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习者，你准备好了吗
尹睿
摘要：为帮助学生在未来技术驱动的互联世界中成功地学习、生活和工作，美国教育技术国际协会（ISTE）于2016年6月发布了《学生标准》。该标准旨在从更广阔的视野改变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未来学习的认识，勾勒出未来学习者的新图景。解读ISTE《学生标准》，可以明确如下问题：一是该标准提出未来学习者的七大角色：拥有学习权力的人、数字公民、知识建造者、创新设计师、具有计算思维的人、创意沟通者、全球合作者。二是该标准蕴含四大核心理念：学习赋权、公民意识、创造与设计、思维与技能。三是该标准强调教学论导向，而非技术工具导向，即关注学生如何更好地利用恰切的技术变革学习方式。四是该标准的制定采用多途径、多渠道的方法，确保了其有效性、实用性和适用性。以ISTE《学生标准》来观照我国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学生发展，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和教育信息化规划中凸显“为学生学习赋权”的重要性；二是在我国制定的各类教育发展规划和标准中突出“技术促进学习”的方法导向，增强其可操作性；三是要特别重视将“学生的思维与技能发展”纳入学生培养体系中，这是技术促进学习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未来学习；学生标准；学习赋权；学习权力；技术促进学习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95（2018）01-0058-10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18.01.007
立足于美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新阶段，针对美国教育面临的困惑和挑战，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于2015年11月颁布了第5个“美国教育技术规划”——《为未来做准备的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ture Ready Learning：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NETP 2016），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为未来做准备的学习”基本框架（赵建华等，2016）。为了实现NETP 2016提出的学习目标，帮助学生在未来变幻莫测的技术驱动的互联世界中成功地工作与生活，培养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为学生提供适应未来世界挑战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让学生意识到技术在增强人类协作、创造和沟通上的无限潜能，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这是极为重要且必要的。美国教育技术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ISTE）于2016年6月发布了《学生标准》（ISTE Standards for Students），旨在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改变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未来学习的认识，勾勒出未来学习者的新图景，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引导学生从容面对未来学习指明了方向（ISTE，2016a）。本文对ISTE《学生标准》的制定过程、指标维度和核心理念进行较为系统地呈现和解读，并结合我国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学生标准》对学生发展的启示进行讨论，以期为深化技术促进学习，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提供新的思路。
一、ISTE《学生标准》的制定过程
ISTE是致力于促进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支持和提高K-12教育和教学、科学技术和管理的非盈利专业组织，其会员代表来自全球范围内超过10万个专业领域。2006-2016年期间，它发布了《学生标准》（ISTE Standards for Students）、《教师标准》（ISTE Standards for Educators）、《领导者标准》（ISTE Standards for Administrators）、《技术人员标准》（ISTE Standards for Coaches）和《计算机科学教师标准》（ISTE Standards for Computer Science Educators）等一系列标准，为信息时代各类教育群体的发展提供了指南。此次发布的《学生标准》是第三版。
ISTE《学生标准》是建立在对美国未来劳动力危机审视和思考的基础上制定的。可以说，该标准是为帮助学生应对未来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制定的。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指出，“预计65%进入小学的儿童在未来将从事今天不存在的工作。”（World Economic Forum，2016）这与2011年美国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IFTF）的预测不谋而合。未来研究所指出，“未来几十年，技术将以不可估量的变革之势给美国劳动力带来巨大变化，如大数据已成为大多数行业领域的关键因素，自动化在医疗领域已逐渐取代重复劳动力的工作而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发展。”2014年，该研究所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未来年轻人的工作状态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一种认为年轻人根据自身以往接受的传统教育可以获得就业机会——一个对脑力劳动极度依赖和低成本的工作机会；一种则认为由于技术的革新发展，很多工作将会消失，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呈指数级上升，年轻人的失业率尤为严重。”尽管如此，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未来世界无法预知，我们更有理由为每一位学生提供获得多元化知识和多样化技能的機会，培养他们成为面向未来的富有智慧和技术精湛的公民。
ISTE《学生标准》采用多途径、多渠道的方法制定，包括系统性学术研究、专家咨询和广泛征集公众反馈意见等，类似于美国教师评审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Accreditation of Educator Preparation，CAEP）、美国教学专业化标准委员会（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NBPTS）和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等的认证过程。除了内部工作人员和外部专家构成的核心工作小组以外，ISTE还召集组织了两个顾问团队共同参与标准的研制——利益相关者咨询委员会（Stakeholders Advisory Council，SAC）和技术工作组（Technical Working Group，TWG）。前者是由来自全美50个州和全球50个国家代表教育界核心行业领域的执行者组成，他们可以为标准的制定提供代表利益相关者的深层洞见；后者是由教育部工作人员、高校教师、K-12技术工作人员、图书馆和媒体专家、教师和校长等教育代表组成，他们侧重从实践角度将来自公众的反馈意见转化为标准的草案。这些参与人员确保了ISTE发布标准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进而提高了标准在各领域的适用性。此外，ISTE还非常重视公众反馈意见的征集。这些意见主要来自由独立的利益相关者和ISTE代表主持的公开论坛评论和个人调查，总人数超过2500人，其中包括数百名学生。
ISTE《学生标准》的制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ISTE会发布第一份关于标准的反馈意见草案，面向公众广泛征询意见。第一个阶段收集到的反馈意见会由工作小组和顾问团队在第二个阶段讨论之前经过严格审查和充分考量，并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修订，之后发布第二份关于标准的反馈意见草案，开启新一轮的公众意见征询。在第二个阶段，ISTE会对收集到的第二份关于标准的反馈意见草案数据进行再次审查，并咨询专家关于标准关键构成部分的最终意见，对标准作出再次修订。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公开意见征询活动，2016年6月《学生标准》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举行的ISTE会议和博览会上正式发布。
二、ISTE《学生标准》的指標维度
“让每一位学生为未来学习做好准备”是美国联邦教育部“连接教育”（Connect ED）这一教育信息化倡议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众多教育领导者都希望以学习标准的方式对未来数字时代的学习做出规范化阐释，并颁发给各州、各地区和各学校采纳使用。目前，美国已有《州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和《下一代科学学习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与这些标准不同的是，此次ISTE发布的《学生标准》更加凸显教学论（Pedagogy）导向，而非技术工具导向，即关注学生如何更好地利用恰切的技术变革学习方式，而不仅仅强调掌握哪些技术工具。可以说，ISTE《学生标准》为未来数字时代技术促进学习提供了一个指南性的框架。该标准包括7个维度28项指标。每一个维度都以未来学习者的角色加以定位，每一项指标都以学生利用技术促进学习的活动加以详细阐述。具体内容如下：
1. 维度1：拥有学习权力的人（Empowered Learner）
“学习权力”是未来学习者的首要特质。学生要成为拥有学习权力的人，应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技术促进学习，充分发挥技术在实现选择、获得和展示知识等学习目标上的无限潜能。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明确并设定个人学习目标，开发技术促进学习的各种学习策略，自觉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以改善学习结果，达到学习目标。
（2）学生基于个人或学习兴趣，利用信息技术（如社交媒体、邮件、视频会议、数字笔友等）与其他学习者或专家建立社群网络；为满足学习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的需要，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如视频、音频、文字语音转换工具、社会书签、云协同工具等）自定义学习环境，实现处处可学。
（3）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如拼读检查工具、语法检查工具、学习分析工具和协作活动空间等）获得学习过程的反馈信息，以调整、优化和完善学习策略；利用信息技术（如数字板报、数字故事、博客、电子学档等）创作人造物（Artifacts），实现学习目标可视化。
（4）学生掌握技术工具的基本操作，自主选择不同的技术工具解决技术问题，并探索新兴技术的使用。
2. 维度2：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
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互联特性，培养学生成为负责任的、具有法律和道德意识的数字公民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名未来的数字公民，应能充分意识到互联世界中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权利、责任以及机会，并以安全、合法、合乎伦理的方式规范自己的行为。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通过社交媒体报道、公众在线评论等活动在网络上建立起数字身份（Digital Identity）和良好的数字信誉（Digital Reputation），意识到他们在数字世界中言论行为的持久性。
（2）学生使用在线社交工具或互联网络设备时，会采取积极的、安全的、合法的、合乎伦理的行为。
（3）学生理解使用知识产权的权利和义务，尊重知识产权。
（4）学生利用数据收集工具（如网络Cookies、检索算法等）跟踪、管理个人在线数据，以确保个人的数字隐私和安全。
3. 维度3：知识建造者（Knowledge Constructor）
在未来社会，学习不仅仅是一种消费知识的活动，更是一种生产、建构和创造知识的活动，学生应成为一名知识建造者。作为知识建造者，学生应能利用各种数字工具批判性地使用各种数字资源，创作人造物，获得有意义的学习经验。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利用各种技术工具（如数字图书馆、在线书签、在线笔记等）高效地收集信息和数字资源，以实现学术性知识学习和创造性知识学习的目标。
（2）学生对各种信息、数据或其他数字资源的准确性、可信度和相关度进行甄别、评估。
（3）学生借助各种技术工具（如引文注释工具、目录索引工具等）和方法从各种资源中提取有效信息，开发出人造物，从而建立有意义的知识连接，创造和生产知识。
（4）学生积极探索真实世界的主题或问题，产生新的概念、观点或理论，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促进知识建构。
4. 维度4：创新设计师（Innovative Designer）
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要素，“创新”也逐渐成为了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胡瑞文，2010）。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是当今时代对教育的新诉求。ISTE《学生标准》指出，未来学习者应是一名创新设计师，应能使用各种技术，通过设计新颖的、实用的或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来明确问题并解决问题。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按照设计过程的方法与步骤，产生想法，测试理论，创造创新型人造物或解决真实问题。
（2）学生选择和使用各种数字工具（如头脑风暴工具、流程图工具、2D或3D软件、项目管理工具等）规划和管理设计过程，并思考设计过程中的限制性条件（如时间、金钱、经验等）和潜在的风险系数。
（3）学生在循环迭代的设计过程中不断开发、测试和优化设计原型。
（4）学生在解决开放性问题时表现出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包容和持续坚持的付出。
5. 维度5：具有计算思维的人（Computational Thinker）
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是21世纪每一位学生必备的基本素养。ISTE一直以来积极倡导计算思维在K-12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此次通过发布《学生标准》以更明确的方式提出。具有计算思维的未来学习者，应能利用技术手段开发用于明确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各种策略，并测试解决问题的方案。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明确地描述问题，清晰地界定问题的已知条件和限制性条件，探索和寻找适合采用数据分析、抽象模型和算法思维等技术支持方法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
（2）学生收集数据，鉴别数据的相关性，利用数字工具（如可视化工具、文本分析工具等）分析数据，以多样化的方式呈现数据之间的关系，以便促进问题解决和决策。
（3）学生将问题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提取关键信息，开发描述性模型，以更好地了解复杂系统，促进问题解决。
（4）学生了解自动化的工作原理，使用算法思维开发一系列步骤来创建和测试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6. 维度6：创意沟通者（Creative Communicator）
在未来社会，学生应善于利用各种平台、工具和媒体清晰且富有创意地表达自己，与他人沟通交流，以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选择合适的平台（如博客、播客、数字海报等）和工具（如视音频记录工具、图片设计工具等）以满足创作或沟通的需要。
（2）学生创作原创作品或者通过改变已有各种数字资源的原创表达方式，负责任地将资源重新组织成新的创意作品。
（3）学生利用各种数字化手段（如可视化、模型或模拟）清晰有效地表达复杂的观点。
（4）学生根据目标受众的需求，发布或展示自主定制的内容。
7. 维度7：全球合作者（Global Collaborator）
21世纪学习合作组织（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P21）在《全球教育国家行动框架》中已经明确阐明，为做好应对未来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挑战，全球竞争力和国际化理解是极其重要的（P21，2014）。他们认为，学生应该形成了解、参与全球互联世界的态度，掌握相应的知识与技能。ISTE坚信，技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能为学生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有意义的互联世界，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与他人建立起关联。因此，在未来社会，学生应具有全球意识和开放心态，利用数字工具在与本土区域或全球团队的有效合作中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学习经验。该维度又细分为如下四个指标：
（1）学生利用各种数字工具（如视频会议、虚拟实地考察、多人在线游戏、社交媒体等）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建立关联，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理解。
（2）学生利用各种协同工具与他人（包括同伴、领域专家、社群成员等）合作，从多视角、跨文化等角度共同探索问题。
（3）为了共同的目标，学生在项目团队中承担各种角色和责任，为项目团队积极做出具有建设意义的贡献。
（4）学生共同探索本土区域或全球问题，利用各种协同工具与他人在协商中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
三、ISTE《学生标准》的核心理念
ISTE发布的《学生标准》具有明确的前瞻性特点：为未来学习做好准备，为学生展现了一幅未来学习的“鲜活”图景。同时该标准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关注技术如何更好地促进学习，为教师指导学生为未来学习做好准备提供了实践指导。ISTE反复强调，《学生标准》的发布并非“另起炉灶，自创一套”，而是NETP 2016以及现有的各种学习标准（如上文提及的《州共同核心标准》《下一代科学学习标准》等）的进一步延伸，是“技术促进学习”的一种深化体现。此次ISTE《学生标准》的发布，旨在增强学生的“声音”，确保学习是一个学生自主驱动（Student-Driven）的过程，帮助学生在瞬息万变的技术互联世界中茁壮成长。它蕴含着如下四大核心理念：
1.学习赋权
“为学生赋权”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有研究者指出实现学生赋权应具备四个条件：（1）有意义的任务；（2）学生的先决能力；（3）任务完成的效应；（4）任务完成方法的多重选择（Weimer，2014）。还有研究者提出为学生赋权的8条途径：（1）给予学生说出心声的机会；（2）为学生提供诉说自身故事的场所；（3）给予学生实施项目的机会；（4）给予学生多种选择的机会；（5）给予学生参与学校事务决策的机会；（6）帮助学生掌握社会技能；（7）给予学生参与自我评价与自我反思的机会；（8）鼓励学生在公众平台发布自己的成果（Gerstein，2016）。然而，ISTE对“为学生赋权”给予新的认识和理解。
当前，“学习者中心”已经超越个体中心，聚焦于学习中心，“教育学习化”路向日趋明朗。2014年，“面向未来的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这一组织针对美国未来教育与经济的变革发展，提出了为未来学习与职业发展做准备的教育评价四要素。其中，学习能力是核心要素之一。它包括两个方面：学习权力（如目标设定、自我意识、动机、寻求帮助、过程监控、自我效能感等）和学习技巧（如时间管理、阅读策略、笔记方法、协作学习等）（Conley，2014）。可见，是否具备学习能力成为衡量未来学习者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ISTE《学生标准》重新对“为学生赋权”的内涵给予了明确的定位——为学生的学习赋权，让学生成为拥有学习权力的人。“学习赋权”是ISTE《学生标准》蕴含的核心理念，它几乎渗透在《学生标准》的各个维度中。为学生的学习赋权，可以使他们今后的教育和生活更加多彩紛呈，甚至在面对不平等学习机会时都能做得更好；为学生的学习赋权，可以使他们不管自己已有的预备技能（如执行能力、毅力、自我意识等）如何，都能个性化地定制自己的学习过程与成就（ISTE，2016b）。
2.公民意识
“公民”（Citizenship）是ISTE《学生标准》中多次被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包括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和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ISTE指出，数字公民和全球公民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更是未来数字时代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当今社会，几乎每一个人都无处不在地使用互联网和其他技术工具。利益相关者对学生如何安全、合法、合乎伦理地进行在线学习给予高度重视。里布尔（Ribble，2015）于2015年提出“数字公民的九要素”，即数字连接（Digital Access）、数字购物（Digital Commerce）、数字沟通（Digital Communication）、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数字礼仪（Digital Etiquette）、数字伦理（Digital Law）、数字权利与责任（Digital Right & Responsibilities）、數字身心健康（Digital Health & Wellness）以及数字安全（Digital Security）。ISTE《学生标准》在承认“数字公民的九要素”基础上，将学生对象（Student Agency）纳入数字公民的范畴，既延展了数字公民的概念外延，又丰富了数字公民的概念内涵。这体现出学生对象作为数字公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重视，它不仅意味着责任，更意味着权力。
联合国“全球教育首要倡议”（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声称，教育应建立起全球公民视野，帮助人们形成合作解决21世纪错综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认知、技能和价值观（United Nation，2012）。ISTE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坚信全球公民会日益成为严峻且迫切的重要话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技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能创建泛在的有意义连接，学生可即时访问或获取全球各地的高质量学习资源，与全球不同地域的人进行同步或异步协同工作；另一方面当前许多问题日趋全球化，如气候变化、教育公平等，学生需要学习如何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遭遇，给予他人人文关怀，并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合作致力于问题解决，真正肩负起改变世界的责任。
3.创造与设计
当下人类学习正走向“知识创造”的新型隐喻（Knowledge-Creation Metaphor）（Paavola & Hakkarainen，2005）。该隐喻认为，每个儿童、每位公民都不仅是知识的消费者，而且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建造者（Hakkarainen et al.，2004）。在这一隐喻下，技术促进学习不仅表现为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推进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更体现在促成学习者创造新知识及开发出承载新知识的“人造物”，如观点、理论、方案、模型、产品等。2016年，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指出“创客空间将成为未来教育的关键技术”，可以预见，设计性学习也将成为未来主流的学习方式。
在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每一位孩子都是创造者”之后，美国白宫发起了“创客教育计划”（Maker Education Initiative，MEI），开启了“创客运动”。创客运动加速了学生由知识消费者向知识创造者的转变。它主张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像“工匠”（Tinker）一样，借助动手实践操作的方式弄清楚事物的工作机理，并反复设计、制造、修正、完善自己的工作原型。随着编程制造机器和3D打印机等日益普及，这一设计过程更易于动态实现，设计成果更倾向于物品化。创客运动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动手实践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凸显“做中学”“问题解决”的行为精神，蕴含着“设计-制造-玩乐”（Design-Make-Play）的学习方法论，强调学生采用以人为本的设计过程，积极寻求方法来明确问题所在，思考、设计和探索问题解决方案，创建人造物原型并反复测试迭代，最终以有意义、有组织且有创意的“玩乐”方式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Honey & Kanter，2013）。这一理念在ISTE《学生标准》维度3和维度4的指标描述中得以充分体现。
4.思维与技能
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不断深化的进程中，促进学生成长和发展既是目的又是核心。ISTE《学生标准》特别关注学生在技术促进学习过程中思维与技能的发展，其中涉及计算思维、策展技能（Curation Skill）、社会与情感技能。
计算思维的概念虽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众多研究机构基本达成一致共识，认为“计算思维是一个包括抽象、概括、分解、算法思维和调试（错误检测与纠正）等要素的思维过程”（Angeli et al，2016）。ISTE则进一步从“问题解决”的深层角度对计算思维进行了操作性说明，指出计算思维包括6个步骤：（1）明确问题，使我们能够使用计算机和其他工具来解决问题；（2）有逻辑地组织和分析数据；（3）通过诸如模型或模拟的抽象方式呈现数据；（4）通过算法思维形成自动化解决方案（即一系列有序的步骤）；（5）鉴别、分析和实施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实现各个步骤与资源组合的最优化；（6）将这个问题解决过程加以概括，并迁移到其他领域的问题情境中。
策展技能最初是被视为图书馆或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一项专业技能，是一种对作品展览活动进行策划、组织和展示的专门技能。然而已有研究指出，在数字时代，由于互联网将各种信息类型（新闻、娱乐、个人通信等）和媒体类型（电视、广播、印刷等）都融合到一个多维聚合的信息空间中，人们的信息消费习惯日趋数字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在线聚合器（Online Aggregator）和移动应用程序来组织和发布信息。策展技能已不再是一项专业技能，而是逐步发展到适用于人们所有的在线活动。它是一种以学生为驱动、以创新为驱动（Creation-Driven），与知识获取、构建与展示密切相关的一项核心技能（Mihailidis & Cohen，2013）。与此同时，该技能通常与创新思维、高阶思维、设计思维的发展紧密关联。霍布斯（Hobbs）强调，如何利用人类的好奇心和善于倾听的能力，学会在多维聚合的信息空间中挖掘知识、分享知识并毫无技术障碍地发布知识，是学生应对未来技术互联世界必备的能力（Hobbs，2011）。
关注学生社会性发展、注重学生精神层面提升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重要取向。社会与情感技能，也称为“软技能”（Soft Skills），包括坚韧/持久力（Grit/Perseverance）、成长心态（Growth Mindset）、企业精神（Entrepreneurialism）和执行能力（Executive Functioning）等。尽管ISTE承认这些技能很难采用标准化的测试方法加以评估，而且在《学生标准》中并没有以明确的指标维度表达呈现。但是，毋庸置疑，这些技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对学生未来幸福和有成就的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在《教育新愿景：利用技术促进社会与情感学习》（New Vision for Education：Foster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Through Technology）报告中提到，发展学生的社会与情感技能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技术革新的工作环境，而且有利于他们提高学业成就和提升终生成功的机会（World Economic Forum，2016）。因此，社会与情感技能是未来学习者成功应对未来社会挑战不可或缺的关键技能。
四、ISTE《学生标准》的启示
当今我国教育信息化迎来高速发展时期，各领域专家与实践工作者都在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路径，以信息化手段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彰显现代信息技术的育人功能。虽然中美两国的国情与教育体制有着区别，但是对“技术促进学习”的时代诉求却是不谋而合。鉴于此，ISTE《学生标准》在内容与操作上可为我国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学生发展提供些许有益参考。
1.关注学生学习权力的主体地位
学习者的地位和作用是确定任何教育体系的性质、价值与最终目的的重要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96）。展望未来，数字化的人类社会新的教育图景已然浮现，在这一图景中，勃兴的互联网技术正带来传统教育资源生产与控制、师生交互与活动组织等关系结构的瓦解，新的结构正日渐成型，这必将重新界定未来数字时代教育的使命、价值和实践模式。因此，明确未来教育中的学生角色显得尤为必要且重要。有研究者指出，未来教育在三个方面会有很大改变，首先是What，即以学生为驱动，根据每一个人的特点，帮助学生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其次是How，未来将不再是预备性的教和学，而是学生主动地学习；最后是Where，即学生学习的知识、学习的地点日趋全球化（高思等，2017）。这将赋予学生新的角色要求，重塑学生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回应技术赋能（Technology-Enabled）时代对学生自主性、创造性、个性化发展的召唤。ISTE《学生标准》正是站在未来教育发展的前瞻角度，创新性地提出未来学习者的七大角色：拥有学习权力的人、数字公民、知识建造者、创新设计师、具有计算思维的人、创意沟通者、全球合作者。综合观之，这7种角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集中于“为学生的学习赋权”，凸显了“学习权力”的重要性。
就我国而言，2014年3月，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在这一文件指导下，2016年9月中国教育学会公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正式提出中國学生发展应该具备的六大素养：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这无疑对未来社会学生发展给予了清晰定位，但是由于对核心素养的讨论陷入一种“要素主义”的氛围中，把核心素养的构成以及各种构成成分的教育路径作为思考的核心，缺乏对核心素养的本质规定以及教育价值的深入思考，因而导致教育实践者在落实核心素养发展时茫然失措。有研究者指出，唯有充分发挥学生的自我主体作用，展开自主的认知建构，素养才能够得以形成（于泽元等，2017）。此外，现行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如《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和《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等，虽然都提到要关注学生的主动学习，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然而仍侧重于宏观描述，缺乏针对性、具体性的定位和执行措施，这必然导致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容易出现“无法参透文件精神”所带来的种种不协调现象。因此，针对我国国情，可在核心素养框架体系下，在预测分析教育信息化发展前景和挑战的基础上，以解释条款的形式详细陈述六大素养在未来数字时代各学段的目标要求，或者研制《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标准》，真正确立学生学习权力的主体地位，使未来社会对学生的角色要求与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相融合。
2.突出技术促进学习的方法导向
可操作性是ISTE《学生标准》的重要特征之一。ISTE反复强调，此次发布的《学生标准》实现了一个重大转向：从技术标准转向学习标准，即《学生标准》是关涉教学论方法层面的，而不是技术工具层面的，它突出如何合理地利用技术以及如何选择恰当的技术开展学习，增强学生的学习经验，从而最大限度地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其背后蕴涵着普特杜拉（Puentedura）的“SAMR”①模型（S-Substitute，A-Augmentation，M-Modification，R-Redefinition）和安格里（Angeli）与瓦兰奈德（Valanides）的“网络化课目教育学知识”（ICT-TPCK）②模型等的具体应用。因此，ISTE《学生标准》虽然按照学生角色将标准划分为7个领域，但是各个领域里的每条标准都对技术支持学习的方式作了详细描述，具有可操作性，为教师引导学生开展技术支持的学习提供了指南。在这个意义上，ISTE《学生标准》与其说是对未来学生的角色定位，毋宁说是对未来学生“如何学习”的透视。
目前我国未有专门的学生学习标准，但是从现行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中不难看出，这些规划也是突出强调对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学习的要求，如“鼓励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预习、作业、自测、拓展阅读、网络选修课等学习活动，养成自主管理、自主学习、自主服务的良好习惯”，“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倡导网络校际协作学习”。然而这些要求多是以“引领”的方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实际操作。鉴于此，可在教育信息化规划的引领下，积极吸收国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模型和思想，针对“技术如何支持学习”这一重点领域从学习类型或学习方式的角度将“利用什么技术” “实现什么目标”“技术如何实现”等关键点列出来，进而有效地耦合实践理论与实践操作的关系，切实贯彻落实“应用驱动”这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基本原则，为学生开展数字化学习提供可操作的指引。
3.重视学生思维与技能的发展目标
在技术促进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更要重视学生思维与技能的发展。ISTE《学生标准》指出，计算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设计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策展技能、社会与情感技能等都是学生应对未来数字互联世界所必备的基本思维与技能。这些思维与技能既包括认知层面的，也包括非认知层面的，且非认知层面的思维与技能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因为它们与学生学业成就及日后社会成功密切相关。因此，在ISTE《学生标准》的指标描述中都将思维和技能培养有意识地加以渗透。可以说，技术在为学生创设深度学习环境、发展高层次思维与技能等方面确实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重视学生思维与技能的发展目标，也是对“信息技术将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的一种具体注解。将这些思维与技能的发展纳入学生培养体系，是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中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迫切需要引起关注的重要内容，是众多纷繁多样的教育教学实践模式的目标回归，也是技术促进学习的价值诉求。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推动学校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技术变革教育，已成为当前学校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于国外的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开始受到国内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特别关注。他们引入国外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等理论与实践案例，初步探讨将设计思维和计算思维作为方法论指导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旨在培养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等多方面的核心素养。例如，有研究者（郭守超等，2014）综合计算思维和App Inventor的特点，针对目前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提出了以教师为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以App Inventor为学习工具，通过师生合作、生生合作等形式，引导学生主动利用计算思维思想解决问题，进而来培养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学习模型。还有研究者（陈鹏等，2017）结合创客的特征，依据设计思维的共情、定义、构想、原型和测试的过程模型，提出了面向设计思维的创客活动过程设计方案。这些探索无疑对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的应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如何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教学情境以及不同的技术载体，真正将这些思维与技能有效地贯穿于课程与教学中，重构课程内容，开发资源工具，创新教学方法，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实质性支持，实现思维技能发展与学校教育改革的无缝融合，则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与突破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 SAMR：普特杜拉（Puentedura，R. R.）依据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中渗透的深浅程度提出的模型。该模型分为两大层面：改善层面（Enhancement）和变革层面（Transformation）；包括四个层次：替代（Substitute）、增强（Augmentation）、修改（Modification）和重塑（Redefinition）。若将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看成是一个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连续统，那么，替代层次是最低程度的，重塑层次则是最高程度的。
② 网络化课目教育学知识（ICT-TPCK）：安格里（Angeli，C.）和瓦兰奈德（Valanides，N.）将密舒拉（Mishra，P.）和科勒（Koehler，M. J.）提出的“技术整合型课目教育学知识”（TPCK）置于对学习者和教学情境的具体情境中加以考察，运用“转化观”和“整合观”的思想，重新构建了一种新的教师知识框架——“网络化课目教育学知识”（ICT-TPCK）。它是一个关于技术（ICT）与课目主题、教育学知识、学习者以及情境如何有机整合用以表征学习者难以理解的内容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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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7-10-28 責任编辑 刘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