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参与及其国际比较
陆小聪+吴永金
摘 要：基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上海市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的参与状况及与国际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异同。研究发现：在休闲时间和休闲频率方面，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在休闲花费、参加休闲组织的频率及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范围上，二者则有一定的差异性。通过与国际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市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频率要高于几个发达国家，但从休闲活动的项目上看，则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针对中间阶层体育参与的特征，提出促进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对策，要处理好以下4个方面的关系：体育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政府政策制定和人们主动接纳的关系，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国内体育与国际体育的关系。
关键词：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状况；国际比较；休闲频率；休闲时间；休闲花费
中图分类号：G 80-051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in mega cit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ipation status of leisure sports among the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foreign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non-middle class in the leisure time and frequency；but the two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and in the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leisure expenditure，frequency and the scope to participate in leisure sports activities.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of foreign data，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leisure sports activities that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participate i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riety，the sports leisure activities of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show a feature of homogeneity.A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class sports participation，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middle class are proposed，so as t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government policy making and active acceptance by the people，individual sports activities and group sports activities，as well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Keywords： middle class；leisure sports；participation statu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leisure frequency；leisure time；leisure expenditure
1 研究背景
1.1 上海市中間阶层的发展现状
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阶层的变动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回顾欧洲、美洲的社会进程如此，20世纪兴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中间阶层的兴起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1]。麦肯锡调查公司调查数据显示，直至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间阶层，截至2012年，这一比例窜升至68%，预计到2022年，中国中间阶层数量将增至6亿3 000万，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全国总人口数量的45%，中国正在快速成为一个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家。社会学家李春玲则根据全国的调查数据推测认为，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的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可能达到30%～40%，即达到约4亿人[2]。根据2015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持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第1阶段的调查数据推测，上海的中间阶层人口比例约为50.9%[3]，也就是说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水平已经领先全国至少5年的时间，针对这一现状，展开对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生活的状况调查，理清上海市公共休闲体育服务的需求状况，是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前提，同时有利于推动上海市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
1.2 社会治理中的体育休闲参与
在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从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来考察这个群体，将他们视为具有一些独特社会要求并共享某种价值的群体。李友梅在对上海市“新白领”阶层社会心态、社会态度的分析中强调，相当比例的上海白领群体具有了后现代价值观，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而是追求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自由选择，他们倾向于“弱政治参与”，面对公共政策领域的许多问题敏感性比较差，反应也比较滞后[4]。徐畅亦在对上海市F小区社会治理的研究中，也强调在面对中间阶层时居委会显得无能为力[5]。居委会提供的福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或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就使得居委会的常规工作很难和这些中间阶层的业主发生联系，而且由于对居委会认识的偏差，居民对居委会有天然的疏离，甚至是排斥。面对中间阶层的“弱政治参与”的倾向，如何调动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发挥他们在社会管理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值得继续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于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方式的调查具有2个重要作用：其一，对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调查，这不仅是对其休闲生活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是洛夫格伦强调的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的研究，即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认识这一阶层存在的重要前提[6]；其二，通过休闲生活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一阶层的社会参与，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李友梅强调中间阶层不仅在消费领域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民间社团发育过程中也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如何发挥中间阶层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助推性作用，通过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吸引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从而改善发展状况，都是中间阶层体育参与状况研究的着力点和重要方向。
1.3 有关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的国内外调查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要远远早于中国，它们的社会也早已形成西方学者所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间阶层在其社会中占总人口的60%以上，美国在2001年即达到73%，德国和日本也达到62%左右[7]。米尔斯在1951年所著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将不具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和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称为“新中产阶级”或“白领”[8]。仇立平认为，上海的阶层结构相当于美国1950年的水平[9]，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和稳定早于上海约50年左右的时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凸显了进行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研究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20世纪的中叶，主要关注中间阶层在当时社会结构及民情条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而现阶段的学术问题关怀取向和研究路向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主要从社会群体健康不平等的角度探讨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方式，也有部分调查关注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和老年群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情况。
在对社会各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调查中，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长时段的追踪调查方法。英国的“参与”调查项目已经执行到第11年，2013—2014年的数据显示：“参与”调查项目主要由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执行，这是一个以家户为中心的调查，既调查儿童青少年，也调查成年人，其宗旨在于“通过文化和体育活动的参与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支持旅游业、创造产业和休闲业的发展”。美国主要有2个组织负责进行全国的体育参与活动的调查，其一是体育活动委员会（Physical Activity Council），每年组织6个主要的体育社团开展体育、健身和休闲产业的调查，2015年共有5 067个个体和5 711个家户在1月份接受了调查，这1万778个样本基本能代表美国的总体状况；其二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从1957年就开始执行NationalHealth Interview Survey（NHIS）调查，这一调查主要关注国民的健康问题，当然也包括大量的体育活动参加状况的调查数据。新加坡的体育健康调查主要由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来执行，其体育调查数据最早可以追踪到2005年，通过这些调查数据来监控国民的体育参加状况，从而来支撑他们所提出的“体育让生活更美好——2030体育愿景计划”。爱尔兰在全国也在执行体育活动参与状况的调查，但是它主要监测青少年参加的体育活动，主要由爱尔兰社会科学数据中心（ISSDA）来执行，它主持的The Childrens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study（CSPPA）项目，最早于2005年开始执行。
国内关于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状况的调查很少，很多调查都是局限于某一省市或者某一地区的调查，而且很多调查的方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改进。由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主持的“6（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始于2013年，在2015年进行了第3次数据调查，但是调查数据并没有向社会公开。上海市体育局于2016年制定了《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评估办法》，“300指数”以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设定“健身环境”“运动参与”“体质健康”3个一级指标，最终形成35个量化指标进行评估，每个一级指标100分，满分为300分，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为254分，进而以此表明“上海市市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基本满意”的态度。但是这一全民健身发展指数仅是一个全民的调查数据，只能反映全民的基本水平，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各层级之间的差异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的开展实施说明了国内体育及健康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健身参与状况，如何使这些调查项目具有可持续性，最终形成具有纵向比较价值的数据面板，对于考察整个社会的休闲体育状况，为建立更具现代性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科學合理的建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相较于以上调查所关注的全民性指向，本次开展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则聚焦于北京、上海、广州3地中间阶层的发展状况，主要关注3地中间阶层的数量、整个阶层的社会价值态度及社会融入程度，这也从侧面提供了观察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整体状况的可能，为后文的调查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
2 调查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国内及国外2部分数据，国内数据主要采用由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山大学联合参与的北京、上海、广州3地“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国外的数据全部来自国外相关调查机构向外正式公开发布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都在这些相关调查机构中心网站可以自由获取，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具有使用这些公开数据的权限。具体的数据来源如下。
1）日本。日本的调查数据来源于日本统计局主持的“Survey on Time Useand Leisure Activities”调查。“时间使用和休闲活动”的调查始于1976年，每5年开展一次，最近一次的调查是在2016年10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数据了解人们的日常时间分配和休闲活动參与的基本状况。由于2016年的数据还未向外公布，本次所使用的数据是2011年的调查数据，为了能够与本次上海地区的数据进行比较，对其数据进行基本处理，最终获得日本全国的体育参与率。
2）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数据统计局2013年主持的“Participationin Sport and Physical Recreation”调查。
3）英国。英国的全国体育调查主要有“Active People Survey”及“The TakingPartsurvey”，前者主要由非政府组织Sport England组织实施，其主要依托于商业调查公司（TNSBMRB）开展的调查工作，每年有16万5 000名14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调查；本文使用的是由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DCMS）开展的参与调查，Taking Part survey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化体育活动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支持追求卓越并促进文化、旅游及创意产业的发展。
4）新加坡。从1987年开始，新加坡体育委员会（SSC）就开始每隔5年开展1次全国体育参与调查，本调查使用的数据是其2016年发布的体育参与趋势调查报告。NSPS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体育参与的指标，了解各项体育参与情况及体育参与情况的主要趋势。
5）美国。美国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中的数据及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的2015年体育参与报告。
由于2项调查报告中只包含不参与身体运动的比率，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取了2份调查报告的平均数。此外，由于数据显示的是不同年龄段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形式，本文则对数据采取了加权处理，最终得到一项人们最喜欢的体育活动。
北京、上海、广州3地“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主要以“抓取”中间阶层人员、了解其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状况为目的，但是由于中间阶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高、缺少中间阶层人口的抽样框，因此，使用常规的多阶段分层抽样成本高、效率低。考虑到住宅地理位置具有明显的区隔性，导致中间阶层的居住模式具有高度的聚居性特征，因此，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多阶段的适应性区群抽样[10]。第1阶段采用多阶段的分层抽样，目的在于获取具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人口样本，获取被抽取社区的中间阶层人口分布比例；第2阶段则主要针对具有高比例中间阶层人口的社区开展适应性区群抽样，它的特征是一个或多个抽样单位的抽取取决于前一阶段对同样类型抽样单位抽取的适应性区群抽样。具体来说，第1阶段为常规的地图法随机抽样，目的在于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人口样本及中间阶层人口的分布起点，该阶段每个城市抽取50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中抽取一个成年人入样，每个城市合计获得1 000个样本。第2阶段为针对中间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当第1阶段被调查居委会的中间阶层家庭比例超过某个设定的阈值时，即采用从上下、左右方向增加与之相邻居委会的方法抽取新的居委会，当外推居委会无法继续外推时，即将次大的居委会的中间阶层比例设为阈值，完成再次的聚集网外推，直至最终达到所需调查样本的总量为止。
3 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现状
由于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的抽样，且使用的问卷分为A卷和B卷，导致分析结果样本总量并不一致，例如在测量人们的休闲频率时，仅有960个观察值进入了最终的分析框架，即这一问题的测量只有B卷的测试者进入了最终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是2阶段的抽样，第1阶段的调查共有1 004个样本观察值，第2阶段有888个样本观察值，第1阶段的抽样完全是多阶段的随机抽样，样本具有可推论总体的代表性，而第2阶段的调查则没有总体的完全代表性。
3.1 上海中间阶层的存在样态
目前，学界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并没有形成共识，大量的研究主要从收入、教育、职业、认同、品位、社会声望或者政治态度来界定，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11]。在目前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李培林等曾以2006年CGSS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中间阶层的规模进行了估计，他们从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3个维度估算了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结论是“收入中间阶层”占17.8%，“教育中间阶层”占12.7%，“职业中间阶层”占22.4%；如果从3个指标综合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规模，3个标准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间阶层”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2%，符合其中2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间阶层”占8.9%，仅仅符合1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间阶层”占13.7%，如果把“核心中间阶层”“半核心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全部视为中间阶层，则在城市中整个中间阶层的比重为25.4%，在全国则只占到12.1%[12]。李春玲则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抽样数据分别估算了职业中间阶层、收入中间阶层、消费中间阶层、主观认同中间阶层的比例[13]。
回顾以往的研究，职业都是学者界定中产阶级的重要指标[14-16]。本研究也主要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中间阶层，主要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干部、办事人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个体户界定为中间阶层，生产运输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及商业工作人员作为非中间阶层。
从表1可见，本次调查共有职业个案1 950个，其中中间阶层个案1 085个，占到总调查人数的55.6%，非中间阶层的个案为865个，占总体的44.4%。必须说明的是，这1 950个个案是2阶段调查的总体，并不具有推论总体样本比例的意义，即并不能说明上海市整个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5.6%，这里的总体数据只有分析的意义，并没有推论的作用，因为第2阶段的调查抽样并没有按照完全等概率抽样的原则，如果要推算上海市整体的中间阶层比例，使用第1阶段的调查数据在调查统计方面是可行的，参见梁玉成等的分析[3]。从表1可知，中间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占到19.9%、办事阶层占到14.7%、管理阶层占到18.6%、私营业主阶层占到3%，从以上数据可见，上海的中间阶层中的职业分化并不严重，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管理阶层是中间阶层的构成主体，比较符合现代产业结构的从业人员构成，也说明产业结构的分布比较合理。
3.2 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现状
3.2.1 中间阶层的休闲频率
根据“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现状调查”B卷中的调查问题：“您平均一周健身几次”，用1.5倍的四分位间距对数据进行离群值的处理，然后把数值变量转换成了类别变量，把0次转换成为从来不参与；0到2次转换成偶尔参加；2到7次转换成经常参加；7次以上转换成总是参加。从表2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比率为31.1%，而非中间阶层的比率为37.2%，两者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非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比例则要高于中间阶层。而从中间阶层的内部来看，办事员阶层从不参加健身的比例则要高于其他3个阶层，而在经常健身的人中私营业主阶层则要明显高于其他3个群体，这也说明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有较多的时间和收入从事健身活动。从休闲的频率来看，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的休闲频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总是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即一周健身7次以上的人在各个群体中都占非常小的比例。在中间阶层的4个内部职业群体中，差异也不大，私营企业主阶层参加健身的频率要稍高于其他职业群体。
3.2.2 中間阶层的休闲花费
李路路等通过研究强调消费和休闲不仅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形式，而且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出中间阶层的独特性[17]，马德浩等把体育消费分为标识性、体验性与消费性[18]。在这种体育消费阶层结构化的基础上，申亮等认为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中，中间体育消费群体正在逐渐形成[19]。在本次调查中，把家庭支出分为饮食消费支出、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礼金支出、赡养抚养支出、休闲健身娱乐支出等10类，从中间阶层家庭支出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支出的概况。由于消费支出离散性比较大，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理，把支出分为零0元、0元至1万元、1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以上等4个聚类变量。从表3中可知：非中间阶层家庭一年的休闲娱乐支出大多在1万元以下，占到调查总数的77.8%，只有21.6%的人支出在1万元至10万元；中间阶层与之相比较，可以看出支出具有较大的增长，只有21.9%的人全年没有此项支出，而非中间阶层则有45.3%；中间阶层的休闲娱乐支出大多集中在1万元至10万元，占到调查总数的41.4%，另外有35%的人消费支出在0元至1万元，还有1.7%的家庭支出在10万元以上。从休闲频率来看，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从休闲支出上来看，中间阶层则要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这也说明，中间阶层更有意愿和能力花更多的财力在休闲体育娱乐之上，这也符合顾宏强调的中间阶层群体在休闲体育消费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拓展”和“主动消费的特征”[20]。
3.2.3 中间阶层的休闲时间
对于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休闲时间的测量，主要分布在对于个案日常时间使用的测量中，为了更好地呈现数据的基本状况，采用第97.5百分位的双边缩尾处理法，处理了数据中的离群值。在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处理以后，从表4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休闲时间的分配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非中间阶层每日的休闲时间要稍微高于中间阶层的休闲时间，而在工作学习、路途交通的花费时间上，中间阶层要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每日大约要花费59.3 min在路途交通上，而非中间阶层则只需要花费39.5 min；在学习上，中间阶层每日平均要花6.5 h，而非中间阶层则只有4.9 h。其他在照顾家人、睡眠所花费的时间上，二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通过对于休闲花费时间的测量，也从侧面说明了二者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有效性与可信度，即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参加休闲活动的频率上没有差异，进而导致花费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3.2.4 中间阶层参加休闲体育运动组织的状况
在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背景下，测量个体参加体育运动组织的情况，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上海市大众参与体育组织的状况。根据表5中的数据，中间阶层参加体育社会组织的比例要高于非中间阶层，但是二者的比例都不是很高，其中中间阶层的比例为20.3%，非中间阶层的比例为14.4%。在参加体育社会组织的成员中，非中间阶层参与的频率要稍高于中间阶层，这一群体中有32.8%的人1周参加几次，32.8%的人1周1次，23.4%的人1月1次，而在中间阶层中则有18.3%的人1年参加1次，参与的频率非常低。从数据上来看，中间阶层参与体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比例要高于非中间阶层，但是在这些参与的人当中，人们参与的频率却要低于非中间阶层。
3.2.5 中间阶层喜爱的体育活动状况
表6显示了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状况。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参与体育活动项目的范围要高于非中间阶层，足球、高尔夫、骑马等项目，非中间阶层参与的概率都为零。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经常参加活动的前2位均是散步与跑步，处于第3位的分别是广场舞和羽毛球。在所有参加的体育项目中，羽毛球、乒乓球、游泳、徒步运动项目都有一定数量人员的参与基础，而对于足球、网球、漂流、登山等项目，参与度均非常低。从以上数据可见，无论是中间阶层还是非中间阶层，最喜爱的运动就是散步，这样一个无需专门休闲运动空间的体育活动，从满足人们基本休闲运动的角度来说，这无疑降低了政府或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难度；但是从人们休闲运动的广泛性上来说，则需要政府进一步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积极培育人们广泛参与的民情条件。
4 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的国际比较
由于至今没有在全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统一开展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调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的调查项目，因此很难找到一份可在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体育活动参加状况的调查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各个国家不同部門的公开调查报告，由于数据的有限性，主要比较各个国家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及最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必须说明的是，国外的调查对象范围是全民调查，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但是本次调查中的第2阶段调查，主要是以“抓取”中间阶层为主要目的，因此，更加能够代表上海地区中间阶层的参与状况，2份数据的比较最终呈现的是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状况与其他国家全民的体育参与情况。
4.1 中外参加体育休闲活动频率的比较
各个国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情况如图1所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被定义为1周至少参加1次体育活动的频率。从整理的国外调查数据可知，上海市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休闲体育的比例为66.1%，美国、澳大利亚稍低于中国，在60%左右；英国和新加坡的比例在50%左右，日本经常参与率最低，仅为45.5%。以上数据说明的是除中国的调查数据以外，其他国家的调查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澳大利亚的调查对象是15岁以上的人口，新加坡是13岁以上的人口，日本是10岁以上人口，英国的数据在2008年以后则包括5岁以上的人口，美国的体育运动委员会（PAC）调查则包括6岁以上的人口，本次调查的人口年龄在18岁至65岁。虽然数据具有以上的异质性，但是还是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发现，上海市中间阶层中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已经高于几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也说明经过健康体育活动的推广与建设，中间阶层开始日益关注自我的身体健康，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体育政策的积极引导效果非常明显。
4.2 中外最喜欢体育活动项目的比较
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塑造具有异质性的生活方式，人们所喜爱的休闲体育活动也有所不同。从表7中可以看到，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步行或者跑步等非剧烈性的运动。例如：在中国和新加坡，人们最喜欢的体育运动都是步行和跑步；在日本，人们也更倾向于选择跑步作为主要的运动方式，同时也有人选择轻体操；而在美国，人们更加喜欢游泳和野外宿营；在英国，人们则选择游泳；在澳大利亚，人们除了选择跑步，还较喜欢足球。与英国、美国的大众体育参与项目相比，在中国、日本、新加坡，人们参与的运动项目明显比较单一，这也和体育运动在整个文化传统中的认识有关，亚洲国家明显更加强调勤劳节俭持家的传统，对于体育的态度更加消极，而欧美国家的人们更加强调生活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加认同体育对于生活的积极意义。
5 结论
5.1 中间阶层体育参与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目标，努力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及充满活力的体育科创型城市。面对人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日益扩大，需要加强对于市民不同阶层的体育文化需求的研究，这将会进一步聚焦和细化面向不同阶层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导向，在具体问题和具体政策上因时因地制宜，从而发挥政策的最优效果。
根据《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到总人口比重的40.8%，与世界体育参与的数据比较，仍然低于最低参与率的日本5百分点，也就是说，从全民的角度来看，上海市整体的体育参与率仍然很低，依然落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从上海市的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率来看，经常参与体育的人数比例已经高于美国的整体参与率，达到了整体的66.1%。这也说明上海市的中间阶层已经为整个城市的体育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群体的体育参与热情比较高涨。从休闲体育消费的支出上来看，中间阶层也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有41.1%的人休闲体育全年消费在1万元至10万元，休闲体育消费的增长。表明休闲体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日益认同休闲体育在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意义中的重要作用。
大健康理念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无疑为上海的全球体育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张，也为体育城市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2 中间阶层体育参与面临的困境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分析，虽然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比例较高、群众基础较好，但是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首先，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休闲参与的频率与休闲时间上，并没有形成明显阶层差异，显然中间阶层中有更多的人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在休闲体育上；但是在参加的频率和时间上也说明了中间阶层很难在时间上保证自身在休闲体育上的“承诺”，虽然他们认同休闲体育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工作生活之外，安排更多的时间在休闲体育上，是今后一段时间制约中间阶层参与休闲体育的重要瓶颈。其次，参与体育项目的单一性。从人们最热爱的体育项目调查中发现，在亚洲国家人们参与体育方式单一。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人们最喜爱的运动都是散步和跑步；而反观英国和美国，水上运动和户外运动都具有较高的接纳程度，游泳、露营及自行车在全社会都具有很高的参与度。如何进一步培养中间阶层的爱好范围，提高中间阶层在大众参与率低的小众项目中的参与度，也是建设全球体育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6 对策
加强对于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状况的研究，不仅在于中间阶层对于体育运动具有较大的渴望与需求，还在于中间阶层对于整个社会大众休闲体育的参与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邵雪梅等认为中间阶层具有引领休闲体育时尚、拉动休闲体育消费及塑造新的休闲体育方式的重要作用[21]。上海作为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中间阶层的比例和集中程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仇立平[9]认为上海市区已经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服务工作，将是上海市整个体育政策重要的抓手和切入点。本次调查数据呈现了一个上海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的基本状况，虽然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频率或者休闲开支都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潜力、培植完善的休闲体育服务市场，则需要进一步思考。结合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处理好不同的发展关系，整合市场、社会的力量，使其与政府的规划政策一起形成合力，是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必须加以考量的问题。
6.1 加强差异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处理好体育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促进体育消费、加快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必然成为整个体育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邵雪梅等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阶层[22]。Fletcher认为职业中产阶级对冒险性体育运动具有天生的喜好，是他们暂时逃避职业规训与工作压力的手段[23]。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已经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将近有一半的人1年的消费总额在1万元至10万元，他们具有明确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但是他们的消费动机却与非中间阶层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体育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具有高雅品味的消费活动对于他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如果将体育产业政策仅聚焦在大众体育、群众体育的需求上，必然不能刺激中间阶层的消费欲望，与非中间阶层公共服务所强调的普遍性、公共性、可及性不同，中间阶层追求的是市场服务的差异化、强调产品的区隔性，通过消费活动来塑造自身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中产阶层追求独特生活品味与格调的重要目的[24]；因此，在强调市场主体培育的同时，必须强调差别化市场主体的重要性，鼓励不同的市场主体开发不同的休闲体育运动项目，对于市场需求小及开发难度大的项目，给予适当的财政政策支持，形成大众体育需求基本满足、小众体育需求有效供给的局面。
6.2 注重热爱体育的民情培育，处理好政府政策制定和大众主动接纳的关系
在健康中国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市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则还需要在政策之外，寻找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加快制度目标的实现。依据调查数据，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率已经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休闲时间、频率上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差别，说明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此背景下，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大众热爱体育的文化生态建设，使体育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良好的体育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抓手主要有2个方面：1）加强重要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开展，通过重要赛事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来，了解体育，从而热爱体育。上海网球大师赛、F1国家大奖赛、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的举办，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人们的参与热情也逐渐高涨。2）依托大数据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改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宣传工作，中间阶层是在智能时代使用虚拟网络最为积极的一个群体，如何在网络中分享体育参与的信息，形成一个人人分享体育参与的社区氛围，对于提高中间阶层的参与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国际著名赛事的开展及文化媒介的建设，最终构建一种积极热爱体育、拥抱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体育氛围。
6.3 改善个体参与体育的组织工作，处理好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开始走向市场社会，自由选择的机会增加，但是个体之间的连接程度却开始弱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个体化”的状态[25]。在此背景下，人们原有的社会连接网络开始遭到破坏，而在工作之外新的连接网络还没有形成，人们体育参与状态从单位组织走向了市场和社会。从调查数据可知，中间阶层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中都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例如散步、跑步、游泳等项目。如何改变这种参与体育项目的涣散状态，从而使更多的人参加集体性项目，需要进一步加快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处理好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因为参与体育的方式是影响人们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和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人们体育生活方式的组织建设，是人们形成稳定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促进力量，也是加强社区建设、增强基层社区活力的重要举措。加强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生活的组织化状态，是培育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举措。由于中间阶层的“弱政治参与”倾向，在社会治理中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很难吸纳这一部分人群参与到当地的社会治理中，而休闲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则为提高这一群体的参与意愿提供了很好的渠道与路径。由于休闲体育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围绕构建大家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而开展活动，更容易让中间阶层接纳和参与进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加强中间阶层的休闲生活的组织状态，不仅是促进休闲体育发展，也是社会治理，特别是促进人们参与意愿，加强社会自身建设，发挥社会整体活力的重要途径。
6.4 适当引入国际著名体育产业集团，处理好国内体育与国际体育的关系
任海认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开启了从市场经济角度认识体育、运作体育的先河，是既有体育组织体系、运作机制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26]。在培育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过程中，要适当引入国际著名体育组织和体育产业集团，他们具有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对于中间阶层的消费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有过长期的跟踪研究，如何挖掘潜在的市场及培育新的市场，国际企业和组织的力量将会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支撑力量。体育市场主体的培育，不仅是市场中提供服务主体的培育，也是市场中消费主体培育的过程，中间阶层作为消费主体的中坚力量，对于他们的休闲体育倾向的研究应是关注的重点。在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关系的条件下，引入国外体育社会组织和产业集团，是培育中间阶层体育消费主体的重要途径，也是依托体育产业发展，培植體育文化价值，向人们提供一种体育特有文化体验的重要方式[27]。
在深化改革、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对于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状况进行研究，不仅是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认识中间阶层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参与作用的需要。中间阶层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也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强调不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群体生活方式的分殊状态，对于这一社会群体性差异的认识，是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细化与具体化的必然过程。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2] 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J].江苏社会科学，2008（5）：68.
[3] 梁玉成，张海东.北京、上海、广州社会中间阶层调查报告[C]//李培林.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89.
[4]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6）：98.
[5] 徐畅.构建中间阶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J].理论界，2012（8）：149.
[6] 洛夫格伦，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7]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社会，2005（1）：28.
[8] 米尔斯，莱特.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 仇立平.上海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及其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启示[J].国家行政學院学报，2014（4）：45.
[10] 陈传波，白南生，赵延东.适应性区群抽样：研究流动农民工的方法与实践[J].统计研究，2012（5）：100.
[11] BULTER T，SAVAGE M.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M].London：UCLPress Erikson，1995：1-25.
[12]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5.
[13] 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6）：25.
[14] GOLDTHOR P E，JOHN H.“AResponse”，in Consensusand Controversy[M].London：FlamerPress，1990：15-27.
[15] ROBERT，ERIKSON，ROBERT，et al.The Constant Flux：AStudyof Class Mobilityin Industrial Societie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188.
[16] WRIGHT E O.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in Class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5.
[17] 李路路，王宇.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状况[J].江苏社会科学，2009（1）：34.
[18] 马德浩，季浏.阶层构成多元化背景下促进中国不同阶层体育消费市场开发的策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41）：60.
[19] 申亮，肖焕禹.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研究：以上海市阶层地位影响消费行为的社会调查为案例[J].体育与科学，2006（6）：56.
[20] 顾红，张旭东，申亮.上海中间阶层群体体育休闲特征的社会学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5）：12.
[21] 邵雪梅，徐莉，肖焕禹.中产阶层的成长对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影响[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5）：532.
[22] 邵雪梅，肖焕禹.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特征的实证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100.
[23] FLETCHER R.Livingontheedge：The appeal ofrisk sports forth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J].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2008（3）：310.
[24] 王建平.“品味阶层”：现实抑或表象[J].学术论坛，2007（1）：134.
[2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6] 任海.论体育产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5（11）：13.
[27] 侯迎锋.刍议体育产业发展的“元问题”[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8（3）：215.
摘 要：基于“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上海市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的参与状况及与国际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异同。研究发现：在休闲时间和休闲频率方面，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在休闲花费、参加休闲组织的频率及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范围上，二者则有一定的差异性。通过与国际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上海市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频率要高于几个发达国家，但从休闲活动的项目上看，则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针对中间阶层体育参与的特征，提出促进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对策，要处理好以下4个方面的关系：体育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政府政策制定和人们主动接纳的关系，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国内体育与国际体育的关系。
关键词：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状况；国际比较；休闲频率；休闲时间；休闲花费
中图分类号：G 80-051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living conditions of residents in mega citi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rticipation status of leisure sports among the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foreign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non-middle class in the leisure time and frequency；but the two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and in the organization to participate in leisure expenditure，frequency and the scope to participate in leisure sports activities.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comparison of foreign data，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leisure sports activities that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participate i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riety，the sports leisure activities of middle class in Shanghai show a feature of homogeneity.A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ddle class sports participation，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leisure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middle class are proposed，so as t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government policy making and active acceptance by the people，individual sports activities and group sports activities，as well 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Keywords： middle class；leisure sports；participation statu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leisure frequency；leisure time；leisure expenditure
1 研究背景
1.1 上海市中間阶层的发展现状
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阶层的变动尤其是中间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回顾欧洲、美洲的社会进程如此，20世纪兴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中间阶层的兴起已经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1]。麦肯锡调查公司调查数据显示，直至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还只有4%的家庭属于中间阶层，截至2012年，这一比例窜升至68%，预计到2022年，中国中间阶层数量将增至6亿3 000万，占城市家庭总量的76%，全国总人口数量的45%，中国正在快速成为一个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家。社会学家李春玲则根据全国的调查数据推测认为，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的中间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可能达到30%～40%，即达到约4亿人[2]。根据2015年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持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第1阶段的调查数据推测，上海的中间阶层人口比例约为50.9%[3]，也就是说上海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水平已经领先全国至少5年的时间，针对这一现状，展开对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生活的状况调查，理清上海市公共休闲体育服务的需求状况，是加快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重要前提，同时有利于推动上海市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
1.2 社会治理中的体育休闲参与
在对中间阶层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从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来考察这个群体，将他们视为具有一些独特社会要求并共享某种价值的群体。李友梅在对上海市“新白领”阶层社会心态、社会态度的分析中强调，相当比例的上海白领群体具有了后现代价值观，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而是追求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自由选择，他们倾向于“弱政治参与”，面对公共政策领域的许多问题敏感性比较差，反应也比较滞后[4]。徐畅亦在对上海市F小区社会治理的研究中，也强调在面对中间阶层时居委会显得无能为力[5]。居委会提供的福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或根本就没有关系，这就使得居委会的常规工作很难和这些中间阶层的业主发生联系，而且由于对居委会认识的偏差，居民对居委会有天然的疏离，甚至是排斥。面对中间阶层的“弱政治参与”的倾向，如何调动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发挥他们在社会管理中的应有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值得继续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于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方式的调查具有2个重要作用：其一，对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调查，这不仅是对其休闲生活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是洛夫格伦强调的一种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的研究，即中产阶级文化如何转变为一种主流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认识这一阶层存在的重要前提[6]；其二，通过休闲生活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一阶层的社会参与，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李友梅强调中间阶层不仅在消费领域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民间社团发育过程中也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如何发挥中间阶层在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助推性作用，通过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吸引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从而改善发展状况，都是中间阶层体育参与状况研究的着力点和重要方向。
1.3 有关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的国内外调查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要远远早于中国，它们的社会也早已形成西方学者所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间阶层在其社会中占总人口的60%以上，美国在2001年即达到73%，德国和日本也达到62%左右[7]。米尔斯在1951年所著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将不具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和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所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称为“新中产阶级”或“白领”[8]。仇立平认为，上海的阶层结构相当于美国1950年的水平[9]，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形成和稳定早于上海约50年左右的时间，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凸显了进行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研究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20世纪的中叶，主要关注中间阶层在当时社会结构及民情条件中的作用机制分析，而现阶段的学术问题关怀取向和研究路向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主要从社会群体健康不平等的角度探讨社会阶层的体育参与方式，也有部分调查关注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和老年群体的休闲体育参与情况。
在对社会各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调查中，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长时段的追踪调查方法。英国的“参与”调查项目已经执行到第11年，2013—2014年的数据显示：“参与”调查项目主要由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执行，这是一个以家户为中心的调查，既调查儿童青少年，也调查成年人，其宗旨在于“通过文化和体育活动的参与提高全民的生活质量，支持旅游业、创造产业和休闲业的发展”。美国主要有2个组织负责进行全国的体育参与活动的调查，其一是体育活动委员会（Physical Activity Council），每年组织6个主要的体育社团开展体育、健身和休闲产业的调查，2015年共有5 067个个体和5 711个家户在1月份接受了调查，这1万778个样本基本能代表美国的总体状况；其二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从1957年就开始执行NationalHealth Interview Survey（NHIS）调查，这一调查主要关注国民的健康问题，当然也包括大量的体育活动参加状况的调查数据。新加坡的体育健康调查主要由新加坡体育理事会来执行，其体育调查数据最早可以追踪到2005年，通过这些调查数据来监控国民的体育参加状况，从而来支撑他们所提出的“体育让生活更美好——2030体育愿景计划”。爱尔兰在全国也在执行体育活动参与状况的调查，但是它主要监测青少年参加的体育活动，主要由爱尔兰社会科学数据中心（ISSDA）来执行，它主持的The Childrens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study（CSPPA）项目，最早于2005年开始执行。
国内关于国民参与体育活动状况的调查很少，很多调查都是局限于某一省市或者某一地区的调查，而且很多调查的方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改进。由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主持的“6（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调查，始于2013年，在2015年进行了第3次数据调查，但是调查数据并没有向社会公开。上海市体育局于2016年制定了《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评估办法》，“300指数”以促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设定“健身环境”“运动参与”“体质健康”3个一级指标，最终形成35个量化指标进行评估，每个一级指标100分，满分为300分，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300指数为254分，进而以此表明“上海市市民对于体育公共服务设施基本满意”的态度。但是这一全民健身发展指数仅是一个全民的调查数据，只能反映全民的基本水平，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各层级之间的差异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的开展实施说明了国内体育及健康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关注社会健身参与状况，如何使这些调查项目具有可持续性，最终形成具有纵向比较价值的数据面板，对于考察整个社会的休闲体育状况，为建立更具现代性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科學合理的建议，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相较于以上调查所关注的全民性指向，本次开展的“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则聚焦于北京、上海、广州3地中间阶层的发展状况，主要关注3地中间阶层的数量、整个阶层的社会价值态度及社会融入程度，这也从侧面提供了观察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整体状况的可能，为后文的调查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
2 调查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国内及国外2部分数据，国内数据主要采用由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中心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山大学联合参与的北京、上海、广州3地“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国外的数据全部来自国外相关调查机构向外正式公开发布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都在这些相关调查机构中心网站可以自由获取，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具有使用这些公开数据的权限。具体的数据来源如下。
1）日本。日本的调查数据来源于日本统计局主持的“Survey on Time Useand Leisure Activities”调查。“时间使用和休闲活动”的调查始于1976年，每5年开展一次，最近一次的调查是在2016年10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数据了解人们的日常时间分配和休闲活动參与的基本状况。由于2016年的数据还未向外公布，本次所使用的数据是2011年的调查数据，为了能够与本次上海地区的数据进行比较，对其数据进行基本处理，最终获得日本全国的体育参与率。
2）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数据来源于澳大利亚数据统计局2013年主持的“Participationin Sport and Physical Recreation”调查。
3）英国。英国的全国体育调查主要有“Active People Survey”及“The TakingPartsurvey”，前者主要由非政府组织Sport England组织实施，其主要依托于商业调查公司（TNSBMRB）开展的调查工作，每年有16万5 000名14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调查；本文使用的是由英国文化、传媒体育部（DCMS）开展的参与调查，Taking Part survey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化体育活动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支持追求卓越并促进文化、旅游及创意产业的发展。
4）新加坡。从1987年开始，新加坡体育委员会（SSC）就开始每隔5年开展1次全国体育参与调查，本调查使用的数据是其2016年发布的体育参与趋势调查报告。NSPS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体育参与的指标，了解各项体育参与情况及体育参与情况的主要趋势。
5）美国。美国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中的数据及体育运动委员会发布的2015年体育参与报告。
由于2项调查报告中只包含不参与身体运动的比率，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取了2份调查报告的平均数。此外，由于数据显示的是不同年龄段最喜欢的体育运动形式，本文则对数据采取了加权处理，最终得到一项人们最喜欢的体育活动。
北京、上海、广州3地“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主要以“抓取”中间阶层人员、了解其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状况为目的，但是由于中间阶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高、缺少中间阶层人口的抽样框，因此，使用常规的多阶段分层抽样成本高、效率低。考虑到住宅地理位置具有明显的区隔性，导致中间阶层的居住模式具有高度的聚居性特征，因此，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多阶段的适应性区群抽样[10]。第1阶段采用多阶段的分层抽样，目的在于获取具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人口样本，获取被抽取社区的中间阶层人口分布比例；第2阶段则主要针对具有高比例中间阶层人口的社区开展适应性区群抽样，它的特征是一个或多个抽样单位的抽取取决于前一阶段对同样类型抽样单位抽取的适应性区群抽样。具体来说，第1阶段为常规的地图法随机抽样，目的在于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人口样本及中间阶层人口的分布起点，该阶段每个城市抽取50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20个家庭户，每个家庭户中抽取一个成年人入样，每个城市合计获得1 000个样本。第2阶段为针对中间阶层的适应性区群抽样，当第1阶段被调查居委会的中间阶层家庭比例超过某个设定的阈值时，即采用从上下、左右方向增加与之相邻居委会的方法抽取新的居委会，当外推居委会无法继续外推时，即将次大的居委会的中间阶层比例设为阈值，完成再次的聚集网外推，直至最终达到所需调查样本的总量为止。
3 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现状
由于本次调查采用的是多阶段的抽样，且使用的问卷分为A卷和B卷，导致分析结果样本总量并不一致，例如在测量人们的休闲频率时，仅有960个观察值进入了最终的分析框架，即这一问题的测量只有B卷的测试者进入了最终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是2阶段的抽样，第1阶段的调查共有1 004个样本观察值，第2阶段有888个样本观察值，第1阶段的抽样完全是多阶段的随机抽样，样本具有可推论总体的代表性，而第2阶段的调查则没有总体的完全代表性。
3.1 上海中间阶层的存在样态
目前，学界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并没有形成共识，大量的研究主要从收入、教育、职业、认同、品位、社会声望或者政治态度来界定，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11]。在目前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李培林等曾以2006年CGSS的数据对中国城镇中间阶层的规模进行了估计，他们从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程度3个维度估算了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结论是“收入中间阶层”占17.8%，“教育中间阶层”占12.7%，“职业中间阶层”占22.4%；如果从3个指标综合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规模，3个标准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间阶层”只占全部调查对象的3.2%，符合其中2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间阶层”占8.9%，仅仅符合1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间阶层”占13.7%，如果把“核心中间阶层”“半核心中间阶层”和“边缘中间阶层”全部视为中间阶层，则在城市中整个中间阶层的比重为25.4%，在全国则只占到12.1%[12]。李春玲则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抽样数据分别估算了职业中间阶层、收入中间阶层、消费中间阶层、主观认同中间阶层的比例[13]。
回顾以往的研究，职业都是学者界定中产阶级的重要指标[14-16]。本研究也主要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中间阶层，主要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干部、办事人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个体户界定为中间阶层，生产运输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及商业工作人员作为非中间阶层。
从表1可见，本次调查共有职业个案1 950个，其中中间阶层个案1 085个，占到总调查人数的55.6%，非中间阶层的个案为865个，占总体的44.4%。必须说明的是，这1 950个个案是2阶段调查的总体，并不具有推论总体样本比例的意义，即并不能说明上海市整个阶层结构中中间阶层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5.6%，这里的总体数据只有分析的意义，并没有推论的作用，因为第2阶段的调查抽样并没有按照完全等概率抽样的原则，如果要推算上海市整体的中间阶层比例，使用第1阶段的调查数据在调查统计方面是可行的，参见梁玉成等的分析[3]。从表1可知，中间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占到19.9%、办事阶层占到14.7%、管理阶层占到18.6%、私营业主阶层占到3%，从以上数据可见，上海的中间阶层中的职业分化并不严重，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管理阶层是中间阶层的构成主体，比较符合现代产业结构的从业人员构成，也说明产业结构的分布比较合理。
3.2 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现状
3.2.1 中间阶层的休闲频率
根据“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现状调查”B卷中的调查问题：“您平均一周健身几次”，用1.5倍的四分位间距对数据进行离群值的处理，然后把数值变量转换成了类别变量，把0次转换成为从来不参与；0到2次转换成偶尔参加；2到7次转换成经常参加；7次以上转换成总是参加。从表2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比率为31.1%，而非中间阶层的比率为37.2%，两者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非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比例则要高于中间阶层。而从中间阶层的内部来看，办事员阶层从不参加健身的比例则要高于其他3个阶层，而在经常健身的人中私营业主阶层则要明显高于其他3个群体，这也说明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有较多的时间和收入从事健身活动。从休闲的频率来看，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的休闲频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总是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即一周健身7次以上的人在各个群体中都占非常小的比例。在中间阶层的4个内部职业群体中，差异也不大，私营企业主阶层参加健身的频率要稍高于其他职业群体。
3.2.2 中間阶层的休闲花费
李路路等通过研究强调消费和休闲不仅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形式，而且能够更准确地表达出中间阶层的独特性[17]，马德浩等把体育消费分为标识性、体验性与消费性[18]。在这种体育消费阶层结构化的基础上，申亮等认为上海市居民消费结构中，中间体育消费群体正在逐渐形成[19]。在本次调查中，把家庭支出分为饮食消费支出、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礼金支出、赡养抚养支出、休闲健身娱乐支出等10类，从中间阶层家庭支出中可以看出中间阶层支出的概况。由于消费支出离散性比较大，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理，把支出分为零0元、0元至1万元、1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以上等4个聚类变量。从表3中可知：非中间阶层家庭一年的休闲娱乐支出大多在1万元以下，占到调查总数的77.8%，只有21.6%的人支出在1万元至10万元；中间阶层与之相比较，可以看出支出具有较大的增长，只有21.9%的人全年没有此项支出，而非中间阶层则有45.3%；中间阶层的休闲娱乐支出大多集中在1万元至10万元，占到调查总数的41.4%，另外有35%的人消费支出在0元至1万元，还有1.7%的家庭支出在10万元以上。从休闲频率来看，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从休闲支出上来看，中间阶层则要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这也说明，中间阶层更有意愿和能力花更多的财力在休闲体育娱乐之上，这也符合顾宏强调的中间阶层群体在休闲体育消费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拓展”和“主动消费的特征”[20]。
3.2.3 中间阶层的休闲时间
对于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休闲时间的测量，主要分布在对于个案日常时间使用的测量中，为了更好地呈现数据的基本状况，采用第97.5百分位的双边缩尾处理法，处理了数据中的离群值。在对数据进行基本的处理以后，从表4中，可以看到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休闲时间的分配并没有明显的差异，非中间阶层每日的休闲时间要稍微高于中间阶层的休闲时间，而在工作学习、路途交通的花费时间上，中间阶层要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每日大约要花费59.3 min在路途交通上，而非中间阶层则只需要花费39.5 min；在学习上，中间阶层每日平均要花6.5 h，而非中间阶层则只有4.9 h。其他在照顾家人、睡眠所花费的时间上，二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通过对于休闲花费时间的测量，也从侧面说明了二者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有效性与可信度，即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参加休闲活动的频率上没有差异，进而导致花费在休闲活动上的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差异。
3.2.4 中间阶层参加休闲体育运动组织的状况
在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的背景下，测量个体参加体育运动组织的情况，能够更加直观地呈现上海市大众参与体育组织的状况。根据表5中的数据，中间阶层参加体育社会组织的比例要高于非中间阶层，但是二者的比例都不是很高，其中中间阶层的比例为20.3%，非中间阶层的比例为14.4%。在参加体育社会组织的成员中，非中间阶层参与的频率要稍高于中间阶层，这一群体中有32.8%的人1周参加几次，32.8%的人1周1次，23.4%的人1月1次，而在中间阶层中则有18.3%的人1年参加1次，参与的频率非常低。从数据上来看，中间阶层参与体育社会组织的整体比例要高于非中间阶层，但是在这些参与的人当中，人们参与的频率却要低于非中间阶层。
3.2.5 中间阶层喜爱的体育活动状况
表6显示了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状况。可以看出，中间阶层参与体育活动项目的范围要高于非中间阶层，足球、高尔夫、骑马等项目，非中间阶层参与的概率都为零。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经常参加活动的前2位均是散步与跑步，处于第3位的分别是广场舞和羽毛球。在所有参加的体育项目中，羽毛球、乒乓球、游泳、徒步运动项目都有一定数量人员的参与基础，而对于足球、网球、漂流、登山等项目，参与度均非常低。从以上数据可见，无论是中间阶层还是非中间阶层，最喜爱的运动就是散步，这样一个无需专门休闲运动空间的体育活动，从满足人们基本休闲运动的角度来说，这无疑降低了政府或者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难度；但是从人们休闲运动的广泛性上来说，则需要政府进一步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积极培育人们广泛参与的民情条件。
4 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的国际比较
由于至今没有在全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统一开展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的调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的调查项目，因此很难找到一份可在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体育活动参加状况的调查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各个国家不同部門的公开调查报告，由于数据的有限性，主要比较各个国家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及最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必须说明的是，国外的调查对象范围是全民调查，能够代表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但是本次调查中的第2阶段调查，主要是以“抓取”中间阶层为主要目的，因此，更加能够代表上海地区中间阶层的参与状况，2份数据的比较最终呈现的是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状况与其他国家全民的体育参与情况。
4.1 中外参加体育休闲活动频率的比较
各个国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情况如图1所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被定义为1周至少参加1次体育活动的频率。从整理的国外调查数据可知，上海市中间阶层经常参加休闲体育的比例为66.1%，美国、澳大利亚稍低于中国，在60%左右；英国和新加坡的比例在50%左右，日本经常参与率最低，仅为45.5%。以上数据说明的是除中国的调查数据以外，其他国家的调查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所有阶层，澳大利亚的调查对象是15岁以上的人口，新加坡是13岁以上的人口，日本是10岁以上人口，英国的数据在2008年以后则包括5岁以上的人口，美国的体育运动委员会（PAC）调查则包括6岁以上的人口，本次调查的人口年龄在18岁至65岁。虽然数据具有以上的异质性，但是还是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发现，上海市中间阶层中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比例已经高于几个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也说明经过健康体育活动的推广与建设，中间阶层开始日益关注自我的身体健康，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体育政策的积极引导效果非常明显。
4.2 中外最喜欢体育活动项目的比较
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必然塑造具有异质性的生活方式，人们所喜爱的休闲体育活动也有所不同。从表7中可以看到，亚洲国家普遍喜欢步行或者跑步等非剧烈性的运动。例如：在中国和新加坡，人们最喜欢的体育运动都是步行和跑步；在日本，人们也更倾向于选择跑步作为主要的运动方式，同时也有人选择轻体操；而在美国，人们更加喜欢游泳和野外宿营；在英国，人们则选择游泳；在澳大利亚，人们除了选择跑步，还较喜欢足球。与英国、美国的大众体育参与项目相比，在中国、日本、新加坡，人们参与的运动项目明显比较单一，这也和体育运动在整个文化传统中的认识有关，亚洲国家明显更加强调勤劳节俭持家的传统，对于体育的态度更加消极，而欧美国家的人们更加强调生活的独立自主性，也更加认同体育对于生活的积极意义。
5 结论
5.1 中间阶层体育参与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建设目标，努力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都、国内外重要的体育资源配置中心及充满活力的体育科创型城市。面对人们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日益扩大，需要加强对于市民不同阶层的体育文化需求的研究，这将会进一步聚焦和细化面向不同阶层的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导向，在具体问题和具体政策上因时因地制宜，从而发挥政策的最优效果。
根据《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到总人口比重的40.8%，与世界体育参与的数据比较，仍然低于最低参与率的日本5百分点，也就是说，从全民的角度来看，上海市整体的体育参与率仍然很低，依然落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从上海市的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率来看，经常参与体育的人数比例已经高于美国的整体参与率，达到了整体的66.1%。这也说明上海市的中间阶层已经为整个城市的体育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群体的体育参与热情比较高涨。从休闲体育消费的支出上来看，中间阶层也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有41.1%的人休闲体育全年消费在1万元至10万元，休闲体育消费的增长。表明休闲体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日益认同休闲体育在塑造新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意义中的重要作用。
大健康理念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无疑为上海的全球体育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中间阶层的迅速扩张，也为体育城市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5.2 中间阶层体育参与面临的困境
根据本次调查数据分析，虽然中间阶层的体育参与比例较高、群众基础较好，但是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发展问题。首先，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休闲参与的频率与休闲时间上，并没有形成明显阶层差异，显然中间阶层中有更多的人愿意花费更多的金钱在休闲体育上；但是在参加的频率和时间上也说明了中间阶层很难在时间上保证自身在休闲体育上的“承诺”，虽然他们认同休闲体育对于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在工作生活之外，安排更多的时间在休闲体育上，是今后一段时间制约中间阶层参与休闲体育的重要瓶颈。其次，参与体育项目的单一性。从人们最热爱的体育项目调查中发现，在亚洲国家人们参与体育方式单一。在中国、日本和新加坡，人们最喜爱的运动都是散步和跑步；而反观英国和美国，水上运动和户外运动都具有较高的接纳程度，游泳、露营及自行车在全社会都具有很高的参与度。如何进一步培养中间阶层的爱好范围，提高中间阶层在大众参与率低的小众项目中的参与度，也是建设全球体育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6 对策
加强对于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状况的研究，不仅在于中间阶层对于体育运动具有较大的渴望与需求，还在于中间阶层对于整个社会大众休闲体育的参与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邵雪梅等认为中间阶层具有引领休闲体育时尚、拉动休闲体育消费及塑造新的休闲体育方式的重要作用[21]。上海作为第三产业发达的城市，中间阶层的比例和集中程度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仇立平[9]认为上海市区已经形成以中间阶层为主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中间阶层休闲体育参与的服务工作，将是上海市整个体育政策重要的抓手和切入点。本次调查数据呈现了一个上海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的基本状况，虽然中间阶层的体育休闲频率或者休闲开支都具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潜力、培植完善的休闲体育服务市场，则需要进一步思考。结合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处理好不同的发展关系，整合市场、社会的力量，使其与政府的规划政策一起形成合力，是建设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必须加以考量的问题。
6.1 加强差异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处理好体育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促进体育消费、加快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必然成为整个体育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邵雪梅等认为中间阶层是一个具有“有效支付能力”的阶层[22]。Fletcher认为职业中产阶级对冒险性体育运动具有天生的喜好，是他们暂时逃避职业规训与工作压力的手段[23]。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中间阶层的体育消费已经明显高于非中间阶层，将近有一半的人1年的消费总额在1万元至10万元，他们具有明确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但是他们的消费动机却与非中间阶层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更加注重体育消费品的质量和档次，具有高雅品味的消费活动对于他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如果将体育产业政策仅聚焦在大众体育、群众体育的需求上，必然不能刺激中间阶层的消费欲望，与非中间阶层公共服务所强调的普遍性、公共性、可及性不同，中间阶层追求的是市场服务的差异化、强调产品的区隔性，通过消费活动来塑造自身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中产阶层追求独特生活品味与格调的重要目的[24]；因此，在强调市场主体培育的同时，必须强调差别化市场主体的重要性，鼓励不同的市场主体开发不同的休闲体育运动项目，对于市场需求小及开发难度大的项目，给予适当的财政政策支持，形成大众体育需求基本满足、小众体育需求有效供给的局面。
6.2 注重热爱体育的民情培育，处理好政府政策制定和大众主动接纳的关系
在健康中国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结果；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市的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则还需要在政策之外，寻找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加快制度目标的实现。依据调查数据，上海市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率已经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间阶层与非中间阶层在休闲时间、频率上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差别，说明中间阶层的休闲体育参与状况依然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此背景下，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大众热爱体育的文化生态建设，使体育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良好的体育文化生态建设的重要抓手主要有2个方面：1）加强重要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开展，通过重要赛事的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来，了解体育，从而热爱体育。上海网球大师赛、F1国家大奖赛、世界游泳锦标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等的举办，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人们的参与热情也逐渐高涨。2）依托大数据下的智慧城市建设，改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宣传工作，中间阶层是在智能时代使用虚拟网络最为积极的一个群体，如何在网络中分享体育参与的信息，形成一个人人分享体育参与的社区氛围，对于提高中间阶层的参与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国际著名赛事的开展及文化媒介的建设，最终构建一种积极热爱体育、拥抱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体育氛围。
6.3 改善个体参与体育的组织工作，处理好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深入，人们开始走向市场社会，自由选择的机会增加，但是个体之间的连接程度却开始弱化，呈现出一种碎片化、“个体化”的状态[25]。在此背景下，人们原有的社会连接网络开始遭到破坏，而在工作之外新的连接网络还没有形成，人们体育参与状态从单位组织走向了市场和社会。从调查数据可知，中间阶层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中都是独自一人可以完成的，例如散步、跑步、游泳等项目。如何改变这种参与体育项目的涣散状态，从而使更多的人参加集体性项目，需要进一步加快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处理好个人体育与团体体育的关系。因为参与体育的方式是影响人们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和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人们体育生活方式的组织建设，是人们形成稳定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促进力量，也是加强社区建设、增强基层社区活力的重要举措。加强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生活的组织化状态，是培育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举措。由于中间阶层的“弱政治参与”倾向，在社会治理中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很难吸纳这一部分人群参与到当地的社会治理中，而休闲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则为提高这一群体的参与意愿提供了很好的渠道与路径。由于休闲体育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围绕构建大家健康的休闲生活方式而开展活动，更容易让中间阶层接纳和参与进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加强中间阶层的休闲生活的组织状态，不仅是促进休闲体育发展，也是社会治理，特别是促进人们参与意愿，加强社会自身建设，发挥社会整体活力的重要途径。
6.4 适当引入国际著名体育产业集团，处理好国内体育与国际体育的关系
任海认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开启了从市场经济角度认识体育、运作体育的先河，是既有体育组织体系、运作机制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26]。在培育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过程中，要适当引入国际著名体育组织和体育产业集团，他们具有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对于中间阶层的消费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有过长期的跟踪研究，如何挖掘潜在的市场及培育新的市场，国际企业和组织的力量将会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支撑力量。体育市场主体的培育，不仅是市场中提供服务主体的培育，也是市场中消费主体培育的过程，中间阶层作为消费主体的中坚力量，对于他们的休闲体育倾向的研究应是关注的重点。在建立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关系的条件下，引入国外体育社会组织和产业集团，是培育中间阶层体育消费主体的重要途径，也是依托体育产业发展，培植體育文化价值，向人们提供一种体育特有文化体验的重要方式[27]。
在深化改革、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对于中间阶层休闲体育状况进行研究，不仅是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也是认识中间阶层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参与作用的需要。中间阶层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社会职业构成的概念，也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概念，强调不同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群体生活方式的分殊状态，对于这一社会群体性差异的认识，是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断细化与具体化的必然过程。
参考文献：
[1]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2] 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J].江苏社会科学，2008（5）：68.
[3] 梁玉成，张海东.北京、上海、广州社会中间阶层调查报告[C]//李培林.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89.
[4] 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6）：98.
[5] 徐畅.构建中间阶层社区的治理网络：以上海市F小区为例[J].理论界，2012（8）：149.
[6] 洛夫格伦，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7] 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社会，2005（1）：28.
[8] 米尔斯，莱特.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 仇立平.上海社会阶层结构转型及其对城市社会治理的启示[J].国家行政學院学报，2014（4）：45.
[10] 陈传波，白南生，赵延东.适应性区群抽样：研究流动农民工的方法与实践[J].统计研究，2012（5）：100.
[11] BULTER T，SAVAGE M.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M].London：UCLPress Erikson，1995：1-25.
[12]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5.
[13] 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6）：25.
[14] GOLDTHOR P E，JOHN H.“AResponse”，in Consensusand Controversy[M].London：FlamerPress，1990：15-27.
[15] ROBERT，ERIKSON，ROBERT，et al.The Constant Flux：AStudyof Class Mobilityin Industrial Societie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188.
[16] WRIGHT E O.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in Class Analys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5.
[17] 李路路，王宇.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状况[J].江苏社会科学，2009（1）：34.
[18] 马德浩，季浏.阶层构成多元化背景下促进中国不同阶层体育消费市场开发的策略[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41）：60.
[19] 申亮，肖焕禹.不同社会阶层居民体育消费行为的研究：以上海市阶层地位影响消费行为的社会调查为案例[J].体育与科学，2006（6）：56.
[20] 顾红，张旭东，申亮.上海中间阶层群体体育休闲特征的社会学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5）：12.
[21] 邵雪梅，徐莉，肖焕禹.中产阶层的成长对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影响[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5）：532.
[22] 邵雪梅，肖焕禹.我国城市中间阶层体育休闲消费特征的实证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100.
[23] FLETCHER R.Livingontheedge：The appeal ofrisk sports forth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J].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2008（3）：310.
[24] 王建平.“品味阶层”：现实抑或表象[J].学术论坛，2007（1）：134.
[25]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6] 任海.论体育产业对中国体育发展的影响[J].体育科学，2015（11）：13.
[27] 侯迎锋.刍议体育产业发展的“元问题”[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28（3）：215.
