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中于阗白衣立佛瑞像源流研究
张小刚
[摘要]在敦煌壁画中，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题材丰富、数量众多，背光中布满化佛或者头上戴冠系带是其显著特征；在和田地区考古遗迹、石窟壁画中发掘的白衣立佛可推断为敦煌壁画中相关造像的原型；而这种背光中布满化佛造像样式，可能与舍卫城神变故事对佛教造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犍陀罗艺术中也有这种造像形式的原型。由此我们能够了解白衣立佛造像从印度到西域，再到敦煌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佛教美术；敦煌壁画；于阗白衣立佛瑞像
[Abstract] Among various images of Dunhuang murals， there's a large number of Khotan white-clad standing Buddha images of various themes， featuring Buddha-covered background or crown on head and ribbon fastened. Khotan white-clad standing Buddha images excava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grotto murals in Khotan could be presumed to be the prototype of relevant images found in Dunhuang murals. And the pattern of Buddha-covered background might be closely related to Sravasti stories' influence on Buddhist statue. The prototype of such statue pattern was also found in Gandhara Art. Thus we'd be able to get an idea of how white-clad Buddha statue got to spread from India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n to Dunhuang.
[Key words]Buddhist art； Dunhuang murals；Khotan white-clad standing Buddha images[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敦煌石窟于阗图像研究”（项目编号：12XKG00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年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项目编号：13&ZD087;）阶段性成果。
在敦煌瑞像图中，有一些身着白色袈裟的佛像，可以统称为白衣佛瑞像。这些白衣佛瑞像的原型主要是以白银或白檀香木为材质，或者以弥勒佛或佛影或部分于阗瑞佛等为题材的一些造像。本文试图从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出发，结合今天在和田地区已经发现的相关造像遗存，对于阗白衣立佛瑞像的源流做一些探讨。
一 、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
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数量众多，根据造像的题材内容可分为以下八种：
（一）于阗石佛瑞像
莫高窟中唐第231、237、53、449窟主室龛内北披，绘一身立佛像，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下垂，手把袈裟，身体与袈裟漫成一色，或为蓝色或为绿色，在第231窟内有榜题：“于阗国石瑞像”（图1）。莫高窟第8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2格内与榆林窟第33窟南壁也绘有这种瑞像。莫高窟第9、340、39、4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8格绘制一身相同姿势的立佛像，身体与袈裟也漫成一色，但颜色均为白色或铅灰色（图2）。莫高窟第14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9格也绘一身立佛像，右手垂于体侧，左手于胸前把袈裟，身体与袈裟漫成白色，这些图像可能都是于阗石佛瑞像。伯希和在莫高窟第220窟曾抄出榜题：“石佛应现于阗国时”[1]121，说明此窟内绘制有此种瑞像。敦煌文书P.3352与S.5659均记载有“石佛瑞像记”的文字，指的应该就是这种瑞像。
（二）从憍赏弥国腾空来住于阗东媲摩城佛像
敦煌壁画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媲摩城瑞像图。其中，莫高窟中唐第231、236、237窟内绘制的媲摩城瑞像，属于一种装饰佛造像，有的有榜题，作：“于阗媲摩城中雕檀瑞像”（图3）。莫高窟五代第14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7格内，绘一尊立佛，身着白色袈裟，背光中满布化佛，榜题：“□（憍）赏弥国有瑞佛□（像）□（腾）□（空）来住于阗国”（图4）。伯希和曾在莫高窟第76窟内抄出瑞像榜题：“此像从憍（？）惂（？）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见在殊灵瑞寺（？）”[1]178，我们又从莫高窟第454窟内抄出瑞像榜题：“憍赏弥□□瑞佛像现来住于阗国”。莫高窟第98、39、45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内的白衣立佛瑞像可能也是媲摩城瑞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中有如下记载：“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中，今见在，殊灵瑞”（P.3033 V）、“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见在，殊灵瑞。下，其像承云”（S.2113V-a）、“憍赏弥国佛来住于阗国”（P.3352、S.5659），这些也都是与洞窟中此种瑞像的榜题密切相关的文字。
（三）于阗坎城瑞像
敦煌壁画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坎城瑞像图。其中，莫高窟中唐第231、237、236、449、53窟内绘制的坎城瑞像，用敦煌瑞像图通式的形式表现，形象为：一尊立佛，身着土红色通肩式袈裟，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之上，有的有榜题：“于阗坎城瑞像”（图5）。莫高窟第126窟甬道北披西起第6格内绘一身立佛像，着白色袈裟，身体与衣服漫成一色，舟形身光中满布化佛，榜题：“……□□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图6）。伯希和曾在莫高窟第220窟内抄出瑞像榜题：“释迦牟尼佛白檀真容从汉国来次（坎？）城住”[1]121，我们在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披西起第7格内白衣立佛瑞像旁抄出榜题：“……佛真容白□香為身从……坎城住”。莫高窟第98、39、4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6格与第146、454窟甬道北披西起第7格内所绘的白衣立佛像均可能是此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还记载：“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下，其像手把袈裟”，这些文字也来源于洞窟中瑞像图的榜题。（四）于阗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
敦煌壁画中有三种不同形式的于阗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其中，莫高窟中唐第231、237、236窟主室龛内西披中部，绘一身立佛，着白色袈裟，身体与衣服漫成一色，头戴三珠宝冠，头后系带，带两端顺肩下垂至腰，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之上，有的有榜题：“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图7）。莫高窟中唐第53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10格内的白衣立佛像可能也是此种瑞像。我们按照榜题将这种形式的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称之为“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
莫高窟第231、237窟主室龛内北披西起第4格内，绘一身立佛，着土红色通肩式袈裟，榜题作：“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图8）。莫高窟第236窟主室龛内北披西起第3格内也绘有此种瑞像，晚唐第72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5格内亦绘此种瑞像，也有榜题：“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如（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这些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均用敦煌瑞像图通式的形式表现。敦煌文书P.3352-c与S.5659中均记载：“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国海眼寺住”，这些文字也来源于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图的榜题。
莫高窟第12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内绘一立佛像，身着白色袈裟，舟形身光中满布土红色线白描的结跏趺坐形小化佛，榜题：“……住海眼寺”。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南披西起第7格内的白衣立佛像可能也是此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身，从国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其像手把袈裟”，明确提到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的释迦牟尼真容是白檀身像，这与第126窟白衣立佛形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的形象相符。白衣立佛形式的“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与红衣立佛形式的“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這两种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的图像同时出现在莫高窟第231、237、236等窟的瑞像群中，说明了在中唐绘制这些洞窟内的瑞像图时，将其当作了两种瑞像，但实际上其原型应该是同一身于阗佛像，也就是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的释迦牟尼佛白檀身真容像。
（五）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
莫高窟中唐第231、237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4格内，绘一尊立佛瑞像，着白色通肩式袈裟，在第231窟内有榜题：“迦叶佛从舍卫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图9）。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曾抄出榜题：“迦叶佛亦从舍卫国腾空而来于阗国人虚（虔）敬不可思议”[1]178，在莫高窟第220窟又抄出榜题：“迦叶如来从舍卫国腾空至于阗国”[1]121，说明这两窟之内原本也有宋代绘制的此种瑞像。敦煌文书中记载：“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国人虔敬，无不遂愿”（S.5659）、“迦叶佛亦从舍卫国腾空而来，住于阗国，人皆虔敬，不可思议。其像亦把袈裟”（S.2113V-a），就是指此种瑞像。
（六）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
莫高窟中唐第231、237、236窟主室龛内西披中部，绘一身立佛，着白色袈裟，头戴三珠宝冠，头后系带，带两端顺肩下垂至腰，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之上，在第231窟内有题榜：“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于国城住”（图10）。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征波施佛亦从□□□□□而同来在于阗□□□□”[1]178，说明此窟内原本有宋代的这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记载：“徽波陁（施）佛从舍卫国住，腾空而同来，在于阗城住，城人钦敬，不可思议。其下像侧”，亦指此种瑞像。
微波施即毗婆尸，为过去七佛之第一佛。伯希和在莫高窟第220窟抄出榜题：“□毗娑（婆）尸佛从舍卫国胜（腾）空至于阗国时”[1]121，说明第220窟内原本有宋代的这种瑞像。敦煌文书中亦记载有此种瑞像的榜题文字：“毗婆尸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有人钦仰，不可思议”（P.3352-c、S.5659）。
（七）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
莫高窟晚唐第72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6格内，绘一身立佛，着白色袈裟，戴三珠宝冠及耳饰，头后系带，带两端沿两肩下垂，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上，头光与身光中饰鳞形纹，榜题：“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图11）。瑞像背光中的鳞形纹应该就是抽象化的千佛图案。莫高窟中唐第449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7格内戴三珠冠及项饰的白衣立佛可能也是此种瑞像。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结（？）迦伄（？）佛（？）亦从舍卫……”[1]178，说明此窟内原来也有宋代的这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即指此种瑞像。
结迦宋可能就是拘留孙[2]，为过去七佛之第四佛。伯希和在莫高窟第220窟抄出榜题：“南（？）无拘留孙佛□□□□来住于阗国”[1]121，说明第220窟内原有宋代的拘留孙佛来住于阗瑞像。
（八）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莫高窟晚唐第72窟主室龛内北披西起第3格内，绘一身坐佛，着偏衫式白色袈裟，结跏趺坐于金刚狮子座上，左手平置于腹前，右手于胸前结印，榜题：“伽你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图12）。同披西起第2格内有一身立像，着白色袈裟，头戴三珠宝冠，头后系带，带两端分别沿两肩下垂，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上，榜题：“观音菩萨瑞像纪”（图13）。经过我们考证，前一身白衣坐佛可能为迦毕试国银瑞像，后一身白衣立佛很可能才是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伽你释迦牟尼应作伽你迦牟尼，为过去七佛之第五佛。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伽你□□□□佛□□□国腾空□□在□□□”[1]178，都与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有关。
上述“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
瑞像”“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结迦宋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都是属于从舍卫国腾空来在于阗固城住的过去七佛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释迦牟尼亦从舍卫国腾空同来，在于阗国城住。手把袈裟”，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释迦佛亦从舍卫国□空同来在于阗国城□□”[1]178，说明敦煌壁画中原来应该还有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在这里，释迦牟尼应该是作为过去七佛之第七佛而出现的，这种瑞像很可能也是白衣立佛的形象。在这些固城瑞像图中，有一些还是头戴宝冠及头后系带的装饰佛形象，还有一些则在背光中布满千佛或象征千佛的抽象图案。
在敦煌壁画瑞像图中，头戴宝冠及头后
垂带的装饰佛形立佛像均是于阗的各种瑞佛像，包括上述媲摩城中雕檀瑞像、海眼寺释迦圣容像、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等，其中除了媲摩城中雕檀瑞像着土红色袈裟以外，其余均着白色袈裟。
在敦煌壁画瑞像图中，在背光中布满千佛或象征千佛的抽象图案如鳞形纹等图案的立佛像均是于阗的各种佛瑞像，包括上述从憍赏弥国腾空来住于阗东媲摩城佛像、从汉
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释迦牟尼佛白檀香身真容、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身从王舍城腾空来住于阗海眼寺瑞像、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等。
在敦煌壁画瑞像图中，身体与袈裟乃至背光漫成一色的立佛瑞像绝大多数都是于阗的各种佛瑞像，又可以按照是否身着白色袈裟而细分成两种。其中，着白色袈裟的立佛瑞像有于阗石佛瑞像（如莫高窟第9、39、45等窟）、从憍赏弥国腾空来住于阗东媲摩城佛像、从漢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释迦牟尼佛白檀香身真容、海眼寺释迦圣容像、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身从王舍城腾空来住于阗海眼寺瑞像、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等。着蓝色或绿色袈裟的立佛瑞像如于阗石佛瑞像（如莫高窟第231、237、53、449等窟）、于阗玉河浴佛瑞像（莫高窟第72窟）、从耆山履空而来于阗牛头山瑞像（如莫高窟第231、237、72窟）。莫高窟53窟主室龛内有四身立佛，均着白色袈裟，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下垂把袈裟，分别位于西披南起第10、5格，南、北披西起第3格内，其中第一身为头戴宝冠并系垂带的装饰佛样式，另外三身背光中均饰有鳞形纹，这四身白衣立佛应该均属于阗诸佛瑞像。敦煌石窟中归义军时期（晚唐、五代、宋初）背光中饰千佛或鳞形纹的于阗诸佛瑞像图，现存于莫高窟第85窟甬道南、北西起第9格，第340、9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第401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第397窟甬道北披西起第5格，第45、98、126窟甬道南、北西起第6格，第108、146窟甬道南、北西起第7格，第454窟甬道南披西起第8格，北披西起第7格。榆林窟33窟南壁下排有一身立佛，袈裟、身体及背光漫成一色，应该也属于于阗诸佛瑞像。从伯希和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220窟的照片来看，该窟南壁上排与中排原来各有一身立佛，袈裟、身体及背光漫成一色，可能也属于此种瑞像。另外莫高窟第39窟甬道南、北披西起第6格内各绘一身白衣立佛，背光中虽无千佛或鳞形纹，但无疑与上述诸窟内的于阗诸佛瑞像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极有可能表现的就是白檀香身的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来住于阗海眼寺瑞像与释迦牟尼真容从汉国腾空住坎城瑞像，因为通过窟内的榜题我们能够确定莫高窟第126窟甬道顶两披就有这样两尊白檀香身瑞像。同样根据窟内榜题，我们能够确定第14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7格内为憍赏弥国瑞佛像来住于阗瑞像，第108窟甬道北披西起第7格内为释迦牟尼真容白檀香身从汉国腾空住坎城瑞像。至于窟内其他形象类似却无榜题的画像，则难以具体一一比定，姑且以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统称之。另外，归义军时期的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除了延续早期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下垂把袈裟的姿势外，还较多出现双手于胸前结说法印的姿势，例如，在莫高窟第45窟甬道两披上对应的两身白描立佛就分别作这两种姿势，在莫高窟第39窟内两身佛均为前一种姿势，在莫高窟第454窟内两身佛均为后一种姿势，另外在莫高窟第146等窟内两身佛则均为左手于胸前把袈裟，右手直垂于体侧的姿势，这应该是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受到了凉州瑞像样式影响的结果。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所获的盛唐后期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绘制的诸瑞像中，有一身白衣装饰佛立像（图14），斯坦因描述道：“画的是一尊佛像，右手举起施无畏印，全身环绕在一个椭圆形背光之中，背光中呈放射状画满了小佛像，小佛的姿势与大立佛相同”[3]；“头饰很独特，是一个无花纹、无边的冠，花成三条，越向上越宽，从冠上挂下来一条粉红色纱巾，垂在人物身后，长及脚踝。椭圆形背光包围着整个人物，背光中有许多闪光的小立佛半身像”；“右上方有方形题榜，题识已剥落”，他认为这一幅画的所有细节，都与他1901年在和田大哈瓦克——威亚拉（即热瓦克大塔，笔者注）的南墙角发现的两个大泥浮雕像完全相同，甚至连衣褶都相同。他同意富歇的研究结果，认为它们以及犍陀罗浮雕中小得多的类似雕像表现的都是释迦牟尼于舍卫国降服外道[4]。索珀则怀疑其是媲摩城檀像[5]。
在敦煌石窟现存瑞像图中，背光中布满化佛或者头上戴冠系带的立佛瑞像均是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大多数时候这两种特征并不同时出现于一种瑞像身上，目前仅能确定莫高窟第72窟的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既戴冠系带，背光中又布满象征千佛的鳞形纹。我们可以肯定上述绢画Ch.xxii.0023上立佛像属于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而且可能是其中的飞来固城住瑞像。敦煌瑞像图中目前发现的固城瑞像包括了过去第一佛毗婆尸（微波施）佛、过去第四佛拘留孙（结迦宋）佛、过去第五佛拘那含牟尼（伽你迦牟尼）佛、过去第六佛迦叶佛、过去第七佛释迦牟尼佛，均从舍卫国腾空来住于阗固城。虽然缺少过去第二佛尸弃佛和第三佛毗舍浮佛，但我们认为敦煌固城瑞像是表现过去诸佛“从舍卫国腾空来在于阗固城住”之瑞像，当无太大问题。
二、和田地区出土的白衣立佛瑞像遗存
2002年9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河岸边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该遗址东墙北侧有一尊大立佛，身着白色袈裟，身后有大背光，身光中布满白描的小化佛，其胸前似乎佩戴有璎珞，可能属于一种装饰佛[6]（图15、16）。上文已经论述，在敦煌瑞像图守护于阗的诸佛瑞像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些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身佛像可能是一身于阗的佛瑞像，在于阗地区流行的这一类佛像应该是敦煌瑞像图中相关的于阗诸佛瑞像图的原型。
1900年至1901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A.Stein）在我国新疆和田地区进行了盗掘，其结果刊布于《古代和田》一书内。斯坦因在今和田市洛浦县热瓦克佛塔寺院发掘出近百尊浮雕的塑像，其中大部分较真人要大，其中“緊靠寺院的南角，立有两尊巨型雕像（R.xii和R.xiii）[7]，雕像周围环绕着非常大的装饰性光轮，并且二者非常相似。在热瓦克佛塔寺院中发现的这两尊佛像，背光中布满千佛（图17、18），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东墙北侧的那一身佛像具有相同的特征，可能都属于同一种佛教造像题材，根据敦煌瑞像图来看，与守护于阗的某一些瑞佛像也有密切联系。
在莫高窟126、146等窟出现了在甬道顶部两披相对绘出的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化佛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热瓦克佛塔寺院出土的大量立佛像中也仅有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化佛的立佛像，而且这两身佛像处于一处墙角的两边上，从位置上来说既有紧临的相连关系又有一定对应关系，克孜尔石窟第17窟左右甬道外侧与第123窟主室南北两壁都相对绘出了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立佛的立佛像，玛扎伯哈石窟第9窟内也有形象类似且位置相对的两身立佛像，说明在相对的位置绘出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化佛的立佛像，这种内容与形式并不是敦煌本地的原创，而是来自西域的于阗、龟兹等地的某一些传统造像的因素。
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东墙北侧的白衣大立佛在位置上相对的西墙北侧，所绘的是一尊身着土红色通肩袈裟，肩部罩帷帐式的衣物。从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来看，我们还发现在这身佛像残存的左肩上有一条从头后沿肩部垂下的系带[8]298-299。因此，这尊立佛很可能是一身装饰佛像，其头后下垂的系带也是我们在敦煌石窟于阗诸佛瑞像中常见的特征，所以这类立佛像应该也是敦煌相关瑞像题材的原型之一。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中出土的罩帷式袈裟立佛（标本06CDF2：002）的头后也有垂带[8]307，可能也是类似的于阗装饰佛瑞像。我们认为敦煌绘画中于阗装饰佛瑞像头后的系带应该是受西域尤其是于阗当地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的装束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地方造像样式[9]。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的造像题材和内容。此遗址北墻前塑一尊结跏趺坐佛，塑像两侧的北壁下部各绘一尊立佛，东墻与西墻均主要各绘两尊立佛，合起来为七尊佛像，可能表现的正是以释迦为中心的七佛题材[10]。根据我们的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于阗固城瑞像主要是从舍卫国而来的过去七佛造像。
另外，1908年斯坦因在和田东部的法哈特伯克亚伊拉克（Farhad Beg Yailaki，或译为铁提克日木）遗址清理发掘出的两块木板画上均绘制有白衣立佛，编号分别为F.II.iii.002与F.II.iii.4，现皆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美国学者威廉斯（J.Williams）夫人将这两身白衣立佛像归属于于阗瑞像一类[11]，虽然她在文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样定性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她认为这两身白衣立佛像在形象上有其特殊性。
三、于阗白衣立佛瑞像的图像来源
著名的阿旃陀（Ajanta）石窟位于今印度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城以北约105千米。阿旃陀石窟第10窟是一个大型的支提窟，窟内后部造一座窣堵波，左右后三壁前方设倒“U”字形排列的廊柱，不少廊柱中上部表面绘制有笈多时期约公元5至6世纪的壁画，在壁画上可以见到不少的白衣佛[12]，既有着袒右袈裟的倚坐佛像或结跏趺坐佛像，也有着白色袈裟的侧立佛像。这些佛像有的着厚重的通肩袈裟，在袈裟表面有密集而整齐下垂的衣纹线（图19），与典型的犍陀罗佛陀造像的袈裟衣纹形式极其相似，我们在莫高窟北魏第254、263窟，西魏第288、431、435窟中心柱后方的主室西壁中央也发现有身着类似形式袈裟的结跏趺坐的白衣佛像[13]。由此可见，在印度本土有绘制白衣佛的传统和遗存。于阗与敦煌两个地区发现的白衣佛造像应该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本土。背光中布满千佛的造像样式，可能与舍卫国存在一定关系。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曾在舍卫城现大神变，化现千佛，以降服外道[14]。舍卫城神变故事对佛教造像的影响，可参见日本宫治昭先生的论述[15]，犍陀罗艺术中有这种造像形式的原型，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卡拉奇博物馆等博物馆中均收藏有千佛化现的浮雕，一般画面均为中间是禅定而坐的佛陀，两侧呈放射状整齐排列立佛像，左右各四身（图20、21）。于阗固城瑞象是从舍卫国腾空而来的瑞像，其造像特征中有“千佛化现”的因素是容易理解的，于阗其他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中出现千佛特征可能是受到了固城瑞像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犍陀罗艺术到于阗当地艺术再到敦煌唐代前期艺术中相关造像背光中的化佛均为立像，龟兹艺术中相关造像背光中的化佛既有立像也有坐像，敦煌五代前后相关于阗造像背光中的化佛则多为坐像，反映了背光中千佛的形象随着地域与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我们认为“从冠上挂下来一条粉红色纱巾”更是敦煌瑞像图中各种于阗装饰佛瑞像特有的标志物。头后垂绢带是于阗国王的装束特征之一，这与敦煌瑞像图中的各种于阗装饰佛瑞像头后的垂带可以相互印证。我们还注意到，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背光中布满千佛的那一身立佛，其头顶戴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冠帽，其正面的轮廓呈扇面形，分成上下三层，最下层由不同颜色的方格相间组成，立佛头后圆形头光的内圈也采用了这种形式的装饰图案。这种装饰方格图案的扇面形头冠，在于阗地区发现的绘画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蚕种西传故事木板画上就绘有头戴这种头冠的女性人物（图22），又如近年来在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与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出土的菩萨壁画残块上都绘有戴类似头冠的菩萨像。在敦煌壁画中也发现了扇面形且分格装饰的菩萨头冠，如莫高窟第372窟主室南壁初唐阿弥陀经变与第328窟主室西壁龛内顶部盛唐弥勒说法图中的少数菩萨的头冠（图23），这可能是受到西域佛教艺术影响的产物。莫高窟中唐第231、236、237窟内绘制的媲摩城瑞像头戴长尾宝冠或圆形毡帽。传说于阗的勃伽夷城瑞像就是一种头戴宝冠的佛像，据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条记载：
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时照……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顶。今所冠
者，即先王所施也。[1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7]。通过玄奘的记述我们知道，传说勃伽夷城瑞像之所以头戴宝冠是由于当地国王施舍宝冠置于像顶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暗示了于阗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的装束对当地造像样式的影响。
于阗白衣立佛瑞像一般著通肩袈裟，左手下垂把袈裟或捻袈裟，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或施无畏印。这是印度佛教造像尤其是犍陀罗艺术中常见的形式。在中亚地区出土的一些公元2至3世纪的舍卫城神变浮雕造像（图24）上，我们可以看到着厚重通肩式袈裟，左手下垂把袈裟衣角，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脚下出水，双肩出火的立佛形象。除了舍卫城神变造像以外，犍陀罗艺术中还有一些释迦佛像也作手把袈裟形，而且这种形象的释迦像也传到了中国新疆地区，例如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的2至3世纪的一尊立佛像（图25）与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今和田地区民丰县喀拉萨依村（Karasai）出土的5世纪的立佛像（图26）就十分相似，在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与墨玉县库木拉巴特出土的5世纪前后的影塑立佛像也多为这种形象[18]，在云冈石窟第18窟两侧壁各雕造的一身立佛也作左手下垂把袈裟的形式，可见今新疆及其以东地区的手把袈裟形立佛像应该都来源于犍陀罗造像。手把袈裟形立佛像在犍陀罗艺术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形象作为古代印度佛教造像的一种形式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瑞像采用左手把袈裟的这种形式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认为犍陀罗艺术中手把袈裟的立像与千佛化现的图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于阗地区背光中布满千佛且手把袈裟的立佛像，这种形式继续东传，至迟在唐代前期已经传播到敦煌及其以东地区，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的于阗瑞像即为实例。在龟兹地区也出现了千佛化现与立佛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化现的千佛既有立像也有坐像，后者继续影响到敦煌及其以东地区的相关造像，并成为表现千佛的主要形式，由此出现的情况是，在敦煌五代前后的相关于阗造像背光中的千佛均采用坐像的形式来表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印度本土绘制白衣佛的传统传到于阗地区形成了于阗的白衣立佛，除了一般形式的于阗白衣立佛外，又与千佛化现图像相结合，产生了千佛化现式的于阗白衣立佛造像，这种造像形式继续东传到敦煌及其以东地区，产生了盛唐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的于阗瑞像，以及经过演变的莫高窟第126窟五代时期的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释迦牟尼佛白檀香身真容像与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瑞像等瑞像图。另外，于阗一般的白衣立佛像传到敦煌，从而出现莫高窟第231窟中唐时期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图的表现形式，于阗白衣立佛像与于阗国王装饰冠帽及垂带的形式向结合，从而形成了盛唐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的于阗瑞像与中唐莫高窟第231窟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瑞像图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与绢画中有一些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其中有的为头戴宝冠及头后垂带的装饰佛形立佛像，有的在背光中布满千佛或象征千佛的抽象图案，和田地区也出土了一些白衣立佛或装饰佛瑞像遗存，也发现了在背光中布满千佛的立佛塑像或壁画，敦煌的相关造像来源于于阗地区，于阗地区相关造像的形成与各种特征又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本土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的一些造像样式。
附言：在此谨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为本研究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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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敦煌壁画中，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题材丰富、数量众多，背光中布满化佛或者头上戴冠系带是其显著特征；在和田地区考古遗迹、石窟壁画中发掘的白衣立佛可推断为敦煌壁画中相关造像的原型；而这种背光中布满化佛造像样式，可能与舍卫城神变故事对佛教造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在犍陀罗艺术中也有这种造像形式的原型。由此我们能够了解白衣立佛造像从印度到西域，再到敦煌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佛教美术；敦煌壁画；于阗白衣立佛瑞像
[Abstract] Among various images of Dunhuang murals， there's a large number of Khotan white-clad standing Buddha images of various themes， featuring Buddha-covered background or crown on head and ribbon fastened. Khotan white-clad standing Buddha images excava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grotto murals in Khotan could be presumed to be the prototype of relevant images found in Dunhuang murals. And the pattern of Buddha-covered background might be closely related to Sravasti stories' influence on Buddhist statue. The prototype of such statue pattern was also found in Gandhara Art. Thus we'd be able to get an idea of how white-clad Buddha statue got to spread from India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n to Dunhuang.
[Key words]Buddhist art； Dunhuang murals；Khotan white-clad standing Buddha images[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敦煌石窟于阗图像研究”（项目编号：12XKG00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年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项目编号：13&ZD087;）阶段性成果。
在敦煌瑞像图中，有一些身着白色袈裟的佛像，可以统称为白衣佛瑞像。这些白衣佛瑞像的原型主要是以白银或白檀香木为材质，或者以弥勒佛或佛影或部分于阗瑞佛等为题材的一些造像。本文试图从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出发，结合今天在和田地区已经发现的相关造像遗存，对于阗白衣立佛瑞像的源流做一些探讨。
一 、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
敦煌壁画中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数量众多，根据造像的题材内容可分为以下八种：
（一）于阗石佛瑞像
莫高窟中唐第231、237、53、449窟主室龛内北披，绘一身立佛像，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下垂，手把袈裟，身体与袈裟漫成一色，或为蓝色或为绿色，在第231窟内有榜题：“于阗国石瑞像”（图1）。莫高窟第8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2格内与榆林窟第33窟南壁也绘有这种瑞像。莫高窟第9、340、39、4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8格绘制一身相同姿势的立佛像，身体与袈裟也漫成一色，但颜色均为白色或铅灰色（图2）。莫高窟第14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9格也绘一身立佛像，右手垂于体侧，左手于胸前把袈裟，身体与袈裟漫成白色，这些图像可能都是于阗石佛瑞像。伯希和在莫高窟第220窟曾抄出榜题：“石佛应现于阗国时”[1]121，说明此窟内绘制有此种瑞像。敦煌文书P.3352与S.5659均记载有“石佛瑞像记”的文字，指的应该就是这种瑞像。
（二）从憍赏弥国腾空来住于阗东媲摩城佛像
敦煌壁画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媲摩城瑞像图。其中，莫高窟中唐第231、236、237窟内绘制的媲摩城瑞像，属于一种装饰佛造像，有的有榜题，作：“于阗媲摩城中雕檀瑞像”（图3）。莫高窟五代第14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7格内，绘一尊立佛，身着白色袈裟，背光中满布化佛，榜题：“□（憍）赏弥国有瑞佛□（像）□（腾）□（空）来住于阗国”（图4）。伯希和曾在莫高窟第76窟内抄出瑞像榜题：“此像从憍（？）惂（？）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见在殊灵瑞寺（？）”[1]178，我们又从莫高窟第454窟内抄出瑞像榜题：“憍赏弥□□瑞佛像现来住于阗国”。莫高窟第98、39、45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内的白衣立佛瑞像可能也是媲摩城瑞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中有如下记载：“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中，今见在，殊灵瑞”（P.3033 V）、“此像从憍赏弥国飞往于阗东媲摩城，今见在，殊灵瑞。下，其像承云”（S.2113V-a）、“憍赏弥国佛来住于阗国”（P.3352、S.5659），这些也都是与洞窟中此种瑞像的榜题密切相关的文字。
（三）于阗坎城瑞像
敦煌壁画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坎城瑞像图。其中，莫高窟中唐第231、237、236、449、53窟内绘制的坎城瑞像，用敦煌瑞像图通式的形式表现，形象为：一尊立佛，身着土红色通肩式袈裟，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之上，有的有榜题：“于阗坎城瑞像”（图5）。莫高窟第126窟甬道北披西起第6格内绘一身立佛像，着白色袈裟，身体与衣服漫成一色，舟形身光中满布化佛，榜题：“……□□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图6）。伯希和曾在莫高窟第220窟内抄出瑞像榜题：“释迦牟尼佛白檀真容从汉国来次（坎？）城住”[1]121，我们在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北披西起第7格内白衣立佛瑞像旁抄出榜题：“……佛真容白□香為身从……坎城住”。莫高窟第98、39、45窟甬道北披西起第6格与第146、454窟甬道北披西起第7格内所绘的白衣立佛像均可能是此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还记载：“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为身，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下，其像手把袈裟”，这些文字也来源于洞窟中瑞像图的榜题。（四）于阗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
敦煌壁画中有三种不同形式的于阗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其中，莫高窟中唐第231、237、236窟主室龛内西披中部，绘一身立佛，着白色袈裟，身体与衣服漫成一色，头戴三珠宝冠，头后系带，带两端顺肩下垂至腰，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之上，有的有榜题：“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图7）。莫高窟中唐第53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10格内的白衣立佛像可能也是此种瑞像。我们按照榜题将这种形式的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称之为“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
莫高窟第231、237窟主室龛内北披西起第4格内，绘一身立佛，着土红色通肩式袈裟，榜题作：“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图8）。莫高窟第236窟主室龛内北披西起第3格内也绘有此种瑞像，晚唐第72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5格内亦绘此种瑞像，也有榜题：“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如（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这些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均用敦煌瑞像图通式的形式表现。敦煌文书P.3352-c与S.5659中均记载：“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国海眼寺住”，这些文字也来源于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图的榜题。
莫高窟第12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内绘一立佛像，身着白色袈裟，舟形身光中满布土红色线白描的结跏趺坐形小化佛，榜题：“……住海眼寺”。莫高窟第108窟甬道南披西起第7格内的白衣立佛像可能也是此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身，从国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其像手把袈裟”，明确提到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的释迦牟尼真容是白檀身像，这与第126窟白衣立佛形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的形象相符。白衣立佛形式的“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与红衣立佛形式的“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這两种海眼寺释迦牟尼瑞像的图像同时出现在莫高窟第231、237、236等窟的瑞像群中，说明了在中唐绘制这些洞窟内的瑞像图时，将其当作了两种瑞像，但实际上其原型应该是同一身于阗佛像，也就是从王舍城腾空而来在于阗海眼寺住的释迦牟尼佛白檀身真容像。
（五）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
莫高窟中唐第231、237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4格内，绘一尊立佛瑞像，着白色通肩式袈裟，在第231窟内有榜题：“迦叶佛从舍卫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图9）。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曾抄出榜题：“迦叶佛亦从舍卫国腾空而来于阗国人虚（虔）敬不可思议”[1]178，在莫高窟第220窟又抄出榜题：“迦叶如来从舍卫国腾空至于阗国”[1]121，说明这两窟之内原本也有宋代绘制的此种瑞像。敦煌文书中记载：“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国人虔敬，无不遂愿”（S.5659）、“迦叶佛亦从舍卫国腾空而来，住于阗国，人皆虔敬，不可思议。其像亦把袈裟”（S.2113V-a），就是指此种瑞像。
（六）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
莫高窟中唐第231、237、236窟主室龛内西披中部，绘一身立佛，着白色袈裟，头戴三珠宝冠，头后系带，带两端顺肩下垂至腰，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之上，在第231窟内有题榜：“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于国城住”（图10）。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征波施佛亦从□□□□□而同来在于阗□□□□”[1]178，说明此窟内原本有宋代的这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记载：“徽波陁（施）佛从舍卫国住，腾空而同来，在于阗城住，城人钦敬，不可思议。其下像侧”，亦指此种瑞像。
微波施即毗婆尸，为过去七佛之第一佛。伯希和在莫高窟第220窟抄出榜题：“□毗娑（婆）尸佛从舍卫国胜（腾）空至于阗国时”[1]121，说明第220窟内原本有宋代的这种瑞像。敦煌文书中亦记载有此种瑞像的榜题文字：“毗婆尸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国住，有人钦仰，不可思议”（P.3352-c、S.5659）。
（七）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
莫高窟晚唐第72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6格内，绘一身立佛，着白色袈裟，戴三珠宝冠及耳饰，头后系带，带两端沿两肩下垂，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上，头光与身光中饰鳞形纹，榜题：“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图11）。瑞像背光中的鳞形纹应该就是抽象化的千佛图案。莫高窟中唐第449窟主室龛内西披南起第7格内戴三珠冠及项饰的白衣立佛可能也是此种瑞像。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结（？）迦伄（？）佛（？）亦从舍卫……”[1]178，说明此窟内原来也有宋代的这种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即指此种瑞像。
结迦宋可能就是拘留孙[2]，为过去七佛之第四佛。伯希和在莫高窟第220窟抄出榜题：“南（？）无拘留孙佛□□□□来住于阗国”[1]121，说明第220窟内原有宋代的拘留孙佛来住于阗瑞像。
（八）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莫高窟晚唐第72窟主室龛内北披西起第3格内，绘一身坐佛，着偏衫式白色袈裟，结跏趺坐于金刚狮子座上，左手平置于腹前，右手于胸前结印，榜题：“伽你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图12）。同披西起第2格内有一身立像，着白色袈裟，头戴三珠宝冠，头后系带，带两端分别沿两肩下垂，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臂下垂，手把袈裟，跣足立于莲花上，榜题：“观音菩萨瑞像纪”（图13）。经过我们考证，前一身白衣坐佛可能为迦毕试国银瑞像，后一身白衣立佛很可能才是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伽你释迦牟尼应作伽你迦牟尼，为过去七佛之第五佛。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而来，在固城住。其像手捻袈裟”，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伽你□□□□佛□□□国腾空□□在□□□”[1]178，都与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有关。
上述“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
瑞像”“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结迦宋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都是属于从舍卫国腾空来在于阗固城住的过去七佛瑞像。敦煌文书S.2113V-a中记载：“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释迦牟尼亦从舍卫国腾空同来，在于阗国城住。手把袈裟”，伯希和在莫高窟第76窟抄出榜题：“释迦佛亦从舍卫国□空同来在于阗国城□□”[1]178，说明敦煌壁画中原来应该还有释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在这里，释迦牟尼应该是作为过去七佛之第七佛而出现的，这种瑞像很可能也是白衣立佛的形象。在这些固城瑞像图中，有一些还是头戴宝冠及头后系带的装饰佛形象，还有一些则在背光中布满千佛或象征千佛的抽象图案。
在敦煌壁画瑞像图中，头戴宝冠及头后
垂带的装饰佛形立佛像均是于阗的各种瑞佛像，包括上述媲摩城中雕檀瑞像、海眼寺释迦圣容像、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伽你迦牟尼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等，其中除了媲摩城中雕檀瑞像着土红色袈裟以外，其余均着白色袈裟。
在敦煌壁画瑞像图中，在背光中布满千佛或象征千佛的抽象图案如鳞形纹等图案的立佛像均是于阗的各种佛瑞像，包括上述从憍赏弥国腾空来住于阗东媲摩城佛像、从汉
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释迦牟尼佛白檀香身真容、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身从王舍城腾空来住于阗海眼寺瑞像、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等。
在敦煌壁画瑞像图中，身体与袈裟乃至背光漫成一色的立佛瑞像绝大多数都是于阗的各种佛瑞像，又可以按照是否身着白色袈裟而细分成两种。其中，着白色袈裟的立佛瑞像有于阗石佛瑞像（如莫高窟第9、39、45等窟）、从憍赏弥国腾空来住于阗东媲摩城佛像、从漢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释迦牟尼佛白檀香身真容、海眼寺释迦圣容像、释迦牟尼佛真容白檀香身从王舍城腾空来住于阗海眼寺瑞像、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微波施佛从舍卫城腾空来在于阗住瑞像等。着蓝色或绿色袈裟的立佛瑞像如于阗石佛瑞像（如莫高窟第231、237、53、449等窟）、于阗玉河浴佛瑞像（莫高窟第72窟）、从耆山履空而来于阗牛头山瑞像（如莫高窟第231、237、72窟）。莫高窟53窟主室龛内有四身立佛，均着白色袈裟，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下垂把袈裟，分别位于西披南起第10、5格，南、北披西起第3格内，其中第一身为头戴宝冠并系垂带的装饰佛样式，另外三身背光中均饰有鳞形纹，这四身白衣立佛应该均属于阗诸佛瑞像。敦煌石窟中归义军时期（晚唐、五代、宋初）背光中饰千佛或鳞形纹的于阗诸佛瑞像图，现存于莫高窟第85窟甬道南、北西起第9格，第340、9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第401窟甬道南披西起第6格，第397窟甬道北披西起第5格，第45、98、126窟甬道南、北西起第6格，第108、146窟甬道南、北西起第7格，第454窟甬道南披西起第8格，北披西起第7格。榆林窟33窟南壁下排有一身立佛，袈裟、身体及背光漫成一色，应该也属于于阗诸佛瑞像。从伯希和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220窟的照片来看，该窟南壁上排与中排原来各有一身立佛，袈裟、身体及背光漫成一色，可能也属于此种瑞像。另外莫高窟第39窟甬道南、北披西起第6格内各绘一身白衣立佛，背光中虽无千佛或鳞形纹，但无疑与上述诸窟内的于阗诸佛瑞像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且极有可能表现的就是白檀香身的释迦牟尼佛真容从王舍城腾空来住于阗海眼寺瑞像与释迦牟尼真容从汉国腾空住坎城瑞像，因为通过窟内的榜题我们能够确定莫高窟第126窟甬道顶两披就有这样两尊白檀香身瑞像。同样根据窟内榜题，我们能够确定第146窟甬道南披西起第7格内为憍赏弥国瑞佛像来住于阗瑞像，第108窟甬道北披西起第7格内为释迦牟尼真容白檀香身从汉国腾空住坎城瑞像。至于窟内其他形象类似却无榜题的画像，则难以具体一一比定，姑且以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统称之。另外，归义军时期的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除了延续早期右手于胸前结说法印，左手下垂把袈裟的姿势外，还较多出现双手于胸前结说法印的姿势，例如，在莫高窟第45窟甬道两披上对应的两身白描立佛就分别作这两种姿势，在莫高窟第39窟内两身佛均为前一种姿势，在莫高窟第454窟内两身佛均为后一种姿势，另外在莫高窟第146等窟内两身佛则均为左手于胸前把袈裟，右手直垂于体侧的姿势，这应该是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受到了凉州瑞像样式影响的结果。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所获的盛唐后期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绘制的诸瑞像中，有一身白衣装饰佛立像（图14），斯坦因描述道：“画的是一尊佛像，右手举起施无畏印，全身环绕在一个椭圆形背光之中，背光中呈放射状画满了小佛像，小佛的姿势与大立佛相同”[3]；“头饰很独特，是一个无花纹、无边的冠，花成三条，越向上越宽，从冠上挂下来一条粉红色纱巾，垂在人物身后，长及脚踝。椭圆形背光包围着整个人物，背光中有许多闪光的小立佛半身像”；“右上方有方形题榜，题识已剥落”，他认为这一幅画的所有细节，都与他1901年在和田大哈瓦克——威亚拉（即热瓦克大塔，笔者注）的南墙角发现的两个大泥浮雕像完全相同，甚至连衣褶都相同。他同意富歇的研究结果，认为它们以及犍陀罗浮雕中小得多的类似雕像表现的都是释迦牟尼于舍卫国降服外道[4]。索珀则怀疑其是媲摩城檀像[5]。
在敦煌石窟现存瑞像图中，背光中布满化佛或者头上戴冠系带的立佛瑞像均是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大多数时候这两种特征并不同时出现于一种瑞像身上，目前仅能确定莫高窟第72窟的结迦宋佛亦从舍卫国来在固城住瑞像既戴冠系带，背光中又布满象征千佛的鳞形纹。我们可以肯定上述绢画Ch.xxii.0023上立佛像属于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而且可能是其中的飞来固城住瑞像。敦煌瑞像图中目前发现的固城瑞像包括了过去第一佛毗婆尸（微波施）佛、过去第四佛拘留孙（结迦宋）佛、过去第五佛拘那含牟尼（伽你迦牟尼）佛、过去第六佛迦叶佛、过去第七佛释迦牟尼佛，均从舍卫国腾空来住于阗固城。虽然缺少过去第二佛尸弃佛和第三佛毗舍浮佛，但我们认为敦煌固城瑞像是表现过去诸佛“从舍卫国腾空来在于阗固城住”之瑞像，当无太大问题。
二、和田地区出土的白衣立佛瑞像遗存
2002年9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对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河岸边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该遗址东墙北侧有一尊大立佛，身着白色袈裟，身后有大背光，身光中布满白描的小化佛，其胸前似乎佩戴有璎珞，可能属于一种装饰佛[6]（图15、16）。上文已经论述，在敦煌瑞像图守护于阗的诸佛瑞像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些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身佛像可能是一身于阗的佛瑞像，在于阗地区流行的这一类佛像应该是敦煌瑞像图中相关的于阗诸佛瑞像图的原型。
1900年至1901年，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A.Stein）在我国新疆和田地区进行了盗掘，其结果刊布于《古代和田》一书内。斯坦因在今和田市洛浦县热瓦克佛塔寺院发掘出近百尊浮雕的塑像，其中大部分较真人要大，其中“緊靠寺院的南角，立有两尊巨型雕像（R.xii和R.xiii）[7]，雕像周围环绕着非常大的装饰性光轮，并且二者非常相似。在热瓦克佛塔寺院中发现的这两尊佛像，背光中布满千佛（图17、18），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东墙北侧的那一身佛像具有相同的特征，可能都属于同一种佛教造像题材，根据敦煌瑞像图来看，与守护于阗的某一些瑞佛像也有密切联系。
在莫高窟126、146等窟出现了在甬道顶部两披相对绘出的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化佛的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图，热瓦克佛塔寺院出土的大量立佛像中也仅有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化佛的立佛像，而且这两身佛像处于一处墙角的两边上，从位置上来说既有紧临的相连关系又有一定对应关系，克孜尔石窟第17窟左右甬道外侧与第123窟主室南北两壁都相对绘出了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立佛的立佛像，玛扎伯哈石窟第9窟内也有形象类似且位置相对的两身立佛像，说明在相对的位置绘出两身在背光中布满小化佛的立佛像，这种内容与形式并不是敦煌本地的原创，而是来自西域的于阗、龟兹等地的某一些传统造像的因素。
与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东墙北侧的白衣大立佛在位置上相对的西墙北侧，所绘的是一尊身着土红色通肩袈裟，肩部罩帷帐式的衣物。从考古发掘报告公布的资料来看，我们还发现在这身佛像残存的左肩上有一条从头后沿肩部垂下的系带[8]298-299。因此，这尊立佛很可能是一身装饰佛像，其头后下垂的系带也是我们在敦煌石窟于阗诸佛瑞像中常见的特征，所以这类立佛像应该也是敦煌相关瑞像题材的原型之一。托普鲁克墩2号佛寺遗址中出土的罩帷式袈裟立佛（标本06CDF2：002）的头后也有垂带[8]307，可能也是类似的于阗装饰佛瑞像。我们认为敦煌绘画中于阗装饰佛瑞像头后的系带应该是受西域尤其是于阗当地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的装束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地方造像样式[9]。谈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的造像题材和内容。此遗址北墻前塑一尊结跏趺坐佛，塑像两侧的北壁下部各绘一尊立佛，东墻与西墻均主要各绘两尊立佛，合起来为七尊佛像，可能表现的正是以释迦为中心的七佛题材[10]。根据我们的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于阗固城瑞像主要是从舍卫国而来的过去七佛造像。
另外，1908年斯坦因在和田东部的法哈特伯克亚伊拉克（Farhad Beg Yailaki，或译为铁提克日木）遗址清理发掘出的两块木板画上均绘制有白衣立佛，编号分别为F.II.iii.002与F.II.iii.4，现皆藏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美国学者威廉斯（J.Williams）夫人将这两身白衣立佛像归属于于阗瑞像一类[11]，虽然她在文章中没有详细说明这样定性的原因，但很可能是她认为这两身白衣立佛像在形象上有其特殊性。
三、于阗白衣立佛瑞像的图像来源
著名的阿旃陀（Ajanta）石窟位于今印度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城以北约105千米。阿旃陀石窟第10窟是一个大型的支提窟，窟内后部造一座窣堵波，左右后三壁前方设倒“U”字形排列的廊柱，不少廊柱中上部表面绘制有笈多时期约公元5至6世纪的壁画，在壁画上可以见到不少的白衣佛[12]，既有着袒右袈裟的倚坐佛像或结跏趺坐佛像，也有着白色袈裟的侧立佛像。这些佛像有的着厚重的通肩袈裟，在袈裟表面有密集而整齐下垂的衣纹线（图19），与典型的犍陀罗佛陀造像的袈裟衣纹形式极其相似，我们在莫高窟北魏第254、263窟，西魏第288、431、435窟中心柱后方的主室西壁中央也发现有身着类似形式袈裟的结跏趺坐的白衣佛像[13]。由此可见，在印度本土有绘制白衣佛的传统和遗存。于阗与敦煌两个地区发现的白衣佛造像应该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本土。背光中布满千佛的造像样式，可能与舍卫国存在一定关系。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曾在舍卫城现大神变，化现千佛，以降服外道[14]。舍卫城神变故事对佛教造像的影响，可参见日本宫治昭先生的论述[15]，犍陀罗艺术中有这种造像形式的原型，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卡拉奇博物馆等博物馆中均收藏有千佛化现的浮雕，一般画面均为中间是禅定而坐的佛陀，两侧呈放射状整齐排列立佛像，左右各四身（图20、21）。于阗固城瑞象是从舍卫国腾空而来的瑞像，其造像特征中有“千佛化现”的因素是容易理解的，于阗其他诸佛飞来于阗住瑞像中出现千佛特征可能是受到了固城瑞像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从犍陀罗艺术到于阗当地艺术再到敦煌唐代前期艺术中相关造像背光中的化佛均为立像，龟兹艺术中相关造像背光中的化佛既有立像也有坐像，敦煌五代前后相关于阗造像背光中的化佛则多为坐像，反映了背光中千佛的形象随着地域与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我们认为“从冠上挂下来一条粉红色纱巾”更是敦煌瑞像图中各种于阗装饰佛瑞像特有的标志物。头后垂绢带是于阗国王的装束特征之一，这与敦煌瑞像图中的各种于阗装饰佛瑞像头后的垂带可以相互印证。我们还注意到，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背光中布满千佛的那一身立佛，其头顶戴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冠帽，其正面的轮廓呈扇面形，分成上下三层，最下层由不同颜色的方格相间组成，立佛头后圆形头光的内圈也采用了这种形式的装饰图案。这种装饰方格图案的扇面形头冠，在于阗地区发现的绘画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蚕种西传故事木板画上就绘有头戴这种头冠的女性人物（图22），又如近年来在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与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出土的菩萨壁画残块上都绘有戴类似头冠的菩萨像。在敦煌壁画中也发现了扇面形且分格装饰的菩萨头冠，如莫高窟第372窟主室南壁初唐阿弥陀经变与第328窟主室西壁龛内顶部盛唐弥勒说法图中的少数菩萨的头冠（图23），这可能是受到西域佛教艺术影响的产物。莫高窟中唐第231、236、237窟内绘制的媲摩城瑞像头戴长尾宝冠或圆形毡帽。传说于阗的勃伽夷城瑞像就是一种头戴宝冠的佛像，据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条记载：
王城西行三百余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余，相好允备，威肃嶷然。首戴宝冠，光明时照……奉迎沙弥时所供养佛像，随军礼请。像至此地，不可转移，环建伽蓝，式招僧侣，舍宝冠置像顶。今所冠
者，即先王所施也。[1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7]。通过玄奘的记述我们知道，传说勃伽夷城瑞像之所以头戴宝冠是由于当地国王施舍宝冠置于像顶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暗示了于阗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贵族的装束对当地造像样式的影响。
于阗白衣立佛瑞像一般著通肩袈裟，左手下垂把袈裟或捻袈裟，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或施无畏印。这是印度佛教造像尤其是犍陀罗艺术中常见的形式。在中亚地区出土的一些公元2至3世纪的舍卫城神变浮雕造像（图24）上，我们可以看到着厚重通肩式袈裟，左手下垂把袈裟衣角，右手于胸前施无畏印，脚下出水，双肩出火的立佛形象。除了舍卫城神变造像以外，犍陀罗艺术中还有一些释迦佛像也作手把袈裟形，而且这种形象的释迦像也传到了中国新疆地区，例如白沙瓦博物馆所藏的2至3世纪的一尊立佛像（图25）与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今和田地区民丰县喀拉萨依村（Karasai）出土的5世纪的立佛像（图26）就十分相似，在和田县买力克阿瓦提与墨玉县库木拉巴特出土的5世纪前后的影塑立佛像也多为这种形象[18]，在云冈石窟第18窟两侧壁各雕造的一身立佛也作左手下垂把袈裟的形式，可见今新疆及其以东地区的手把袈裟形立佛像应该都来源于犍陀罗造像。手把袈裟形立佛像在犍陀罗艺术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形象作为古代印度佛教造像的一种形式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瑞像采用左手把袈裟的这种形式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认为犍陀罗艺术中手把袈裟的立像与千佛化现的图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于阗地区背光中布满千佛且手把袈裟的立佛像，这种形式继续东传，至迟在唐代前期已经传播到敦煌及其以东地区，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的于阗瑞像即为实例。在龟兹地区也出现了千佛化现与立佛相结合的形式，但是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化现的千佛既有立像也有坐像，后者继续影响到敦煌及其以东地区的相关造像，并成为表现千佛的主要形式，由此出现的情况是，在敦煌五代前后的相关于阗造像背光中的千佛均采用坐像的形式来表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印度本土绘制白衣佛的传统传到于阗地区形成了于阗的白衣立佛，除了一般形式的于阗白衣立佛外，又与千佛化现图像相结合，产生了千佛化现式的于阗白衣立佛造像，这种造像形式继续东传到敦煌及其以东地区，产生了盛唐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的于阗瑞像，以及经过演变的莫高窟第126窟五代时期的从汉国腾空而来在于阗坎城住释迦牟尼佛白檀香身真容像与释迦牟尼真容从王舍城腾空住海眼寺瑞像等瑞像图。另外，于阗一般的白衣立佛像传到敦煌，从而出现莫高窟第231窟中唐时期迦叶佛从舍卫国腾空于固城住瑞像图的表现形式，于阗白衣立佛像与于阗国王装饰冠帽及垂带的形式向结合，从而形成了盛唐敦煌绢画Ch.xxii.0023上的于阗瑞像与中唐莫高窟第231窟于阗海眼寺释迦圣容像瑞像图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与绢画中有一些于阗白衣立佛瑞像，其中有的为头戴宝冠及头后垂带的装饰佛形立佛像，有的在背光中布满千佛或象征千佛的抽象图案，和田地区也出土了一些白衣立佛或装饰佛瑞像遗存，也发现了在背光中布满千佛的立佛塑像或壁画，敦煌的相关造像来源于于阗地区，于阗地区相关造像的形成与各种特征又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本土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的一些造像样式。
附言：在此谨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陈金华教授为本研究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耿升，唐健宾，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2]张广达，荣新江.敦煌“瑞像记”、瑞像图及其反映的于阗[C]//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69-147.
[3]奥雷尔·斯坦因.发现藏经洞[M].姜波，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00.
[4]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90，580-581.
[5]索珀.敦煌的瑞像图[J].亚洲艺术.1964-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