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解马克思群众史观的四个维度
刘国习
“群众”概念在古今东西的不同语境中含义完全不同。在中国古代，它对应于“民”或“臣民”的称呼，用以代指绝对服从于君主专制权威及其官僚体系的普通百姓，它强调的核心意见是“服从”，较少贬低和轻慢，基本属于中性的称谓；而在西方，一直以来主流的舆论和哲学意见都将群众视为一群无个性、无影响、无智慧、无姓名、无面孔的“群氓”，属于贬义的称谓（西方习惯于用公民概念表达普通人的政治诉求）。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群众”的价值和尊严才得到了充分的发现和系统性的阐述，哲学史家称之为“群众史观”或“群众世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继承了经典作家的群众立场和群众观点，并与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中的民本主义等思想相结合，提出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基础的群众路线。本文不具体深入探讨群众史观的具体内容本身及其价值和影响，而是讨论与确立与群众史观相关的四个问题，以加深对群众史观的理解。一、马克思群众史观是对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发展历程的科学总结
在马克思主义的宏观体系中，群众史观一直被视为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支柱。在创立群众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充分借鉴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群众作为历史主体参与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事实及其相应主体意识的自觉成长过程。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充满尊重，坚持在群众史观的相关研究和阐述中摒弃纯粹的理论思辨，注重理论思辨与历史考证的相互结合，真正做到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为我们充分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历史实践的历史画卷，文明史即为“群众”的实践史和自我觉醒史。
在蒙昧的史前文明时代，人类尚未完全与自然世界相分离，为在物质生产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下求得生存，人们相互之间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协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集中在以家族和氏族为单位的生产生活共同体中，逐渐产生了相应的族群和家族意识；同时随着生产手段和技术的发展，单独的个体自我意识也开始生長起来。与此相联系，有关个体权利、地位、利益和尊严的概念也开始缓慢生长，人类开始准备进入私有制社会，历史也进入到文明史阶段。在文明史早期，人类社会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在许多早期的人类文明中，奴隶制成为最普遍的情形，奴隶主和奴隶之间以阶级为单位形成了持续性和整体性的对抗，马克思将这种对抗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世界的奴隶制文明中，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采取了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并普遍限制奴隶的基本自由如身体自由、财产自由等；而在奴隶阶级方面，则普遍性地进行了或消极或积极的反抗，消极抵抗如蓄意拖延工作和在生产环节暗中破坏，积极抵抗则表现为各种逃亡和对奴隶主进行人身攻击，甚至包括奴隶起义。持续不断的反抗和起义对传统奴隶制的存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导致奴隶对奴隶主的经济和人身依附关系的终结，人类历史取得重大进步。进入中世纪以后，封建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抗取代了奴隶制下的阶级对抗，农民的人身和经济地位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面临各种封建特权和等级壁垒的重重压迫。而“有压迫，就有反抗”，世界各地的农民发动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以打破枷锁求得解放。在宣传和发动起义的过程中，广大农民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意识的阶级整体；在斗争的目的和诉求方面，和经济权利如财产权等相比，农民尤为重视政治权力的分享和政治权利的保证，马克思对此进行的概括中则称：“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近代以后，农民相对于封建领主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被取消，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长使得广大无产阶级越来越沦为“资本”的奴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围绕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对抗成为阶级斗争新的发展形式。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法、德等国的工人阶级发动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整体的自我觉醒，“群众”的力量震撼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应当注意，在这一次的工人运动中，广大工人的斗争目标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经济利益的追求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而是提出了诸如平等权和普选权等更高的政治方面的要求，甚至部分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整体反思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问题。可以想象的是，这一时期西欧历史的自我书写已经向立志于“为大家而献身”的马克思展示了一幅工人“群众”自我觉醒、自我奋斗和自我解放的生动图景，马克思个人的历史使命就是为这一图景做注释，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提供思想武器和实践指导。在马克思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参与者就是“群众”，尽管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对“群众”有完全不同的称谓，如奴隶、农奴、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和破产者等等。工业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破产者，实现对资产阶级“剥夺者”的剥夺，最终实现自身的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从一国到多个国家的胜利；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也是群众的胜利，是群众创造历史的最好例证。二、马克思群众史观是对传统思辨哲学进行哲学革命的结果
从哲学革命的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长期远离群众生活实践和历史叙事的真实世界，在纯粹的思维和逻辑的世界构筑了一个所谓“社会的社会”（或者也可以称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小社会”）。在这一哲学家组成的社会里，群众是受到排斥的，他们被哲学家视为现象世界中的物质性的存在，毫无个性，甚至被视为“群氓”和“渣滓”；即使从最为积极的角度来看，群众也只能因为被纳入某种特定体制和特定政治运动中而被视为为特定目标而可资利用的工具和手段，这一认知在中国古代官方认可传统民本思想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认可无产阶级参与其革命联盟的案例中得到充分的表证。
为实现对传统哲学的变革，马克思首先对群众概念进行了整体性的阐述。他首先关注的是方法论问题。他认为，传统哲学和宗教一样，倾向于从纯粹思辨的角度将群众视为精神上具备高度相似性的“人们”。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唯心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方法，而称自己所用的方法为新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此外，马克思还习惯性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群众，阶级社会一定会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统治阶级占有和支配物质和精神生产的各种生产工具和资料，被统治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
马克思认为，应当克服传统唯心史观在思辨领域追寻历史动因的错误倾向，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个体利益参与实践活动的产物。“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并成为影响重大的一只政治力量，由于无产阶级遭受极端的苦难并处于极端贫困状态，它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获得自身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特别重视和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无产阶级不仅是打破旧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而且也是新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创始人。总体来看，马克思所谓的群众必须从事实际生产活动并处于被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际主要是指代“无产阶级”。
在辨析群众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打破传统哲学在纯粹思辨和逻辑领域自我循环自足论证的封闭传统，使哲学进一步走向实践和靠拢群众，打通了所谓“哲学家的世界”与“群众的世界”之间的隔绝状态，并以关注“群众的世界”为主。马克思分析思辨哲学的起源时发现，在文明早期（如在柏拉图之前），精神现象还表现为物质世界的一种生成物，意识还是“自然界的一种产物”；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逐渐相分离；尤其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产生一批职业思想家（或曰哲学家），逐渐开始形成某种“哲学家的世界”，“哲学家的思想所聚焦的历史、实践和整体也就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历史、实践和整体”，哲学家的思辨世界遂与群众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并且一般哲学家开始注意将其自身思想体系从外观上和形式上与统治阶级相分离，逐渐在一般社会意识和观念领域生发某种独立的超越性哲学的假象。自此，哲学家逐渐为自身树立起社会意识与大众意识代言人形象，从而群众的思考被哲学家的思考所代替，哲学家的世界完全遮蔽了群众的世界。
由于思辨主义哲学家们远离物质世界和社会实践，而在纯粹思辨领域依靠概念和逻辑构筑起烦琐的超越经验世界的形上世界，所以马克思认为传统哲学是无法真正解释世界和发现真理的，从而总是处在无法到达的“真理的彼岸世界”。为此，马克思提出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革，彻底放弃在思辨和逻辑领域寻求纯粹真理的幻想，转而关注“真理的此岸世界”，实现传统哲学的根本转向。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重点已经不再是从神的世界实现人的解放，而是重点批判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真实发生的各种异化现象，“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倡导哲学关注的现实世界应当是群众的世界，是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发生的各种经济政治关系的总和，尤其应当关注的是广大工人群众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以群众观点来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同时还以群众观点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新哲学的阐释，真正做到了解构旧哲学与建构新哲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唯心主义旧哲学沉醉于自身的概念和逻辑，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生产和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只是在“哲学家的世界”把玩自己的思想，其消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哲学也不能简单等待旧哲学的消灭，而是应当主动承担起建构新哲学的工作。其工作重点自然也是围绕“群众”来展开，哲学家必须紧紧抓住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人民的园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随即成为可能，哲学由此实现了对世界的解释与改变的双重职能；而那些不能抓住群众和不能抓住无产阶级的旧哲学则难逃被消灭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与新哲学相适应的历史观必然以唯物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必然承认广大群众的物质性生产实践构成哲学家的抽象世界的基础，必然要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次建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新的历史观必然要承认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的生产实践是各种社会关系生成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构成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的基本结论。马克思提倡哲学家也要投身群众实践，并认为群众实践的广阔天地是哲学家发挥自身才能并完成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的最终舞台。所以以群众观点或群众原则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新哲学也必将超出思辨领域而影响到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经济生活领域，马克思以群众原则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颠覆性批判。同样依据群众原则，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进一步标志着马克思由哲学革命进入社会批判，并在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为将来社会主义社会构筑蓝图和投身革命实践，马克思本人也实现了从哲学家和理论家向革命家的转向，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扩展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逻辑和演绎中，群众观点或者群众原则已经成为最根本性的内核；群众观点和群众原则改变了马克思产生之前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对待现实物质世界和群众生活的疏离和空洞的态度。是否坚持群众观点或是群众原则，已经成为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三、马克思在投身群众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群众史观
马克思是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但马克思也是伟大的革命家和实践家。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理论探索和生产生活以及革命实践的同一，并且在马克思本人的意见中，理论从来就是围绕实践展开并为实践服务的。在马克思青年时代，就提出青年人应当以“干预生活”为职业，而不是进行纯粹的理论研究。以这种逻辑来观照马克思提出的唯物史观，投身群众、发动群众和指导群众进行生产生活实践和革命斗争实践，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首要工作。马克思反对传统思辨哲学观念到观念、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运动，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理论用以指导实践，精神的力量要变为物质的力量，群众是最为关键的媒介；或者說理论掌握群众、群众通过自身实践来改变自然世界、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从而最终实现群众自我解放并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
中学时代，马克思在自己的家乡特里尔古城用朴素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目光观察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他发现占古城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终日辛勤劳作，换来的却是苦难的生活；而极少数的庄园主和商人以及官僚等不用辛勤劳动却生活优越。因此，少年马克思心中产生了和多数劳动群众站在一起的想法，并决心将来从事最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职业。他主动积极地靠近群众，亲身观察了特里尔中心广场贫民的生活状态。拿到博士学位后，在任《莱茵报》记者和主编期间，马克思参与了多次著名的案件辩护，多次站在莱茵省群众的立场，抨击普鲁士政府的国家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发出了维护群众利益的正义的呼声。1842年10月，马克思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一文，指出所谓《林木盗窃法》实质就是维护莱茵省林木所有者的权利，直接无视贫苦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1842年底至1843年初，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著名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调查报告，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生活生产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揭示了摩泽尔地区葡萄种植者遭受的“物质上的贫困”“法律上的贫困”“精神上的贫困”，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普鲁士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与对立。他批判了普鲁士议会选举的等级代表制，要求实现平等的人民代表制；他还对普鲁士的宪政及其思想基础进行反思，对普鲁士政府试图限制城乡区域权利平等的企图也有批评。他发现，在造成普鲁士农民贫困状况的各种因素中，由物质和制度贫困引起的精神贫困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现状。可见，马克思从青年时代开始已经坚定站在了贫困的多数群众的立场上，从而与现行体制与制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也就越来越为体制所不能容纳，并被迫经历一种辗转艰辛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生涯。
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随后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收集研究素材，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走进工人居住的社区，向广大工人群众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了解他们的民生需求和权利要求；他积极参与德法两国的工人运动，甚至还有意接触一些工人秘密社团并参加其活动。他对工人群众的事业怀有极大的热情，认为它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对工人运动的前途充满希望，因为工人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并富有道德力量。1845年2月，马克思被迫迁居布鲁塞尔。他开始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和觉悟程度给予极大关注，为此他建立了与英国工人群众的通信联系以收集英国工人阶级和相关运动的情报资料。1845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到伦敦和曼彻斯特作考察旅行，并在伦敦会见了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人。他发现，即使在号称工业革命最为成功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带来工人生活状况的相应改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仍然饱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和压迫之苦。为此，马克思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问题并将其与整个人类的解放相互联系起来。他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实现自身的阶级解放，才能最终完成自身历史使命，即：整个人类的解放事业。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随后将其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于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其政治主张，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由此开始。1849年以后，马克思开始定居伦敦，在继续进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宏大体系的理论研究的同时，长期关注各国工人阶级的动向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提供指导意见。直至马克思去世，马克思的全部实践活动都以人民群众力争实现自身阶级解放的事业为中心，恩格斯对此评价道：“（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这是恩格斯作为革命战友对马克思一生做出的最为关键也是最为客观中肯的评价。
回顾马克思的一生，命运的苦难和人生的挫折起伏是他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但是个人生活的艰辛并没有掩盖其作为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他一生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基本以一人之力创立了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为可贵的是，他一生都不愿意仅仅是成为书斋里的革命家，他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每一次重大历史实践活动和里程碑事件，并始终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关注着世界范围内的每一场重大革命运动。他无愧于共产主义奠基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的称号，他的工作推动全世界范围内的底层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真正改写了近现代人类的历史和命运。四、厘清马克思群众史观与其他相关政治范畴的关系
马克思在讨论群众问题时，经常会涉及人民、公民、阶级、阶层、社会、政党、国家等一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和范畴。其中，“人民”概念与“群众”概念的通假性质及二者相对于“公民”“社会”的概念的意识形态区别是得到学界认可的，前者主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语境下使用，后者则一般性地被视为西方政治和学术范畴；而“阶级”“阶层”概念也一般性作为“群众”概念统属之下的分支概念来使用。但为了对“群众”概念有更为透彻的理解，最需要澄清的是“群众”与“国家”“政党”两个范畴的关系。
首先，关于国家与群众。近代以来，西欧民族独立国家不断增多，欧洲社会逐渐开始弥漫一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上的氛围。德国统一完成之后，新生的普鲁士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是以国家主义为圭臬，原来在各个日耳曼封建小国内自然生长的类似于英国市民自治的政治传统逐渐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取代。受到特定时代思潮的影响，德国古典政治哲学在国家与社会（群众）的关系上也倾向于认为只有强大的统一国家才是良好的社会生活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则对此种认识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们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而从事一定的生活产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并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发生一种客观存在的生产關系，家庭、宗族、社会、私有制等概念才因此产生；国家的产生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上层建筑也是以家庭和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的，国家会随着家庭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国家作为一种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会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因而国家的存在形式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提出社会即国家，“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所以，在国家与群众的关系上，是群众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只有占绝大多数的底层社会的劳苦大众才是国家的真正创造者。群众创造国家的基本的逻辑过程是：底层群众的劳动创造了基本的生产生活物资甚至创造了人本身，同时还创造了人们之间的基本的生活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们依照这种关系形成家庭、社会并最终形成国家。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资本的扩张，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渐开始了一种货币化的历程，单一金钱的联系逐渐取代工业文明和“市民社会”产生之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多维度关系。同时，在社会与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情形：国家逐渐向资本靠拢，并逐步变成资本利益的代表者；政治逐渐演变为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斗争。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夺一切，他们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必须与之展开残酷的斗争；也只有现行国家机器被彻底消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才能结束，最终到来的一定是包括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内的全体人民群众的解放。
其次，关于群众与政党。在马克思使用群众一词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与国家的对立；同时，还应当注意到的是，群众一词很多情形下也是与解放相联系的。群众的解放或者人类的解放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归结和终点。但是群众不能实现自动自发地自我解放，群众的解放必然要与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政党的组织与领导相联系。这是马克思在纵观十八世纪末直至共产党宣言发表期间历次群众运动的失败过程之后得出的基本教训。对于政党本身的要求方面，这种群众性政党必然要具备坚定的群众立场和革命立场，才能担负起领导群众革命运动的重任；同时，群众性政党还必须具备开阔的政治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综合各种条件来看，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具备领导群众进行自我解放的资格。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在一般劳动群众队伍中经济地位最低，变革现存社会秩序的愿望最强烈，而且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推进也使得无产阶级越来越集中，本身的阶级认同也最为清晰；从无产阶级队伍中走出的先进分子进一步组建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获得群众认同，也最能捍卫群众利益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而且，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包括无产阶级本身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不仅是事关全部劳动人民群众的事业，还是事关整个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的事业。这一事业不仅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意志和能力提出极高的要求，也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觉悟和认知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此，必须要对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必须把科学共产主义同当时业已存在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政党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将会使得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劳动群众充分意识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地位，充分辨别自身的阶级定位并强化其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坚定群众解放的决心。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矫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