早期和中期，人们能够经历非常重要的个人改变，有些是极为深刻的实质性的改变（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成人教育是促进成人人格变化的重要手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96）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对于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成人来说，成人教育是代替他们失去的基础教育。对于那些只受过很不完全的教育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补充初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对于那些需要应付环境的新的要求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延长他们现有的教育。对于那些已经受过高级训练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就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教育。成人教育也是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的手段。”也就是说，成人教育能为那些过去因各种原因没有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人们，提供重要的补偿机会和社会刺激，并促进其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

    3.工厂的教育因素与现代性

    人在社会和物质环境中的改变，就是人们从传统的乡村、农业耕作、氏族部落逐渐转到城市生活、工业职业和国家公民的过程所经历的过程（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到工厂工作无疑是促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现代生产有助于人们获得较强的效率感，生产技术和产品要求不断创新，使得人们对新经验保持开放的态度，尊重科学及技术。工业环境的生活工作经验能够使最初传统的、较不易改变的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自立、效率、家庭计划等方面，变成乐于接受新的经验和讲求效率（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总之，人在成年期如果环境改变，其个人的特征也会随之有所改变。这种人格的基本改变，不仅是“可能”，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并成为正在经历朝现代化方向改变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

    4.都市生活经验与现代性

    尽管都市生活经验有助于发展个人的现代性，但构不成独自发挥作用的因素（张静等，1992）。生活在农村的人在现代性方面的落后不是根源于他们是农民，而是在于他们生活劳动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和结构是传统的。现代化的环境和组织、从事的职业和同大众传播媒介接触的程度与范围，才是决定其现代性水平的重要因素。一个生长在农村的人，在受到较多的教育，经常与大众传播媒介接触，有长期的工厂工作经验，其结果会同生长在城市里的人同样的现代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即使在最为落后的乡村中，由外界正确的社会组织而刺激成年农夫们在态度、价值、知识和行为方面有基本的改变，而且这改变是很迅速的（张静等，1992）。

    5.传统文化与现代性

    无论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与其历史和传统相隔断，那么，现代化与传统是否是一种对立关系？在传统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但是，“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亲属关系形式、各种宗教、两性关系、服饰、娱乐消遣形式、房屋建筑风格和生活安排、亲密的个人内部关系模式、语言表达的方式、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以及其他大量的文化成分，是完全可与工业秩序和现代社会机构制度的其他方面和谐共存的。在这些能与现代性和谐共存的文化形式中，许多就是一般应被看作是传统的文化形式。”（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乃是一种选择的变迁，任何文化的发展或多或少地需要借鉴其他社会的文化特质，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将传统的文化特质和西方的文化特质加以综合，即新传统化过程（张静等，1992）。这種“新传统化过程”不是西化，也不是复古，而是使丧失的传统价值得以回归到现实中来。

    三、我国农民现代性现状与问题

    本文以成年农民为研究对象，依据与土地联系的紧密程度、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活空间、职业、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将研究对象具体分为三类：居村农民（即“狭义”上的农民，目前仍居住在农村并以农村户籍为身份标志和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农民工（目前虽未居住在农村，但仍有农村户籍身份标志，并主要以非农业为职业）；失地农民（目前已失去承包土地，居住在农村或城市，以农业或非农业为主要职业）。后两者又统称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或“农村转移人口”。

    根据上述假设，笔者构建了农民现代性测量指标体系，并在全国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针对农民工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23份，回收率为87.17%；居村农民问卷400份，收回321份，回收率为80.25%；失地农民调卷400份，收回312份，回收率为78%。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SPSS17.0统计工具。

    1.对待新经验、新事物和社会变革的态度比较保守

    （1）对工作、生活变化的态度。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要发生大的变化，希望略有变化的比例最高，希望完全保持原状的比例最低（见表1）。在对工作、生活变化的感受方面，农民工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变化较大，另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变化较小或保持原状，而大多数居村农民和失地农民认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变化不大，大多保持原状。将对工作、生活变化的态度与对工作、生活变化的感受联系起来看，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上述两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农民群体的保守性。

    （2）对待居住迁移和新生活环境的态度。与对工作、生活变化的态度相一致，三类受访者在现有生活不错的情况下都不太愿意改变居住环境，即使新居住地能挣更多的钱，也不太愿意冒“语言和风俗不同”的风险而改变现有居住环境（见表2）。比较而言，农民工在这一方面较少具有保守性，这与农民工具有一定社会流动经验较为一致。总之，就对待新经验、新事物和社会变革的态度而言，三类受访者都存在固守传统，冒险精神和进取心不强的局限性。

    2.科学、理性精神与个人效能感群体差异明显

    总体来说，大多数受访者对生产效率有正确认识，认识到通过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改进技术比单纯通过人力投入和数量的增加更能提高生产效率（表3）；对成功有着正确的认识，认为成功主要取决于个人勤奋，而不是家庭背景或运气的好坏（表4）；具有较高效能感，相信理性力量并具有较强理性精神。就做事的计划性和时间观来看，农民工优于居村农民和失地农民（见表5、表6）。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农民工较长时间外出务工，从事非农业领域工作，特别是那些进入现代工厂的农民工，由于现代工厂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了他们的组织性、计划性和时间观念。

    3.政治、组织与社会治理参与程度较低

    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治理，妇女享有更多权力和机会是现代人的重要特征。就这些方面来看，我国农民不仅参与程度较低而且积极性不高。大多数受访者没有参加任何党派（见表7）；没有参加工会组织或农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见表8）；从不或很少参与职工代表大会或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见表9、表10）；从不或偶尔参加基层的社会治理活动（见表11、表12）。

    4.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广泛但数字化贫困现象突出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认为，“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教育与大众传播媒体已被认为是判断个人现代性中任何态度的与价值的测量有效性的最恰当的外部标准。”（张静等，1992）调查表明，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电视、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已经普及，并成为他们及时了解和接受外部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见表13、表14）。“以自己的生活为半径，由内到外、由近及远”是大多数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特征（见表15）。网络、电视等新媒体已取代收音机、广播、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体，成为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此外，朋友、同事、伙伴或邻居之间的交流也是农民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并优先于报纸、书籍、期刊杂志等传统媒体（见表16）。但是，由于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农民在信息资源方面仍是“弱势群体”（徐雪高，2006），“数字化贫困”现象较为突出（闫慧等，2014）。

    5.在生育观、女性观、家庭观和社会观上传统与现代观念并存

    在生育观上，大多数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愿意生育1个孩子，而大多数居村农民愿意生育2个或更多孩子。从性别意识来看，尽管大多数农民对生男生女并不太看重，但是，无论农民工、失地农民还是居村农民，希望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比例较高，传统男尊女卑思想还广泛存在（见表17）。在家庭观上，大多数受访者比较注重夫妻之间的尊重与沟通，愿意帮助妻子做家务，权威主义、家长主义现象并不普遍（见表18、表19）。在社會观上，大多数受访者对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看法持有正确态度（见表20），但就对待彩礼这一态度来看，习俗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见表21）。

    6.休闲娱乐方式单一

    三类受访者的主要休闲娱乐方式是上网、看电视、听广播（见表22）。总体而言，农民休闲生活具有较强的文化同质性。文化同质性使其在共同社会网络中只能选择共同闲暇方式，从而导致闲暇方式单一（郭星华，2006）。

    四、我国农民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总体来说，在我国无论是初始教育还是继续教育②对于农民现代性的贡献都较低。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偏低，不仅致使他们在社会生存和发展、职业与就业方面处于劣势，而且极大地制约了农业农村现代化。

    1.初始教育不足

    截至2016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③已达到138271万人。根据相关数据推算，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比重为42.65%。调查显示，2012年我国劳动力中绝大部分接受正式教育的程度以中等教育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6年（梁宏，2013）。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劳动力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差距明显，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偏低。就农业而言，尽管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6.79年提升至2010年的7.54年，但人均受教育年限在8年以下，人均受教育水平仍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张爽，2014）。

    从农村转移劳动力来看，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70%，具有高中程度的占8.7%，即使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不足8年，大多数尚未完成高中阶段教育（郑风田，2010）。201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1%，小学文化程度占14%，初中文化程度占59.7%，高中文化程度占16.9%，大专及以上占8.3%（国家统计局，2016）。

    从居村农民来看，2010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程度比例最高，约52.44%，比外出农民工低约10%；高中程度比例为12.05%，与外出农民工相当；中专程度比例为2.93%，比外出农民工低2.87%；大专及以上比例为2.41%，比外出农民工低4.59%；小学及以下比例为30.17%，比外出农民工高18.5%（龙开元等，2014）。也就是说，与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相比较，居村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较低。农村常住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七成，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五成；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三成。

    与发达国家比较差距则更大。中美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比较发现：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比我国领先4年以上，美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劳动者约占74%，而我国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比例近94%；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37.3%，而我国仅有0.6%（张爽，2014）。

    2.继续教育不力

    针对农民的继续教育不力，主要体现在农业劳动力培训严重不足（见表24）。2010年农业部调查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总体上呈结构性下降趋势，一年之内接受过1次科技培训的农民不足1/3，接受过3次以上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3%，科技培训覆盖面很小，农民科技素质不高（李靖等，2010）。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劳动力参加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为14.87%，曾经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比例为16.88%（梁宏，2013）。本调查表明，最近一年来绝大多数受访者没有参加过任何正规培训。即使参加过正规培训的少数人，培训时间大多在1～2周内或不到1周（见表25）。从获得专业技术资格证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没有取得过任何证书。

    我国农业劳动力培训严重不足，主要症结在于农民教育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一是农民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与其承担的农村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使命不相匹配。二是农民教育规划与实施不仅与农民需求脱节，而且与企业、社会和市场需求脱节，不能有效满足不同类型农民、企业及社会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三是片面强调技术技能，忽视综合素质。四是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没有充分满足农民多元化学习需求，没有充分尊重作为成人的农民的学习特点和规律。

    五、提升农民现代性的主要教育策略

    农民教育的宗旨在于通过各种正规、非正规和正式、非正式教育，培养农民的现代性，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

    1.提升人力资本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强调，要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状况，就必须向农民进行教育及文化投资。“农民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要素，这既需要新知识又要新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仅仅从经验中学习不仅缓慢，而且在许多方面比其他学习方法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教育能承担起提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之前，在职培训起着很大作用。”（西奥多·W.舒尔茨，1999）理查德·B·弗里曼进一步说明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一个先进的国家，一个具有大量资本储备，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具有现代生产知识和技能的国家，只能以一种途径获得经济的增长，这就是增加有用知识的数量，并把这些知识运用于生产。我们把在经济活动中运用这些新知识增加产量的过程称作工艺技术的变化。”（理查德·B·弗里曼，1987）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压力依然较大，还有近48%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30%的人口还在从事农业生产。许多研究证明：包括物质、权利、人力和社会资本要素禀赋不足或资本占有程度不高，已成为我国农民难以顺利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阻碍。因此，如何将庞大的农村人口资源转化成人力资本，如何有效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这是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2.培育现代人格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人格是个体内部那些决定个体对世界独特顺应方式的各个生物-社会系统的动态结构。这些生物-社会系统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有组织的）。在与环境积极的相互作用中，它们决定了个体对生活独特的适应方式（K·W·夏埃等，2003）。简言之，人格是个体在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主动建构而形成的一套适应社会生活的独特方式。在深入考察现代社会的基础上，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将现代人的人格特征归结为：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接受社会变革和变化；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不同意见和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做事有计划性；尊重事实和验证，注重科学实验，探求未知；信赖人类理性力量；重视专门技术；敢于挑战传统；相互尊重与平等；了解本职工作和与此相关的生产过程和原理；等等。如前所述，我国农民在现代人格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如职业观念落后；对待新经验、新事物和社会变革的态度比较保守；科学、理性精神与个人效能感有待进一步提升；政治、组织与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在生育观、家庭观、女性观和社会观等方面“传统与现代”并存；社会交往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要特征等。总之，“受传统农业文化影响，我国农民以小农意识、地方保守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文化性格比较突出。”（张桂春等，2005）环境和教育是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要改变我国农民的“群体文化性格”，除了社会环境的改造，还必须通过教育这一重要渠道培育农民的现代人格特征。

    3.培养现代公民

    现代社会也称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会组织机构自愿组成的社会”（邓正来，2000）。就现代社会的意义而言，公民社会的建立是“现代民主社会赖以长期存在的社会框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石，也是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得以顺利施行建立的社会基础”（许峰，2004）。一个真正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必然是以培育大批高素质、符合公民社会要求的国民群体为前提条件，反过来，公民社会的建立也会促进国民身份向公民角色的迅速转变。没有农民公民素养的提高，我国公民社会和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也就无法实现。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总之，文化素养、科学素养、信息素养、思想道德修养、民主法治素养、心理素质等共同构成了人的现代性品质。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言：“完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只是一些空的驱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8）

    4.促进自我实现与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处于需求层次中最高层级的需要，而且是人類独有的。愈是高级的需要愈为人类所特有。然而，高级需要的实现需要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更好的外部条件（马斯洛，2003）。由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还存在诸多有碍于农民自我实现和发展的不利因素。例如，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所产生的自由流动和居住权的限制；社会身份固化所产生的公民权利、社会保障的不平等；人力资本不足所导致的职业固化以及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严重不足；城乡差别及其文化差异导致农民工所产生的自我认同、自我归属感的缺失等。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些根本原则将为农民的自我实现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教育应为农民的自我实现与发展做出贡献。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人的自由发展的实质是人按照自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动地从属于某种外在的强制，使自身的发展偏离和压抑了自己的内在本性。”（涂艳国，1999）

    5.提升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体现了个体的存在质量、发展、自我实现程度及其与他人和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在现代社会，一个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素质才能生活得愉快：乐于变迁的心态；设身处地的能力；民主平权的性格；守法守诺的精神；人际情感的归属；个人技能的改进；善于自处的本事（张静等，1992）。美国研究学会对“生活质量”的定义为：一是健康的身体状况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内容包括舒适的物质生活和安全的财物状况；身体健康和个人安全。二是人际关系，内容包括与配偶（或男朋友、女朋友）的关系；拥有和养育孩子；与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亲属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三是参与社会的、团体的和所在社区的活动，内容包括参与帮助和激励他人有关的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政府有关的活动。四是个人发展与自我实现，内容包括智力发展；个人的理解能力和规划能力；职业角色（工作）；创新能力和个人表达能力。五是娱乐活动等，内容包括社交活动；被动的、旁观性的娱乐活动；主动地、参与性的娱乐活动（George M.Gazda等，2006）。不难发现，这些生活质量指标及内涵与马斯洛需求理论具有高度一致性。如同人的需求的实现是不同层次需求实现的统一体，衡量生活质量的好与坏不是仅仅看单个指标的实现程度，而是对上述若干指标及其实现程度的整体评价。然而，就我国农民而言，物资资本、权利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有的不足，决定了他们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参与、休闲娱乐以及个人发展与自我实现的程度和整体水平还不高。也就是说，我国农民的生活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教育在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占有与改善方面将大有作为。

    注释：

    ① 由于每项均有缺省数据，故表1～表25中针对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居村农民的调查项目之和小于100%。

    ②“初始教育”（Initial Education）是指一个人在接受继续教育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和达到的教育水平。与继续教育相比较，初始教育是基础、起始点，继续教育则是“初始教育”的延伸、补充和发展。也就是说，继续教育是相对初始教育而言的。

    ③ 该数据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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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2017-11-12 责任编辑 田党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