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的是品格
贺铿语：凭工资我根本买不起房；县级的GDP都是县长做出来的；房价过高有官商勾结......
别人的高考志愿都是自己填写的，贺铿的高考志愿却是老师帮他选定的，原本没选湖北大学，最后却收到了该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贺铿说：“我的一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知识广泛，所以也希望自己将来做得像老师一样。”
贺铿说，我是想什么说什么，发出自己内心中真实的声音。有时我想的未必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是想说的。
对于幸福的理解，贺铿认为幸福与痛苦是相伴而行的；浪漫不是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真爱是永存的，但需要努力培养。
贺铿是我国著名的统计教育学家和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曾任西安统计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十二届中央副主席。他是大统计学思想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被不少网民称为“一个有良心的部级官员学者”。他有着多年的经济统计和经济分析工作的经验，他深切了解数字背后的中国。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官员，又是一个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物，常发“雷人”之语，观点一针见血，比如“凭工资我根本买不起房”、“县级的GDP都是县长做出来的”、“房价过高有官商勾结”等，字里行间全都代表着民生利益。
贺铿没有一点官员架子，也没有一些学者的清高。记者采访过不少学者官员，有的人会断然拒绝，说出某些理由不愿接受采访；有的人压根就不接电话，或者不回短信；有的人即便答应采访了，而后又以各种理由推托。贺铿不是。即便他忙，也会告知，这便是贺铿的真的一面。这次有机会与贺铿面对面地交流，感到非常轻松愉快。
漫漫求学路
1942年5月，贺铿出生在湖南临湘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尽管父母都是农民，但对于孩子的教育丝毫不马虎。贺铿四岁时就被送去上私塾，但好景不长，只上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于动乱，加上家里条件不好，就一直辍学在家。1951年，时局稳定，快10岁的贺铿才又走进校园开始念书，这时他念的是小学二年级，然而一个学期没念完，就出麻疹了。由于贺铿家离学校比较远，有七八里路，所以就住在了外婆家。外婆担心出事，所以就把出麻疹的贺铿送回了家。
回到家中的贺铿在病好以后，每天帮着父母干些农活，俨然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帮手。
1953年，教小学的舅舅对他说：“你也不小了，该去上学，现在湖北高小正在招生，你去了，正是念五年级，你去考一下，看能不能考进去。”
经过舅舅的辅导，贺铿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口试。老师担心他念高小有些吃力，便让他从四年级念起。两年后，贺铿小学毕业，顺利考上了湖北赤壁一中。当时全校50多个学生中只有20多个考上初中，贺铿是其中之一。
13岁那年，他一天还插秧一两亩地，农村啥农活他都能干。
贺铿说，初中毕业后，他想考师范，这样可以分担家庭负担，但学校动员并保送他上了高中。
1959年，正在念高中的贺铿对诗词产生了兴趣，闲暇时喜欢作诗写词，并把对社会现象的不满表达出来，结果有人给他“穿小鞋”告状，为此，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好在班主任和校长非常喜欢他，也对他的发展期望很高，最后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别人的高考志愿都是自己填写的，贺铿的高考志愿却是老师帮他选定的。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报考的南京大学，但最后却收到了湖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当时学校也感到非常奇怪。
就这样，贺铿顺利地进了湖北大学。贺铿说：“在大学期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我大学的专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拿到中上成绩，所以我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去图书馆看书上，那时主要偏重文史、哲学、自然科学类的书。”
走上三尺讲坛
快到毕业时，学校领导找贺铿谈话，希望他能留校任教。
贺铿认为，留校任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加上自己也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他说：“因为我的一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知识广泛，所以也希望自己将来做得像老师一样。”
那时，留校任教要考查家庭背景。贺铿的祖父属于上中农，属于成分有问题；舅舅有过激烈的言论，判过几年刑，属于社会关系有问题；而贺铿的父亲在当地当过甲长，属于在历史上有污点。综合以上几点，1965年大学毕业的贺铿与母校擦肩而过。
当时他想去商学院，但由于他的班主任比较喜欢他，便推荐他去武汉审计学院。经过权衡，他最终选择去了武汉审计学院，成为了一名教师。
1971年，北京建工学院和武汉审计学院合并在武汉成立武汉工业大学。学校合并后院系调整，贺铿任教的统计专业没有了，原来的老校长让他去基建处工作，任副主任。
没过两年，学校总务处主任年龄大了，又安排贺铿当总务处主任。贺铿说，那时，他还想回到母校湖北大学教书，那里有自己的专业，母校都同意了，但武汉工业大学就是不放人。
贺铿一边当主任，管理学校事务，一边还得教学。贺铿说：“这里没有自己的专业，怎么办呢？只得改行其他专业。”学校开始让他到数学教研室去，当时他的夫人也在数学教研室。他觉得两个人在一个教研室不好，就调到了力学教研室。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的贺铿，心里憋着一股劲，把两本教科书中的5000多道力学题做了个遍。
经过一年多的看书做题，又常去武汉大学“蹭课”，这让他在工程力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他教工程力学课程时，大家觉得他讲得不错。
随后，贺铿又担任了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等四大力学的教学工作。这些专业除了数学这个基础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每次新专业的学习和教学工作都会遇到些困难，凭着不服输、要做得比别人好的劲头，贺铿的教学质量不断攀升。
教了九年工程力学之后，贺铿面临评职称阶段，虽然教学工作做得不错，但属于半路改行做力学教学工作的，在评职称时碰到了一些阻力。这时，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南财经大学，也希望他回到母校工作。1979年下半年，贺铿回到了梦寐以求的母校。
1982年，国家计划派一批年轻的高校教师到美国深造，贺铿被选中了。他到美国后主要学习了经济计量学。要知道，那时能够出国深造是很多人的梦想，而贺铿便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与贺铿一同出国的人中，有的选择留在了国外，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贺铿说，在那里语言不过关，因为是学俄语出身，科研成果比较多，学校也比较重视自己，加上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回国，继续当老师，只是改教经济统计学了。
多年前，美国的教授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一期经济学培训班，贺铿是首批六十个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了经济计量学这门当时在我国还没有的新学科。
“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都是研究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只不过它的方式不一样，它是用模型的方法，用定量的形式进行分析。不是一般的从理论到理论，它是量化的，更具体。”
他说，中共中央几次在决议文件中，都讲到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后又提出了重视软科学的研究，而经济计量学正是软科学的重要内容。
从学者到官员
1991年，由于在统计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贺铿在国家统计局陕西西安统计学院老院长退休后接任院长职务。
贺铿说，当时老院长退休，他们在全国招人，不知道怎么就盯上了他，就这样，他被调到了西安。由于在统计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他去，当时他的心理也是矛盾的。去与不去，究竟到哪里去更好呢？去西安，爱人不同意，认为西安各方面都不可能比武汉好。
但西安统计学院前前后后动员了三次，贺铿决定还是自己先去。既然选择了，就要努力做到最好。贺铿凭着骨子里的那股韧劲，专心致力于工作，干了两年半后，他感觉不错，于是就把老婆孩子带了过去。 哪知行李箱子还未打开，就把他调到了国家统计局当副局长，直到2004年才离开统计局，去了九三学社当副主席。
“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因为过去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没想过当政府官员。”由此改变了贺铿从园丁到公仆的角色转变。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被某种东西推着前行的。
贺铿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工作了九年，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本职工作。虽然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也没有放弃教学研究业务，每年还在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两个学校带博士生。
作为我国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贺铿说：“因为我做这一专业最早，而且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是开拓者。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学者，像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学问做得比我深，他们做的学问比我要强。”
贺铿既是个著名的学者，也是副部级领导，但他不喜欢学者型官员这个说法。“做一个官员没有学问行吗？我觉得做学问和做政府官员只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分工，在知识方面有同样的要求，不能说做官就可以对知识的要求低一些。”
贺铿并未因身分的变化改变自己，他仍然保持着谦逊、平和、求实、创新的学者风范。他说，我是想什么说什么，发出自己内心中真实的声音。有时我想的未必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是想说的。
与数字、公式打交道是枯燥的，但贺铿却把它看做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这一方面与他的天赋、兴趣有关；另一方面，要归结于他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说，任何工作只有你钻进去，就不会感到枯燥，而且越来越有味道。
贺铿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作，共培养了近40名研究生；出版了《经济计量学原理与应用》等7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持完成了近20项软科学课题，其中三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的那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凌晨两点开始写到凌晨六点的。
笑对人生
在谈到家庭教育时，贺铿坦言，由于爱人也是教师，所以各人在事业中都分别做好自己的角色。只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以爱人为主。教育孩子，他主张严格，同时给孩子独立的人格和成长的空间，不能事事都管着。现在有些家长对孩子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这样教育出的孩子不会好到哪里去。你看，现在的大学生弄不好就跳楼，没有承受压力的能力。要按照他们的思路，我跳一千回都不止。
人们常说人生有酸甜苦辣，贺铿却说，我真不知道什么是苦，就看怎样去理解苦的涵义了。做什么事情，都要下定决心做好，任何人都要有这个精神。现在，当老师的不完成教学任务，让学生帮着做的事情也是有的。有人说薰衣草代表着幸福、浪漫、真爱。我想，有这样认识的人一定是青年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我认为幸福与痛苦是相伴而行的；浪漫不是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真爱是永存的，但需要努力，要培养。
现在，贺铿已经退休，一有时间，就写写大字，既没有临帖，也没有看什么书法书，纯属个人喜好。他笑言：“要说我的字属于什么体，那就是‘贺体”！
别人的高考志愿都是自己填写的，贺铿的高考志愿却是老师帮他选定的，原本没选湖北大学，最后却收到了该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贺铿说：“我的一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知识广泛，所以也希望自己将来做得像老师一样。”
贺铿说，我是想什么说什么，发出自己内心中真实的声音。有时我想的未必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是想说的。
对于幸福的理解，贺铿认为幸福与痛苦是相伴而行的；浪漫不是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真爱是永存的，但需要努力培养。
贺铿是我国著名的统计教育学家和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曾任西安统计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十二届中央副主席。他是大统计学思想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被不少网民称为“一个有良心的部级官员学者”。他有着多年的经济统计和经济分析工作的经验，他深切了解数字背后的中国。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官员，又是一个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物，常发“雷人”之语，观点一针见血，比如“凭工资我根本买不起房”、“县级的GDP都是县长做出来的”、“房价过高有官商勾结”等，字里行间全都代表着民生利益。
贺铿没有一点官员架子，也没有一些学者的清高。记者采访过不少学者官员，有的人会断然拒绝，说出某些理由不愿接受采访；有的人压根就不接电话，或者不回短信；有的人即便答应采访了，而后又以各种理由推托。贺铿不是。即便他忙，也会告知，这便是贺铿的真的一面。这次有机会与贺铿面对面地交流，感到非常轻松愉快。
漫漫求学路
1942年5月，贺铿出生在湖南临湘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尽管父母都是农民，但对于孩子的教育丝毫不马虎。贺铿四岁时就被送去上私塾，但好景不长，只上了几个月的时间，由于动乱，加上家里条件不好，就一直辍学在家。1951年，时局稳定，快10岁的贺铿才又走进校园开始念书，这时他念的是小学二年级，然而一个学期没念完，就出麻疹了。由于贺铿家离学校比较远，有七八里路，所以就住在了外婆家。外婆担心出事，所以就把出麻疹的贺铿送回了家。
回到家中的贺铿在病好以后，每天帮着父母干些农活，俨然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帮手。
1953年，教小学的舅舅对他说：“你也不小了，该去上学，现在湖北高小正在招生，你去了，正是念五年级，你去考一下，看能不能考进去。”
经过舅舅的辅导，贺铿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口试。老师担心他念高小有些吃力，便让他从四年级念起。两年后，贺铿小学毕业，顺利考上了湖北赤壁一中。当时全校50多个学生中只有20多个考上初中，贺铿是其中之一。
13岁那年，他一天还插秧一两亩地，农村啥农活他都能干。
贺铿说，初中毕业后，他想考师范，这样可以分担家庭负担，但学校动员并保送他上了高中。
1959年，正在念高中的贺铿对诗词产生了兴趣，闲暇时喜欢作诗写词，并把对社会现象的不满表达出来，结果有人给他“穿小鞋”告状，为此，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好在班主任和校长非常喜欢他，也对他的发展期望很高，最后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别人的高考志愿都是自己填写的，贺铿的高考志愿却是老师帮他选定的。第一志愿报考的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报考的南京大学，但最后却收到了湖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当时学校也感到非常奇怪。
就这样，贺铿顺利地进了湖北大学。贺铿说：“在大学期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图书馆。我大学的专业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拿到中上成绩，所以我把更多的时间都用在了去图书馆看书上，那时主要偏重文史、哲学、自然科学类的书。”
走上三尺讲坛
快到毕业时，学校领导找贺铿谈话，希望他能留校任教。
贺铿认为，留校任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加上自己也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他说：“因为我的一些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课讲得好，而且知识广泛，所以也希望自己将来做得像老师一样。”
那时，留校任教要考查家庭背景。贺铿的祖父属于上中农，属于成分有问题；舅舅有过激烈的言论，判过几年刑，属于社会关系有问题；而贺铿的父亲在当地当过甲长，属于在历史上有污点。综合以上几点，1965年大学毕业的贺铿与母校擦肩而过。
当时他想去商学院，但由于他的班主任比较喜欢他，便推荐他去武汉审计学院。经过权衡，他最终选择去了武汉审计学院，成为了一名教师。
1971年，北京建工学院和武汉审计学院合并在武汉成立武汉工业大学。学校合并后院系调整，贺铿任教的统计专业没有了，原来的老校长让他去基建处工作，任副主任。
没过两年，学校总务处主任年龄大了，又安排贺铿当总务处主任。贺铿说，那时，他还想回到母校湖北大学教书，那里有自己的专业，母校都同意了，但武汉工业大学就是不放人。
贺铿一边当主任，管理学校事务，一边还得教学。贺铿说：“这里没有自己的专业，怎么办呢？只得改行其他专业。”学校开始让他到数学教研室去，当时他的夫人也在数学教研室。他觉得两个人在一个教研室不好，就调到了力学教研室。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的贺铿，心里憋着一股劲，把两本教科书中的5000多道力学题做了个遍。
经过一年多的看书做题，又常去武汉大学“蹭课”，这让他在工程力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他教工程力学课程时，大家觉得他讲得不错。
随后，贺铿又担任了工程力学、材料力学等四大力学的教学工作。这些专业除了数学这个基础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每次新专业的学习和教学工作都会遇到些困难，凭着不服输、要做得比别人好的劲头，贺铿的教学质量不断攀升。
教了九年工程力学之后，贺铿面临评职称阶段，虽然教学工作做得不错，但属于半路改行做力学教学工作的，在评职称时碰到了一些阻力。这时，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南财经大学，也希望他回到母校工作。1979年下半年，贺铿回到了梦寐以求的母校。
1982年，国家计划派一批年轻的高校教师到美国深造，贺铿被选中了。他到美国后主要学习了经济计量学。要知道，那时能够出国深造是很多人的梦想，而贺铿便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与贺铿一同出国的人中，有的选择留在了国外，而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
贺铿说，在那里语言不过关，因为是学俄语出身，科研成果比较多，学校也比较重视自己，加上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回国，继续当老师，只是改教经济统计学了。
多年前，美国的教授在北京颐和园举办了一期经济学培训班，贺铿是首批六十个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了经济计量学这门当时在我国还没有的新学科。
“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学都是研究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只不过它的方式不一样，它是用模型的方法，用定量的形式进行分析。不是一般的从理论到理论，它是量化的，更具体。”
他说，中共中央几次在决议文件中，都讲到既要重视定性分析，也要重视定量分析，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后又提出了重视软科学的研究，而经济计量学正是软科学的重要内容。
从学者到官员
1991年，由于在统计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贺铿在国家统计局陕西西安统计学院老院长退休后接任院长职务。
贺铿说，当时老院长退休，他们在全国招人，不知道怎么就盯上了他，就这样，他被调到了西安。由于在统计学方面取得的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他去，当时他的心理也是矛盾的。去与不去，究竟到哪里去更好呢？去西安，爱人不同意，认为西安各方面都不可能比武汉好。
但西安统计学院前前后后动员了三次，贺铿决定还是自己先去。既然选择了，就要努力做到最好。贺铿凭着骨子里的那股韧劲，专心致力于工作，干了两年半后，他感觉不错，于是就把老婆孩子带了过去。 哪知行李箱子还未打开，就把他调到了国家统计局当副局长，直到2004年才离开统计局，去了九三学社当副主席。
“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因为过去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做学问的事情，没想过当政府官员。”由此改变了贺铿从园丁到公仆的角色转变。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被某种东西推着前行的。
贺铿在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位置工作了九年，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本职工作。虽然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也没有放弃教学研究业务，每年还在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大学两个学校带博士生。
作为我国经济计量学的开拓者，贺铿说：“因为我做这一专业最早，而且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是开拓者。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学者，像我的一些学生，他们的学问做得比我深，他们做的学问比我要强。”
贺铿既是个著名的学者，也是副部级领导，但他不喜欢学者型官员这个说法。“做一个官员没有学问行吗？我觉得做学问和做政府官员只是一个不同性质的分工，在知识方面有同样的要求，不能说做官就可以对知识的要求低一些。”
贺铿并未因身分的变化改变自己，他仍然保持着谦逊、平和、求实、创新的学者风范。他说，我是想什么说什么，发出自己内心中真实的声音。有时我想的未必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一定是想说的。
与数字、公式打交道是枯燥的，但贺铿却把它看做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这一方面与他的天赋、兴趣有关；另一方面，要归结于他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说，任何工作只有你钻进去，就不会感到枯燥，而且越来越有味道。
贺铿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和科研作，共培养了近40名研究生；出版了《经济计量学原理与应用》等7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持完成了近20项软科学课题，其中三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的那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凌晨两点开始写到凌晨六点的。
笑对人生
在谈到家庭教育时，贺铿坦言，由于爱人也是教师，所以各人在事业中都分别做好自己的角色。只是在教育孩子方面，是以爱人为主。教育孩子，他主张严格，同时给孩子独立的人格和成长的空间，不能事事都管着。现在有些家长对孩子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这样教育出的孩子不会好到哪里去。你看，现在的大学生弄不好就跳楼，没有承受压力的能力。要按照他们的思路，我跳一千回都不止。
人们常说人生有酸甜苦辣，贺铿却说，我真不知道什么是苦，就看怎样去理解苦的涵义了。做什么事情，都要下定决心做好，任何人都要有这个精神。现在，当老师的不完成教学任务，让学生帮着做的事情也是有的。有人说薰衣草代表着幸福、浪漫、真爱。我想，有这样认识的人一定是青年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我认为幸福与痛苦是相伴而行的；浪漫不是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生活；真爱是永存的，但需要努力，要培养。
现在，贺铿已经退休，一有时间，就写写大字，既没有临帖，也没有看什么书法书，纯属个人喜好。他笑言：“要说我的字属于什么体，那就是‘贺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